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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盛夏的北京酷热难耐，为了避开毒辣的太阳，杨峰一大早就从东直门出发，坐9站地铁，到南三环的刘家窑，拜访中医理论研究泰斗马继兴。
30岁出头的杨峰是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也是中医科学院马继兴传承工作室的传承博士后。如今，定期拜访马继兴，向他请教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核实一些史料、聆听他的教诲已经成为杨峰工作的一部分。
在2009年以前，杨峰从来没有想过，刚过而立之年的自己竟能有机会跟随马继兴这样的中医文献研究泰斗学习。
这样的机会得益于近年开展起来的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计划。至今，国家已为该计划投入了4.77亿元专项经费，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立了1016个中医传承工作室。
在中医大师云集、中医高层次人才汇聚的北京等大城市，这项计划确实发挥了传承名医学术精要、培养中医人才的作用，但在基层还很多问题和困难要克服和面对。
缺乏平台的传承
1956年，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名中医汇聚北京，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医药大学。自此，中国的中医教育开启了院校教育的时代。
“在此之前几千年的时间里，师徒传承、跟师学习一直是中医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以下简称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徐春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医院校教育制度建立之后，很快成为培养中医人才的主要途径。
“在中医院校教育发展的同时，跟师学习的传统模式却被逐渐淡化。”徐春军说。他认为，中医院校教育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过于重视理论、科研和实验，“这并不符合中医自身的学科特点”。
中医讲究整体，讲究各个学科的融会贯通，更讲究长时间、大量临床经验的积累。仅以中医诊脉来说，近百种脉象的分辨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掌握。“这些显然不是短短5年的中医院校教育能完成的。”徐春军说，没有20年的工夫，是磨不出来一个合格的中医医生的。
所以，很多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中医院则只能靠50岁以上、掌握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支撑着。
一些医院看到了问题，也尝试进行改变。
北京中医医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从房山等郊区招了一批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十多人的徒弟班，每人跟一位师傅。“他们中跟师时间长的有20多年。”徐春军介绍说，所以这一批医生虽然学历不高，理论素养有限，但每个人的医术都非常过硬。
但是，就整个行业而言，中医传承始终缺乏一个良好的平台。且跟师医生受学历影响，在职称评定、上升空间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些“没有名分”的事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医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离不开传统的师徒传承。但是，长期以来，名老中医的医术传承无固定的、相对完善的场所和相对稳定的继承、研究团队，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始终处于个人整理、个人继承的工作层面，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基于此，国家先后启动了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探索中医药传承及推广的有效方法。
是医术传承，更是医德传承
“是我的老师和中医传承跟师制度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范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以下简称东直门医院）国际医疗部推拿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也是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孙树椿学术经验的继承人。
孙树椿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正骨”传承人，也是清宫正骨流派的第六代传承人之一。
早在1992年大学毕业前夕，范东就曾师从同是清宫正骨流派第六代传承人之一的臧福科学习中医正骨手法。
2009年，孙树椿和东直门医院的其他3位导师入选第4批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当时，已行医15年的范东便开始跟随孙树椿系统学习清宫正骨。当时跟孙树椿学习的还有东直门医院的其他医生。他们和范东一样，都有十年以上的中医正骨经验，有着自己的临床思考。
这也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选择继承人的标准，“一般继承人是从主治医师起步，还有很多已经都是副教授了。”范东介绍说。
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0年启动的国家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也有类似要求。“对于老一代名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刚毕业的学生很难理解，只有这些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和思考的医生才能深刻领会、传承。”徐春军告诉本刊记者。
跟师之后，范东除了自己正常出门诊之外，每周三上午还要跟老师出门诊，抄药方、写跟师笔记，整理跟师行医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医案。
跟师6年来，范东说他最大的收获是正骨手法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更让他感动的是老师的德行。
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颈椎病患者跑遍了各大医院，得到的建议都是手术治疗，不愿做手术的老人最后找到了孙树椿。 患者的症状描述和影像结果都显示，这是典型的脊髓型颈椎病。范东等一众徒弟还是认为最好进行手术治疗，但孙树椿看了片子之后说，有通过手法配合中药和功能锻炼治愈此类疾病的先例，可以试试。
“这样一个完全符合手术指征的病例，中医正骨治疗难度大、风险大，老师为什么一定坚持手法治疗，当时我们都很不理解。”范东说。
后来，在孙树椿的坚持下，半年的手法配合中药治疗后，患者最终痊愈。
“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师傅之所以坚持，一是对自己的医术很自信，二是考虑到中医治疗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范东感慨道。
还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有些骨伤患者需要脱鞋上医疗床检查，有时候诊室里跟师学习的人多，就会有人不小心把患者的鞋子踢到床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70多岁的孙树椿都会亲自拿出患者的鞋子，摆好、放在床前。
“老师这样在前面做，我们这些学生就这样在后面学，这就是最朴素的传承，也是老师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范东动容地说。
遇见最好的老师
与范东不同的是，杨峰是从事中医理论研究的，而他结识自己的传承导师马继兴，更多的是一种幸运，“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让我在不可能的年纪遇到了最好的老师。”
杨峰第一次知道“马继兴”这个名字，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他还是一名学习针灸文献和理论研究的学生，在一本研究生必读的《中医文献学》教材上，他看到了“马继兴”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中医文献学术泰斗，创建了中医文献学科，是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专家。
“作为从事中医理论研究的后学晚辈，我从来没敢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够师从马老。”杨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2009年，经过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中医科学院在本院范围内开展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工作，杨峰借此成为马继兴的传承博士后。
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科研单位，首批参与其中。马继兴传承工作室作为中医科学院第三批上报的传承工作室获得审批，杨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传承工作室的一员。
与中医临床的传承不同，中医理论研究的传承更多的是要体会老师的学术思想，感悟老师的学术研究精神。
所以杨峰不用跟师出诊、抄药方、写跟师笔记，但是他要研读马继兴的学术著作，总结马继兴中医理论研究的学术特点，并结合自身情况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理论研究推动中医临床技术和效果的改进。
杨峰说，跟随老师几年来，老师的治学态度让他备受震撼。他告诉本刊记者，在马继兴的家里，日常生活用品很少，书很多。卧室里除了一张床，其他地方全都被书籍资料挤满了。阳台的书桌上，永远放着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和一摞摞马继兴做了几十年的剪报。
“有时候，哪怕是几年以后对同一个问题又有了新的感悟，或者看到了新的资料，他都会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写进来，或者剪下补充进来。”杨峰说。“老一辈中医学者对于学术的认真和严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汗颜。”
基层困境
与上述大医院或国家级中医研究机构相比，中医传承工作在基层的运行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是人才之缺。地方中医院行医10年以上的医生资源本身就不充足，而且他们要承担繁重的门诊任务，几乎没有人有多余精力和时间，也很少有人愿意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跟师学艺。
“我们这个工作室只有我一个继承人，医院抽不出人来，也没有人愿意来。”河南某市一家三甲中医医院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负责人康平（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该市另外一家中医医院的退休老中医也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没有人，该院的几个传承工作室也都是形同虚设，“从来没见工作室开过门。”
所以，康平不得不让自己带的研究生参与工作室的医案整理、资料汇编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切身的临床实践和思考，传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一源多流”是中医临床特色优势的体现，也是打造名医和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重要途径。
因此，中医传承还牵涉到学术流派之争的问题。康平告诉本刊记者，从2010年至今，他所在医院先后建立了5个传承工作室，而5个工作室同属一个学术流派，只是分支不同。这就使各个工作室之间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相互掣肘严重，反而成为了传承发展的阻力。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12年启动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就是要整合流派资源，发挥中医学术流派的特色优势，推进中医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即使是在北京这样各种资源汇集的地方，中医传承也面临着效果长期持续保持上的困难。“中医人才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3年建设周期结束之后，如何通过后期的追踪和效果评估保证传承工作的长期延续是一个大问题。”徐春军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