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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年迈的赌王何鸿坐着轮椅穿梭于各房家中度岁，同时不忘与律师高国骏两度会面。何鸿目前有三房太太和17个子女在世，这位澳门首富家庭的大家长，自2009年因摔倒而从脑内取走一块血块后，便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直至2011年1月底何家公开上演争产风波。
在赌王还健康清醒时，他以“一房一‘国’”“隔离法”等方式，让妻子儿女相安无事，但当健康有问题时，一切就都失控了。
对一个“处在生命边缘”的老人来说，此次分家析产更像一场悲剧故事。而何家争产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华人企业封闭传承产生的诸多病症。
何门内斗
曾垄断澳门博彩市场40年之久的何鸿，现在依旧控制着这个全球盈利最高的博彩市场的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在赌王财富的最高峰时，他控制着5000亿港元资产，个人财富700亿港元。
何鸿是华东三院前主席、香港富商何世光之子。家道中落后靠白手起家再度成为港埠富商，但他得以成为一代枭雄的转折出现在1961年。那一年，40岁的何鸿联合霍英东、叶德利、叶汉合组的财团，在距截标时间5分钟前上交标书，以316.7万港元的价格，仅比竞争对手持牌财团泰兴公司的出价高出1.7万元，赢得赌场专营权，也从此开启了何鸿对澳门赌业垄断经营的40年。在2002年之前，何鸿的旗舰公司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是澳门唯一的赌场运营商。
在澳门，首富何鸿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何鸿旗下赌场每年投注额超过1300亿港币，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倍，每年上缴给澳门特区政府的税收超过40亿港币，占澳门特区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
2006年澳门超越拉斯韦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2010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为235亿美元，是拉斯韦加斯的近4倍。
何鸿的遗产继承方案之争，其实早在澳博控股2008年7月上市时即已开始，上市的好处是能够将管理层和所有权分开。何鸿势必对今日局面已有预料，才有当年将澳博控股上市的决定，只不过他万万猜不到自己会中风。
尽管何赌王拥有英国、伊朗、中国和犹太四国基因混血，但他还是决定遵从中国的传承方式，将白手创建的商业帝国留给自己的家族成员。何鸿曾说过，他尽管有着西方血统，骨子里信奉的却是不折不扣中国传统“家天下”思维，笃信“多子多孙多福气”，后来更让多名妻子儿女都进入企业，各自拥有可以角力的资源。
2009年7月，87岁的何鸿在家中因中风晕倒撞伤头部，入医院接受开颅手术，分割家产事宜从此紧锣密鼓加快酝酿。
过去数周内，赌王四房间纷争终于在公开化。几房妻子、子女为了争产闹得不可开交，何鸿根本无力阻止，连公开谈话都前言不对后语，明显为人所操控摆布。
何鸿会如何在子女之间拆分自己的博彩帝国现在尚不清楚。何家争产甚至惊动了澳门特区政府。甚至有声音认为，这场争产风波是“在澳门主权回归中国11年后，另一场可能对澳门带来重大影响的交接”。
并非个案
家族企业接班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不过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华人地区，家族企业接班问题往往拖得更久、更易产生激烈纷争。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及对培养未来接班人可选择对象的需求，不少香港富豪对开枝散叶高度重视。霍英东共娶了3位妻子育有子女13人。现在的霍氏家族中，只有“震”字系子女从事商业，文字系和显字系子女在霍英东的要求下，纷纷向法律、医生等专业人士方面发展。
香港首富李嘉诚有李泽钜和李泽楷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有3女1子；次子李泽楷与女友梁洛施已生下3个儿子。被称为香港股神的恒基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兆基有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次子李家诚娶香港影星徐子淇后，迅速生下两个女儿，目前仍在着手生育计划。而长子李家杰至今尚未娶妻，但通过在美国寻找代母，借腹产子，一口气生下三胞胎。
子女众多让华人家族企业在继承问题上往往纠葛频发。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有可能出现争家产的富豪家族，起码还有十多个。如何继承与分割他们名下的巨额财富将是处于香港经济“中流砥柱”地位的系列家族无法回避的问题。
2010年10月，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新鸿基地产发生内讧，控股的郭氏家族的长子郭炳湘被剔除出了控制公司股权的信托基金受益人的名单，郭炳湘的两个弟弟，郭炳江和郭炳联接掌了已故父亲创办的这家地产公司。
郭得胜，这位新鸿基的创始人，曾在公司外墙上刻下“鸿基永固”四个大字来不断警醒自己和接班人。为维护家族利益，为避免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支离破碎，他费尽心机地以家族信托基金的形式，把新鸿基的控股权“捆绑”起来。但在老先生故去十数年后，他的担忧还是成了现实。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研究了1987年到2005年间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217个家族继承案例。他发现，在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代际变更的前5年和后1年，经市场调整的公司股价平均下跌56%。
华人社会向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香港大型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现象相当明显，家族企业内部层出不穷的意见纷争、裙带关系、兄弟反目以及产权稀释，都似乎证明其不可避免。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全球化的经济趋势下，国内市场已不是他们的天下，家族企业占领的市场正日益开放，本地企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因此，小股东对更好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呼声也见涨。
不谈死亡、不给外人
围绕何鸿赌场帝国控制权的争吵，暴露了投资于亚洲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在亚洲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企业。香港70%以上的上市公司要么由创始人控制，要么由创始人家族的成员控制。
香港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这种局面“正是家族企业让人担心的地方，有些家族把自身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他们似乎把公司当作私人的”。
香港首富李嘉诚年已83岁，仍管理着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两家旗舰公司。第二富豪李兆基也已83岁，掌舵恒基兆业地产34年之久。与中国多数传统的家族一样，这两位商业巨子均属意由长子李泽钜和李家杰接班。李嘉诚在自传中曾透露，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
虽然香港许多家族企业都有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但最后拍板的，通常是控股家族。
“中国人比较忌讳谈论死亡。”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区玉辉对说。他指出，一般认为，当老一辈还在世时，制定接班人计划不太合适。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
同时，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国际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应付各种潜在风险的正式机制，香港企业在多方面的风险管理上都有充足准备，包括处理企业策略风险、主要客户流失，面对行业条例更改等，表现均冠全球，唯忽略“企业承继”的计划。在规划继承发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香港企业有计划。
巴菲特曾将家族企业的延续比作“让2000年的奥运游泳冠军去赢2020年的游泳比赛”。
全球化令企业面对的竞争越来越大，后人能否担当管理庞大家族企业的重任已成了一个大问题。但事实上，不少企业继承人都难以招架。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曾经被认为是电信界的神童——2000年，他收购了英国大东电报局的香港电讯业务。可是不到3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李泽楷旗下的电讯盈科的市值缩水96％。
赌王现有的子女中，政商能力都无法与他比拟，造成江山难以为继的困局。
“家族企业创办人有两种方法为其财产增值，这在资产表上体现不出来。一方面，他们的声誉确保银行愿意为其公司贷款；另一方面，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经常让他们有利可图。可惜的是，这些影响力很难传给他的子女们。” 范博宏说。
现在许多华人富豪把下一代送往欧美最有名的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却发现子女的学院训练和他们的经营传统格格不入，第二代尽管娴熟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却往往无法和父亲一样掌握国内政商环境。尽管受过良好的训练，新一代的管理者却无法洞悉政治的玄机，更无法像父辈那样长袖善舞。
“这场游戏并不仅仅是关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实现企业联合。老一辈人经常和政治家们打交道，从中获得经验。”《亚洲教父》一书的作者乔.史塔威尔认为，这种经验“不是你在哈佛可以学到的”。
通用电气前行政总裁杰克.韦尔奇，曾花8年时间在30多人中挑选1名接班人，最后的获选者更是一开始属于不被看好的那个。反观香港的企业，来来去去只在两三名儿子中挑选继承人，成功的比率又怎会高呢？★
在赌王还健康清醒时，他以“一房一‘国’”“隔离法”等方式，让妻子儿女相安无事，但当健康有问题时，一切就都失控了。
对一个“处在生命边缘”的老人来说，此次分家析产更像一场悲剧故事。而何家争产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华人企业封闭传承产生的诸多病症。
何门内斗
曾垄断澳门博彩市场40年之久的何鸿，现在依旧控制着这个全球盈利最高的博彩市场的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在赌王财富的最高峰时，他控制着5000亿港元资产，个人财富700亿港元。
何鸿是华东三院前主席、香港富商何世光之子。家道中落后靠白手起家再度成为港埠富商，但他得以成为一代枭雄的转折出现在1961年。那一年，40岁的何鸿联合霍英东、叶德利、叶汉合组的财团，在距截标时间5分钟前上交标书，以316.7万港元的价格，仅比竞争对手持牌财团泰兴公司的出价高出1.7万元，赢得赌场专营权，也从此开启了何鸿对澳门赌业垄断经营的40年。在2002年之前，何鸿的旗舰公司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是澳门唯一的赌场运营商。
在澳门，首富何鸿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何鸿旗下赌场每年投注额超过1300亿港币，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倍，每年上缴给澳门特区政府的税收超过40亿港币，占澳门特区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
2006年澳门超越拉斯韦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2010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为235亿美元，是拉斯韦加斯的近4倍。
何鸿的遗产继承方案之争，其实早在澳博控股2008年7月上市时即已开始，上市的好处是能够将管理层和所有权分开。何鸿势必对今日局面已有预料，才有当年将澳博控股上市的决定，只不过他万万猜不到自己会中风。
尽管何赌王拥有英国、伊朗、中国和犹太四国基因混血，但他还是决定遵从中国的传承方式，将白手创建的商业帝国留给自己的家族成员。何鸿曾说过，他尽管有着西方血统，骨子里信奉的却是不折不扣中国传统“家天下”思维，笃信“多子多孙多福气”，后来更让多名妻子儿女都进入企业，各自拥有可以角力的资源。
2009年7月，87岁的何鸿在家中因中风晕倒撞伤头部，入医院接受开颅手术，分割家产事宜从此紧锣密鼓加快酝酿。
过去数周内，赌王四房间纷争终于在公开化。几房妻子、子女为了争产闹得不可开交，何鸿根本无力阻止，连公开谈话都前言不对后语，明显为人所操控摆布。
何鸿会如何在子女之间拆分自己的博彩帝国现在尚不清楚。何家争产甚至惊动了澳门特区政府。甚至有声音认为，这场争产风波是“在澳门主权回归中国11年后，另一场可能对澳门带来重大影响的交接”。
并非个案
家族企业接班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不过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华人地区，家族企业接班问题往往拖得更久、更易产生激烈纷争。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及对培养未来接班人可选择对象的需求，不少香港富豪对开枝散叶高度重视。霍英东共娶了3位妻子育有子女13人。现在的霍氏家族中，只有“震”字系子女从事商业，文字系和显字系子女在霍英东的要求下，纷纷向法律、医生等专业人士方面发展。
香港首富李嘉诚有李泽钜和李泽楷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有3女1子；次子李泽楷与女友梁洛施已生下3个儿子。被称为香港股神的恒基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兆基有两个儿子李家杰、李家诚。次子李家诚娶香港影星徐子淇后，迅速生下两个女儿，目前仍在着手生育计划。而长子李家杰至今尚未娶妻，但通过在美国寻找代母，借腹产子，一口气生下三胞胎。
子女众多让华人家族企业在继承问题上往往纠葛频发。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有可能出现争家产的富豪家族，起码还有十多个。如何继承与分割他们名下的巨额财富将是处于香港经济“中流砥柱”地位的系列家族无法回避的问题。
2010年10月，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新鸿基地产发生内讧，控股的郭氏家族的长子郭炳湘被剔除出了控制公司股权的信托基金受益人的名单，郭炳湘的两个弟弟，郭炳江和郭炳联接掌了已故父亲创办的这家地产公司。
郭得胜，这位新鸿基的创始人，曾在公司外墙上刻下“鸿基永固”四个大字来不断警醒自己和接班人。为维护家族利益，为避免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支离破碎，他费尽心机地以家族信托基金的形式，把新鸿基的控股权“捆绑”起来。但在老先生故去十数年后，他的担忧还是成了现实。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研究了1987年到2005年间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217个家族继承案例。他发现，在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代际变更的前5年和后1年，经市场调整的公司股价平均下跌56%。
华人社会向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香港大型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现象相当明显，家族企业内部层出不穷的意见纷争、裙带关系、兄弟反目以及产权稀释，都似乎证明其不可避免。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全球化的经济趋势下，国内市场已不是他们的天下，家族企业占领的市场正日益开放，本地企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因此，小股东对更好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呼声也见涨。
不谈死亡、不给外人
围绕何鸿赌场帝国控制权的争吵，暴露了投资于亚洲企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在亚洲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企业。香港70%以上的上市公司要么由创始人控制，要么由创始人家族的成员控制。
香港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这种局面“正是家族企业让人担心的地方，有些家族把自身凌驾于董事会之上，他们似乎把公司当作私人的”。
香港首富李嘉诚年已83岁，仍管理着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两家旗舰公司。第二富豪李兆基也已83岁，掌舵恒基兆业地产34年之久。与中国多数传统的家族一样，这两位商业巨子均属意由长子李泽钜和李家杰接班。李嘉诚在自传中曾透露，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即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
虽然香港许多家族企业都有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但最后拍板的，通常是控股家族。
“中国人比较忌讳谈论死亡。”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区玉辉对说。他指出，一般认为，当老一辈还在世时，制定接班人计划不太合适。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
同时，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国际问卷调查显示，对于应付各种潜在风险的正式机制，香港企业在多方面的风险管理上都有充足准备，包括处理企业策略风险、主要客户流失，面对行业条例更改等，表现均冠全球，唯忽略“企业承继”的计划。在规划继承发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香港企业有计划。
巴菲特曾将家族企业的延续比作“让2000年的奥运游泳冠军去赢2020年的游泳比赛”。
全球化令企业面对的竞争越来越大，后人能否担当管理庞大家族企业的重任已成了一个大问题。但事实上，不少企业继承人都难以招架。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曾经被认为是电信界的神童——2000年，他收购了英国大东电报局的香港电讯业务。可是不到3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李泽楷旗下的电讯盈科的市值缩水96％。
赌王现有的子女中，政商能力都无法与他比拟，造成江山难以为继的困局。
“家族企业创办人有两种方法为其财产增值，这在资产表上体现不出来。一方面，他们的声誉确保银行愿意为其公司贷款；另一方面，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经常让他们有利可图。可惜的是，这些影响力很难传给他的子女们。” 范博宏说。
现在许多华人富豪把下一代送往欧美最有名的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却发现子女的学院训练和他们的经营传统格格不入，第二代尽管娴熟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却往往无法和父亲一样掌握国内政商环境。尽管受过良好的训练，新一代的管理者却无法洞悉政治的玄机，更无法像父辈那样长袖善舞。
“这场游戏并不仅仅是关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实现企业联合。老一辈人经常和政治家们打交道，从中获得经验。”《亚洲教父》一书的作者乔.史塔威尔认为，这种经验“不是你在哈佛可以学到的”。
通用电气前行政总裁杰克.韦尔奇，曾花8年时间在30多人中挑选1名接班人，最后的获选者更是一开始属于不被看好的那个。反观香港的企业，来来去去只在两三名儿子中挑选继承人，成功的比率又怎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