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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舒适导演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我立即给凤凰女士打了电话表示慰问，并说明了想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的心情。但凤凰告诉我，他们已商定：不举行任何仪式，因而，我们都未能去瞻仰他的遗容，向这位我十分钦佩、极其尊敬的老前辈告别。我当然尊重这个决定，虽未能前去向他告别，但他的身影却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第一次见到舒适，大约是1942年。那时，他和言慧珠主演的《逃婚》到扬州瘦西湖拍外景，形成了万人空巷看舒适的热潮。摄制组一行人乘坐黄包车经过我家门口，让我一睹这位我十分景仰的大明星的英姿。在同学中说起此事时，让我在那些与我一样的“影迷”面前立刻“身价百倍”。
18年以后的1960年，我调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但我是场记，他是导演，如果不在同一个摄制组是没有什么接触的。后来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却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我的“待遇”从蹲“羊棚”（即一时难以判断是否为“一斗二批”对象，但又不能享受“革命群众”待遇的人集中“上班”的所在）升级到进“牛棚”（即已成为敌对性质的“走资派”及“三名三高”等审查对象集中“上班”的所在。无论是“羊棚”，还是“牛棚”，都是一种剥夺人权的污蔑性名称）时，我发现，在这里“上班”的不仅有上影厂的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丁一，另一位“走资派”厂长葛鑫，还关着卫禹平、刘琼和舒适。我当时心中想，我陈某人何等荣幸，竟然和这些人同处一室，“造反派”太抬举我了。
舒适不像卫禹平和刘琼。卫禹平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卷在手看半天；刘琼虽然也不时唉声叹气，但也常常会与卫禹平闲扯一番。而舒适则异常沉默，与“文革”前相比几乎变了个人。有时，我见到他在写“交代”时，写着写着把笔一扔，便深深地叹息起来。大家都十分理解，“造反派”不知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难题，让他去做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实事求是，会被“造反派”斥之为“拒不认罪”；解释与说明事实真相，就成为“避重就轻”；而不肯无中生有地出卖他人，则被视为“顽固不化”。他的叹息，自然是他内心纠结的表现，大家虽然对他十分同情，但都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来，只好投以一瞥同情的目光来替代心中的万语千言了。
我与他的合作，并不是在一个摄制组内，共同为一部影片的诞生而实现的，但我们却有过十分愉快的、难以忘怀的三次合作。
贰
我曾经多次担任名作家叶楠撰写电影剧本时的责任编辑，他创作《缘海天涯》时，编辑的任务自然落在我的肩头。叶楠是响应夏衍同志的号召而创作这个剧本的。夏公曾经多次向人说：“一个常书鸿，一个蔡希陶，都很了不起。常書鸿在敦煌坚守了一辈子，蔡希陶在西双版纳奋斗了一生，他们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电影艺术家应该去表现他们。”
1978年的四五月间，叶楠应邀来到上海，入住文学部的招待所。我与他讨论创作打算时，他告诉我，想到西双版纳深入生活，然后写一个反映蔡希陶献身林业事迹的剧本，回应夏公的号召。我当即表示赞成。
作为他的责任编辑，我应该与他一起“下生活”，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顺利进行剧本编辑工作。但当时我手头有另一个剧本进入定稿阶段，难以分身，他只好独自一人去西双版纳了。
一个多月后，他回到上海，居然带回了一个三万五千余字的手稿，封面上赫然出现的四个大字是：缘海天涯。
我花了一整天功夫读他的这部新作，努力寻找剧本的瑕疵，然而，我失败了。这是一个初稿，但同时又是个可以投产的“定稿”本。于是，经文学部和厂部审看，批准了我撰写的关于《缘海天涯》可以定稿投产的报告，可以由导演接手进入摄制的筹备阶段了。
这部作品的导演任务落到了舒适肩头，我与叶楠和舒适进行了数次见面，交换了创作意图。
创作人员最大的愉快，莫过于在交换意见时的“心有灵犀”了。我曾碰到过编、导之间意见相左、莫衷一是的尴尬，也曾见到过在创作意图南辕北辙时互拍台子的紧张。但我们与舒适交换意见时，谈的大多是如何使叶楠的文字叙述镜头化，如何将剧本中那些充满诗意的语言口语化，如何使那些不符合规定情景的情节与细节合理化……既没有吵架，更没有拍台子，有的只是舒适用流利的京片子，以商榷的口吻对作者的修改建议，有的是叶楠用带有山东口音的大嗓门阐述这一场戏为何这样布局的说明，还有我带有扬州腔的普通话对他们意见的评价——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真的是“和风细雨”，真的是诚恳而深入的讨论，一天多功夫达成了所有的共识。叶楠只作了小小的修改，便将剧本交到舒适手中，舒适看完之后对我说：“叶楠真是个快手，可以拍了。”作为编辑，导演的肯定意味着任务实现了原定的目标，我当然十分高兴。
舒适何尝不是快手呢？不过几个月的功夫，《缘海天涯》摄制完成了。
当我和舒适陪着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徐桑楚等人审查“双片”时，一部题材十分新颖、主题较为鲜明、人物比较丰满、画面十分清新的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看得出，以导演舒适为“三军统帅”的摄制组全体成员的努力，贡献给观众的这部作品，不仅细腻地刻划了以蔡希陶为原型的林业工作者南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扎根在边疆，开拓了林业研究中的空白，对热带雨林进行刻苦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林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观众展示了银幕上从未展示的场景——一个绿色的天地。
双片放映完了，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赞扬舒适导演的新作，当丁一与桑楚分别与舒适握手表示祝贺并宣告审查通过、可以进入完成片制作时，我瞧了一下舒适，只见这位年逾花甲的艺术家，像个孩子似的腼腆，而且双颊潮红地笑了——似乎还带有儿童的天真。
叁
我与他的第二次合作，已经是四年之后的1987年了。
我与新加坡中侨集团主席林日顺先生签订协议，率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于4月2日至22日去新加坡演出。在组团过程中，我确定了四老、四中、四青、四小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演员阵容，其中四老就是舒适、白杨、刘琼、王丹凤。 为了听取意见，我曾将这份“四世同堂”的演员名单送给他们，并当面听取老同志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舒适乐呵呵地听了我的介绍后，不疾不徐地对我说：“好。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团，尤其有老刘（指刘琼）、丹凤、程之他们，大家能一起到外面走走，实在好！”就这样，“一锤”定了音。
节目怎么出？我请他帮忙出出主意。他用导演的眼光，提出了许多精彩的意见和建议。他说：程之和张芝华这一老一小搭配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好节目。
后来，根据这个建议，果然形成了一个颇受新加坡人欢迎的节目——由程之操琴，让张芝华牵着他边走边唱三十年代新加坡人熟悉的老歌。只见程之身穿浅灰色长衫、脚蹬一双布鞋，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而张芝华则身着一件红底白花短褂，一条黑色长裤，两只小辫上系着红红的头绳。她用一根竹竿牵着程之在台上走了好几圈，唱了四五支歌，引出了好几次满堂彩，直到下场后，掌声仍持续了好几分钟。在侧幕边观看演出效果的舒适，迎着他俩道贺，我则为他的这个建议在心中叫好。
舒适是个能演会导的电影艺术家，他在《红日》中饰演的张灵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深深地挖掘了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灵魂并且完全摆脱了脸谱化的处理，展示了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到了新加坡，他将以怎样的节目来满足新加坡人对他的期望呢？
他向艺术团导演谢晋建议，为让喜欢京剧的新加坡人欣赏到节目中未曾安排的京剧，他自告奋勇，准备请程之操琴，由他来演出京剧清唱。谢晋一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已经71岁的舒适，嗓音洪亮而优美，真的是“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程之的胡琴，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优美动人。这两位的配合称得上珠联璧合，一曲刚罢，场子上掌声如雷，不得不再来一曲，又来一曲。
肆
我们的第三次合作，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那时，他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了。
当时，我在上海市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一职，并主持着主席团的工作。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党组和主席团决定组织一批艺术家去延安，通过参观、座谈、联欢、采风以及和延安当地艺术家当面交流等方式，在前辈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体验老区人民和文艺界人士的革命情怀和精神风貌。经过几上几下的酝酿，一个包括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摄影、民间文艺等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的“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来到延安。
舒适是电影界的代表之一，电影演员于飞和程之也参加了学习团。在出发之前，我拜访了舒适，听取他对学习团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
他特别关注计划中与延安艺术家的联欢活动，他认为这个活动既要展示上海艺术家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联欢，学习延安艺术家和延安人民身上蕴含的延安精神。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发现：这位老艺术家抓住了这次活动的“要害”。
当我提出：學习团与延安艺术家的联欢，需要请他担任导演，请他选择和确定演出节目时，他满口应承下来。
在学习团成员自报的基础上，舒适经过郑重考虑，敲定了一份可以完满呈现上海艺术家艺术水准的节目单，其中包括：评弹艺术家蒋云仙的弹词开篇，舞蹈家郑韵的印度舞，程之、于飞的相声，话剧演员魏宗万的小品，歌唱家张世明的独唱，青年曲艺演员徐世利的上海独角戏，青年京剧演员孙爱珍由程之配合的京剧演唱和京剧基本功……
担任联欢导演的舒适，白天与大家一起参观访问，晚上就忙于联欢节目的排练了。整整三个晚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在延安宾馆的大堂中指导大家排练。只见他神情专注，手脚麻利，他额头汗水涔涔，居然自己毫未察觉，在一位演员掏出手绢为他擦汗时，他才以歉意的微笑来表示他的感谢。
不用说，在联欢会上，他又一次与程之合作，演出了他俩在新加坡合作演出的拿手好戏京剧清唱，当然，又一次的赢得了延安观众热烈的、如雷鸣般的掌声。
学习团的延安行获得了极为美满的结果，我深深感到：舒适导演的认真工作，是此行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位老导演在延安行总结会上说的那段话：
“我的一生中，有过两次极大的激动，一次是1950年由香港回到内地。在香港参加读书会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了文艺的功能，在港英当局迫害下，决心回大陆努力到生活这个源泉中去，促进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另一次，就是此次延安之行，让我目睹了大量革命旧址，听到、看到了延安的同行如何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为人民服务而无私贡献，更加明确了自己肩负的使命。”
舒适说这番话时，情绪确实很激动，我感受到他内心的振奋与洋溢的热情。直到现在，当我的笔书写到这里时，我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他那苍苍的白发，听到那铿锵的话语声。
我要说，他并没有远去，他仍在我们的心中……
舒适导演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我立即给凤凰女士打了电话表示慰问，并说明了想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的心情。但凤凰告诉我，他们已商定：不举行任何仪式，因而，我们都未能去瞻仰他的遗容，向这位我十分钦佩、极其尊敬的老前辈告别。我当然尊重这个决定，虽未能前去向他告别，但他的身影却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第一次见到舒适，大约是1942年。那时，他和言慧珠主演的《逃婚》到扬州瘦西湖拍外景，形成了万人空巷看舒适的热潮。摄制组一行人乘坐黄包车经过我家门口，让我一睹这位我十分景仰的大明星的英姿。在同学中说起此事时，让我在那些与我一样的“影迷”面前立刻“身价百倍”。
18年以后的1960年，我调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但我是场记，他是导演，如果不在同一个摄制组是没有什么接触的。后来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却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我的“待遇”从蹲“羊棚”（即一时难以判断是否为“一斗二批”对象，但又不能享受“革命群众”待遇的人集中“上班”的所在）升级到进“牛棚”（即已成为敌对性质的“走资派”及“三名三高”等审查对象集中“上班”的所在。无论是“羊棚”，还是“牛棚”，都是一种剥夺人权的污蔑性名称）时，我发现，在这里“上班”的不仅有上影厂的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丁一，另一位“走资派”厂长葛鑫，还关着卫禹平、刘琼和舒适。我当时心中想，我陈某人何等荣幸，竟然和这些人同处一室，“造反派”太抬举我了。
舒适不像卫禹平和刘琼。卫禹平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卷在手看半天；刘琼虽然也不时唉声叹气，但也常常会与卫禹平闲扯一番。而舒适则异常沉默，与“文革”前相比几乎变了个人。有时，我见到他在写“交代”时，写着写着把笔一扔，便深深地叹息起来。大家都十分理解，“造反派”不知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难题，让他去做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实事求是，会被“造反派”斥之为“拒不认罪”；解释与说明事实真相，就成为“避重就轻”；而不肯无中生有地出卖他人，则被视为“顽固不化”。他的叹息，自然是他内心纠结的表现，大家虽然对他十分同情，但都说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来，只好投以一瞥同情的目光来替代心中的万语千言了。
我与他的合作，并不是在一个摄制组内，共同为一部影片的诞生而实现的，但我们却有过十分愉快的、难以忘怀的三次合作。
贰
我曾经多次担任名作家叶楠撰写电影剧本时的责任编辑，他创作《缘海天涯》时，编辑的任务自然落在我的肩头。叶楠是响应夏衍同志的号召而创作这个剧本的。夏公曾经多次向人说：“一个常书鸿，一个蔡希陶，都很了不起。常書鸿在敦煌坚守了一辈子，蔡希陶在西双版纳奋斗了一生，他们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电影艺术家应该去表现他们。”
1978年的四五月间，叶楠应邀来到上海，入住文学部的招待所。我与他讨论创作打算时，他告诉我，想到西双版纳深入生活，然后写一个反映蔡希陶献身林业事迹的剧本，回应夏公的号召。我当即表示赞成。
作为他的责任编辑，我应该与他一起“下生活”，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顺利进行剧本编辑工作。但当时我手头有另一个剧本进入定稿阶段，难以分身，他只好独自一人去西双版纳了。
一个多月后，他回到上海，居然带回了一个三万五千余字的手稿，封面上赫然出现的四个大字是：缘海天涯。
我花了一整天功夫读他的这部新作，努力寻找剧本的瑕疵，然而，我失败了。这是一个初稿，但同时又是个可以投产的“定稿”本。于是，经文学部和厂部审看，批准了我撰写的关于《缘海天涯》可以定稿投产的报告，可以由导演接手进入摄制的筹备阶段了。
这部作品的导演任务落到了舒适肩头，我与叶楠和舒适进行了数次见面，交换了创作意图。
创作人员最大的愉快，莫过于在交换意见时的“心有灵犀”了。我曾碰到过编、导之间意见相左、莫衷一是的尴尬，也曾见到过在创作意图南辕北辙时互拍台子的紧张。但我们与舒适交换意见时，谈的大多是如何使叶楠的文字叙述镜头化，如何将剧本中那些充满诗意的语言口语化，如何使那些不符合规定情景的情节与细节合理化……既没有吵架，更没有拍台子，有的只是舒适用流利的京片子，以商榷的口吻对作者的修改建议，有的是叶楠用带有山东口音的大嗓门阐述这一场戏为何这样布局的说明，还有我带有扬州腔的普通话对他们意见的评价——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真的是“和风细雨”，真的是诚恳而深入的讨论，一天多功夫达成了所有的共识。叶楠只作了小小的修改，便将剧本交到舒适手中，舒适看完之后对我说：“叶楠真是个快手，可以拍了。”作为编辑，导演的肯定意味着任务实现了原定的目标，我当然十分高兴。
舒适何尝不是快手呢？不过几个月的功夫，《缘海天涯》摄制完成了。
当我和舒适陪着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徐桑楚等人审查“双片”时，一部题材十分新颖、主题较为鲜明、人物比较丰满、画面十分清新的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看得出，以导演舒适为“三军统帅”的摄制组全体成员的努力，贡献给观众的这部作品，不仅细腻地刻划了以蔡希陶为原型的林业工作者南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扎根在边疆，开拓了林业研究中的空白，对热带雨林进行刻苦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林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观众展示了银幕上从未展示的场景——一个绿色的天地。
双片放映完了，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赞扬舒适导演的新作，当丁一与桑楚分别与舒适握手表示祝贺并宣告审查通过、可以进入完成片制作时，我瞧了一下舒适，只见这位年逾花甲的艺术家，像个孩子似的腼腆，而且双颊潮红地笑了——似乎还带有儿童的天真。
叁
我与他的第二次合作，已经是四年之后的1987年了。
我与新加坡中侨集团主席林日顺先生签订协议，率上海电影明星艺术团于4月2日至22日去新加坡演出。在组团过程中，我确定了四老、四中、四青、四小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演员阵容，其中四老就是舒适、白杨、刘琼、王丹凤。 为了听取意见，我曾将这份“四世同堂”的演员名单送给他们，并当面听取老同志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舒适乐呵呵地听了我的介绍后，不疾不徐地对我说：“好。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团，尤其有老刘（指刘琼）、丹凤、程之他们，大家能一起到外面走走，实在好！”就这样，“一锤”定了音。
节目怎么出？我请他帮忙出出主意。他用导演的眼光，提出了许多精彩的意见和建议。他说：程之和张芝华这一老一小搭配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好节目。
后来，根据这个建议，果然形成了一个颇受新加坡人欢迎的节目——由程之操琴，让张芝华牵着他边走边唱三十年代新加坡人熟悉的老歌。只见程之身穿浅灰色长衫、脚蹬一双布鞋，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而张芝华则身着一件红底白花短褂，一条黑色长裤，两只小辫上系着红红的头绳。她用一根竹竿牵着程之在台上走了好几圈，唱了四五支歌，引出了好几次满堂彩，直到下场后，掌声仍持续了好几分钟。在侧幕边观看演出效果的舒适，迎着他俩道贺，我则为他的这个建议在心中叫好。
舒适是个能演会导的电影艺术家，他在《红日》中饰演的张灵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深深地挖掘了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灵魂并且完全摆脱了脸谱化的处理，展示了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到了新加坡，他将以怎样的节目来满足新加坡人对他的期望呢？
他向艺术团导演谢晋建议，为让喜欢京剧的新加坡人欣赏到节目中未曾安排的京剧，他自告奋勇，准备请程之操琴，由他来演出京剧清唱。谢晋一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已经71岁的舒适，嗓音洪亮而优美，真的是“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程之的胡琴，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优美动人。这两位的配合称得上珠联璧合，一曲刚罢，场子上掌声如雷，不得不再来一曲，又来一曲。
肆
我们的第三次合作，已经是1992年的事情，那时，他已是77岁的高龄老人了。
当时，我在上海市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一职，并主持着主席团的工作。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党组和主席团决定组织一批艺术家去延安，通过参观、座谈、联欢、采风以及和延安当地艺术家当面交流等方式，在前辈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体验老区人民和文艺界人士的革命情怀和精神风貌。经过几上几下的酝酿，一个包括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摄影、民间文艺等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的“上海文艺界赴延安学习团”来到延安。
舒适是电影界的代表之一，电影演员于飞和程之也参加了学习团。在出发之前，我拜访了舒适，听取他对学习团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
他特别关注计划中与延安艺术家的联欢活动，他认为这个活动既要展示上海艺术家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联欢，学习延安艺术家和延安人民身上蕴含的延安精神。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发现：这位老艺术家抓住了这次活动的“要害”。
当我提出：學习团与延安艺术家的联欢，需要请他担任导演，请他选择和确定演出节目时，他满口应承下来。
在学习团成员自报的基础上，舒适经过郑重考虑，敲定了一份可以完满呈现上海艺术家艺术水准的节目单，其中包括：评弹艺术家蒋云仙的弹词开篇，舞蹈家郑韵的印度舞，程之、于飞的相声，话剧演员魏宗万的小品，歌唱家张世明的独唱，青年曲艺演员徐世利的上海独角戏，青年京剧演员孙爱珍由程之配合的京剧演唱和京剧基本功……
担任联欢导演的舒适，白天与大家一起参观访问，晚上就忙于联欢节目的排练了。整整三个晚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在延安宾馆的大堂中指导大家排练。只见他神情专注，手脚麻利，他额头汗水涔涔，居然自己毫未察觉，在一位演员掏出手绢为他擦汗时，他才以歉意的微笑来表示他的感谢。
不用说，在联欢会上，他又一次与程之合作，演出了他俩在新加坡合作演出的拿手好戏京剧清唱，当然，又一次的赢得了延安观众热烈的、如雷鸣般的掌声。
学习团的延安行获得了极为美满的结果，我深深感到：舒适导演的认真工作，是此行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位老导演在延安行总结会上说的那段话：
“我的一生中，有过两次极大的激动，一次是1950年由香港回到内地。在香港参加读书会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了文艺的功能，在港英当局迫害下，决心回大陆努力到生活这个源泉中去，促进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另一次，就是此次延安之行，让我目睹了大量革命旧址，听到、看到了延安的同行如何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为人民服务而无私贡献，更加明确了自己肩负的使命。”
舒适说这番话时，情绪确实很激动，我感受到他内心的振奋与洋溢的热情。直到现在，当我的笔书写到这里时，我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他那苍苍的白发，听到那铿锵的话语声。
我要说，他并没有远去，他仍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