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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花了六千多字，为一群亡命之徒立传，尤其细致地描写了矢志刺杀秦王的荆轲的生平和性格。为了阻止秦王嬴政吞并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荆轲决定接受燕国太子的邀请，前去刺秦。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仔细设计接近秦王的方式，但始终不能稳操胜券。众所周知，刺客面前是一条不归之路。荆轲动身赴秦的时候，燕人在易水边为他送行。他的音乐家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满座衣冠似雪。太史公说，送行者听了荆轲的歌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多年后，岳飞提笔写下悲壮的《满江红》时，“怒发冲冠”这个著名的开篇，正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不管易水之别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出于司马迁的想象，都无疑是一座文学的丰碑。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高渐离等著名刺客一样，荆轲只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最终未能逆转形势的失败者。荆轲的故事充满了不幸。政治刺客的下场总是很悲惨——他们刺杀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必定横死。但历史的讽刺却在于，借助司马迁的不朽史笔，小人物和失败者获得了不朽。200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帝国一次次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又溃散，曾经像神话一样的帝王业绩都已经灰飞烟灭，几名刺客的故事却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 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自从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条，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细节决定成败
长江向东南流至九江，在鄱阳湖区拐了一个深深的U形大弯，由此流向东北。安庆只是个小城，但因为坐落在九江和南京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天平天国时期，安庆是太平军拱卫南京的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1860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部湘军在距离安庆不远的太湖和怀宁两县各设一座大营，围攻安庆。双方血战数月，湘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这是战事的重要转折点。曾国荃夺取安庆之后，由这里顺江而下，进击南京，就可以与江苏的李鸿章和浙江的左宗棠互成掎角之势。4年后，曾氏兄弟终于攻进了南京。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將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研究者对徐锡麟的成功啧啧称奇。虽然同志们传说他“枪法入神”，但此事有颇多可疑之处，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杀死恩铭，并不是因为枪法好，而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绍兴是一座古城，战国时期就是越国的首都。这里上演过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到魏晋时期，绍兴得到了高度开发，变得非常繁荣，并成功地将这种繁荣保持了一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夹在通商口岸宁波和省会杭州之间，绍兴的地位才急剧下降，变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城市。
和吴樾的家乡桐城一样，绍兴的文风鼎盛，出过很多著名的文人。近代浙江是激进思想的摇篮。一些著名的浙江文人同时也是革命家——比如著名的章太炎（他是余杭人），而绍兴人蔡元培考中进士之后，本来在北京的翰林院里担任编修，却做出了一个极其离经背道的举动：辞官回乡，组织会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
浙江文人大胆的议论和出格的举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仿效。吴樾就是章太炎的粉丝，遗书中对章太炎的担忧和期许，远胜过他对妻子的关切。徐锡麟生前的名气当然比不上这些名动全国的乡贤，但也并非默默无闻。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流传。徐锡麟的家境比吴樾好，但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他的朋友中的确有些富家子弟，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背后赞助他的革命事业。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名称是章太炎定的，意思当然是要驱除满人，光复汉族的统治。
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分别以浙江人、湖南人和广东人为主，1905年在日本共同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统一组织，但老会党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实际上各行其是的成分更多。兴中会的发展重点在两广，华兴会深耕两湖，光复会的人脉和动作，就主要集中在江浙，尤其集中在绍兴。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满座衣冠似雪。太史公说，送行者听了荆轲的歌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多年后，岳飞提笔写下悲壮的《满江红》时，“怒发冲冠”这个著名的开篇，正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不管易水之别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出于司马迁的想象，都无疑是一座文学的丰碑。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高渐离等著名刺客一样，荆轲只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最终未能逆转形势的失败者。荆轲的故事充满了不幸。政治刺客的下场总是很悲惨——他们刺杀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必定横死。但历史的讽刺却在于，借助司马迁的不朽史笔，小人物和失败者获得了不朽。200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帝国一次次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又溃散，曾经像神话一样的帝王业绩都已经灰飞烟灭，几名刺客的故事却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 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自从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条，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细节决定成败
长江向东南流至九江，在鄱阳湖区拐了一个深深的U形大弯，由此流向东北。安庆只是个小城，但因为坐落在九江和南京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天平天国时期，安庆是太平军拱卫南京的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1860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部湘军在距离安庆不远的太湖和怀宁两县各设一座大营，围攻安庆。双方血战数月，湘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这是战事的重要转折点。曾国荃夺取安庆之后，由这里顺江而下，进击南京，就可以与江苏的李鸿章和浙江的左宗棠互成掎角之势。4年后，曾氏兄弟终于攻进了南京。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將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研究者对徐锡麟的成功啧啧称奇。虽然同志们传说他“枪法入神”，但此事有颇多可疑之处，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杀死恩铭，并不是因为枪法好，而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绍兴是一座古城，战国时期就是越国的首都。这里上演过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到魏晋时期，绍兴得到了高度开发，变得非常繁荣，并成功地将这种繁荣保持了一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夹在通商口岸宁波和省会杭州之间，绍兴的地位才急剧下降，变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城市。
和吴樾的家乡桐城一样，绍兴的文风鼎盛，出过很多著名的文人。近代浙江是激进思想的摇篮。一些著名的浙江文人同时也是革命家——比如著名的章太炎（他是余杭人），而绍兴人蔡元培考中进士之后，本来在北京的翰林院里担任编修，却做出了一个极其离经背道的举动：辞官回乡，组织会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
浙江文人大胆的议论和出格的举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仿效。吴樾就是章太炎的粉丝，遗书中对章太炎的担忧和期许，远胜过他对妻子的关切。徐锡麟生前的名气当然比不上这些名动全国的乡贤，但也并非默默无闻。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流传。徐锡麟的家境比吴樾好，但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他的朋友中的确有些富家子弟，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背后赞助他的革命事业。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名称是章太炎定的，意思当然是要驱除满人，光复汉族的统治。
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分别以浙江人、湖南人和广东人为主，1905年在日本共同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统一组织，但老会党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实际上各行其是的成分更多。兴中会的发展重点在两广，华兴会深耕两湖，光复会的人脉和动作，就主要集中在江浙，尤其集中在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