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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彭德怀、王稼祥等都是在延安喜结良缘，留下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在洞房里讲党课”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3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地在他们之间发生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请来，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合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就像黄土地一样的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歲。”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的陕北高原已是秋意浓浓。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四十，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会议期间，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因为是茶话会，主持人发言后便是与会者的自由交谈。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
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于是，他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有些局促地回道：“我叫浦安修。”
“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将手一摆，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
“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点头作答：“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她少年失母，父亲续弦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热烈，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当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地赞同，说：“现在，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挥挥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前，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的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之类。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主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若是别人，参加婚礼的人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彭大将军素来威严，没人敢闹。
从相识到结婚，一共只有十来天的时间。直率、简洁、不拖泥带水，这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战争更以它独特的威力简化了一切可以精简的程序。
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严于律己，浦安修也是自强自立，她把情爱深藏在心底，坚持“星期六制度”——每到星期六晚上，才匆匆来到彭德怀身边，星期天洗衣服、打扫卫生，帮彭德怀整理好一切，然后匆匆地赶回机关去，留下一片柔情和温馨。
“戒掉烟才同意结婚”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医疗保健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明星”。
一天上午，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与王稼祥在会场外散步，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热情地与朱仲丽打招呼，并向王稼祥介绍：“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您好！”
王稼祥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
毛泽东立刻察觉到其中的奥妙：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于是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没过多少天，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出诊箱就来到了姐姐朱仲芷家。
一进窑洞，朱仲芷就高兴地说： “小妹，你来了就好，正等着你呢？”
“怎么，是谁生病了吗？”朱仲丽一边说一边取听诊器。
肖劲光见状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说着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朱仲丽把信封打开，有一张纸条，写着这样的文字：
肖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朱仲丽看完信，脸一下就红了。
姐妹俩来到杨家岭王稼祥的窑洞时，王还在办公桌前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家姐妹，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 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10分钟， 便因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不得不起身告辞。
之后，朱仲丽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还在简易球场打了一次网球。在数次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可是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肖劲光感到着急。姐姐忍不住催问进展情况。
朱仲丽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姐呀，你不知道，我是怕配不上人家。”
朱仲芷“撲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朱仲芷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路上遇到了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
李富春说：“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
“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
在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王稼祥腹部受伤，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条件，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
朱仲丽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竟成了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了，他与朱仲丽的关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 作者：刘明钢）
“在洞房里讲党课”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3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地在他们之间发生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请来，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合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就像黄土地一样的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歲。”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的陕北高原已是秋意浓浓。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四十，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会议期间，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因为是茶话会，主持人发言后便是与会者的自由交谈。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
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于是，他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有些局促地回道：“我叫浦安修。”
“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将手一摆，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
“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点头作答：“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她少年失母，父亲续弦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热烈，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当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地赞同，说：“现在，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挥挥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前，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的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之类。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主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若是别人，参加婚礼的人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彭大将军素来威严，没人敢闹。
从相识到结婚，一共只有十来天的时间。直率、简洁、不拖泥带水，这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战争更以它独特的威力简化了一切可以精简的程序。
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严于律己，浦安修也是自强自立，她把情爱深藏在心底，坚持“星期六制度”——每到星期六晚上，才匆匆来到彭德怀身边，星期天洗衣服、打扫卫生，帮彭德怀整理好一切，然后匆匆地赶回机关去，留下一片柔情和温馨。
“戒掉烟才同意结婚”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医疗保健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明星”。
一天上午，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与王稼祥在会场外散步，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热情地与朱仲丽打招呼，并向王稼祥介绍：“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您好！”
王稼祥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
毛泽东立刻察觉到其中的奥妙：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于是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没过多少天，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出诊箱就来到了姐姐朱仲芷家。
一进窑洞，朱仲芷就高兴地说： “小妹，你来了就好，正等着你呢？”
“怎么，是谁生病了吗？”朱仲丽一边说一边取听诊器。
肖劲光见状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说着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朱仲丽把信封打开，有一张纸条，写着这样的文字：
肖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朱仲丽看完信，脸一下就红了。
姐妹俩来到杨家岭王稼祥的窑洞时，王还在办公桌前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家姐妹，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 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10分钟， 便因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不得不起身告辞。
之后，朱仲丽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还在简易球场打了一次网球。在数次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可是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肖劲光感到着急。姐姐忍不住催问进展情况。
朱仲丽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姐呀，你不知道，我是怕配不上人家。”
朱仲芷“撲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朱仲芷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路上遇到了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
李富春说：“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
“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
在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王稼祥腹部受伤，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条件，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
朱仲丽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竟成了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了，他与朱仲丽的关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 作者：刘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