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前，据印度媒体报道又有两名印度人在“伊斯兰国”势力范围内被绑架，此前已经有2名印度老师被“伊斯兰国”（ISIS）绑走50天左右。人质“生意”已经逐渐成为恐怖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经济来源。有报道称一些边防人员接受贿赂为这种生意放行，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色生意链，如何才能成功帮助人质脱离魔掌？
绑架：有政治人质和经济人质 一名曾经被“伊斯兰国”绑架5个月的叙利亚人说：“我的家人用8万美元将我赎回来”。《纽约》杂志一篇文章中，一名多年关注人质事件的记者转述了被绑者的故事，据该名被绑者描述，他们被关押在被称为“人质中心”的地点，被蒙上眼睛戴着镣铐，用没上子弹的枪指着头扣动扳机，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被“行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表示，一般将人质分为政治人质和经济人质，政治人质顾名思义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被绑架人质所属国家在政治声誉上受到影响。
去年8月被处决的美国自由记者詹姆斯·弗利，还有与弗利一样遭遇厄运的今年年初被伊斯兰国斩首的日本人质后藤，他们都同属于政治人质。“年初的日本人质危机，赎金开价两亿美元，但主要是政治目的，针对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反恐援助，伊斯兰国知道日本不可能支付，他们也没打算能收到钱。对于政治人质开出的条件都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图。”李伟举例说。
近日“伊斯兰国”通过在线宣传杂志公开出售两名人质。与美日人质不同，此次被绑架的两人属于经济人质。因为出售海报上明确表示交付赎金便可释放或转移人质，伊斯兰国没有说明赎金数目和交付期限，这明显不同于其对待日本人质的方式。
这份海报同样针对有意购买人质的组织，很多恐怖组织将转卖人质作为重要经济来源。李伟解释说，一些小团伙虽绑架人质但无力索要赎金，就会将人质转卖给有能力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组织。李伟解释说，“伊斯兰国”绑架人质后，如发现政治利益会高于经济利益，会优先通过人质诉求政治利益。
关押：行踪保密通过中间人转手 伊斯兰国此次拍卖人质的海报只留下一个伊拉克电话号码，没说明交付赎金地址。李伟说，“通过绑架人质获取赎金已成为一些恐怖主义的主要经济来源。恐怖分子不会直接收取赎金，会通过中间人转手，他们担心直接收赎金会暴露据点，以及产生其他的风险。”
这些人质被绑架后关押在隐秘地点，伊斯兰国交付赎金方式狡猾，难以顺藤摸瓜找到据点。与今年2月被报道遇难的美国女记者米勒一同被关押的人质回忆说，他们曾被关押在叙利亚阿勒颇北部，一家曾经生产薯片的旧工厂改成的牢房里，紧挨着米勒的牢房；他们还曾被关押在位于拉卡的至少两处地点。在那两个地点，男女被分开关押，但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通过墙壁与米勒交流。
人质一个一个被从狭小囚室带走。在一间密室里，绑架者询问人质每人3个私密问题，这是一个人质谈判过程中，证明人质还活着的标准程序。
去年8月被“处决”的美国自由记者詹姆斯·弗利回到囚室痛哭着与难友们分享自己被问及的三个私密问题，绑架者问他谁在你兄弟的葬礼上落泪，谁是你的高中足球队队长……这些私密问题只有家人才知道答案。
“恐怖分子目标主要是绑架外国人质，设立不同价值目标，最高是美国人，之后是欧洲人，然后是其他国家，但他们不绑架太贫穷落后地区的人质。”李伟说。
不仅是绑架时为人质设等级，谈判时同样有等级，绑架者知道哪些国家易于谈判，按照难易程度为囚犯划分等级。
赎金：催生更多人质事件 “很多国家都强调与恐怖主义没妥协余地，虽然政府不愿妥协，但人质家属可能会倾向付赎金，有时人质所属机构也会支付赎金。一旦支付赎金会向恐怖主义传递一种不好信号，即通过绑架可以赚取经济收益，这会促使他们绑架更多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和恐怖分子交易。”梅建明表示。
是否使用赎金解救人质引发很多争议，有分析认为，支付赎金正在引发连锁反应，催生了更多的人质事件。
对于这一矛盾，梅建明认为，对于被绑架者来说，当然是愿意以任何代价被解救，但如果因为挽救个体生命而使更多人生命遭受风险，从理性政策角度看，这是不允许的，不能因为挽救某个人而使更多人可能被劫持。
虽然不能通过单纯支付赎金解救人质，人质所属国家会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解救，一般主要是谈判和军事行动。梅建明指出，外交手段解救人质会同绑架者讲清楚基本立场，同时也不排除用军事手段配合，施加经济制裁也会有利解救人质。
不同以往，伊斯兰国独特的组织方式加大了人质解救难度。李伟指出，解救人质最快捷就是武力解决，但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域很难实现，美日人质都解救失败。谈判难度同样高，通常谈判都是通过当地部族长老，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不听命于任何部族长老，因此解救被他们绑架的人质难度大。
（宗和）
绑架：有政治人质和经济人质 一名曾经被“伊斯兰国”绑架5个月的叙利亚人说：“我的家人用8万美元将我赎回来”。《纽约》杂志一篇文章中，一名多年关注人质事件的记者转述了被绑者的故事，据该名被绑者描述，他们被关押在被称为“人质中心”的地点，被蒙上眼睛戴着镣铐，用没上子弹的枪指着头扣动扳机，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被“行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表示，一般将人质分为政治人质和经济人质，政治人质顾名思义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被绑架人质所属国家在政治声誉上受到影响。
去年8月被处决的美国自由记者詹姆斯·弗利，还有与弗利一样遭遇厄运的今年年初被伊斯兰国斩首的日本人质后藤，他们都同属于政治人质。“年初的日本人质危机，赎金开价两亿美元，但主要是政治目的，针对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反恐援助，伊斯兰国知道日本不可能支付，他们也没打算能收到钱。对于政治人质开出的条件都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图。”李伟举例说。
近日“伊斯兰国”通过在线宣传杂志公开出售两名人质。与美日人质不同，此次被绑架的两人属于经济人质。因为出售海报上明确表示交付赎金便可释放或转移人质，伊斯兰国没有说明赎金数目和交付期限，这明显不同于其对待日本人质的方式。
这份海报同样针对有意购买人质的组织，很多恐怖组织将转卖人质作为重要经济来源。李伟解释说，一些小团伙虽绑架人质但无力索要赎金，就会将人质转卖给有能力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组织。李伟解释说，“伊斯兰国”绑架人质后，如发现政治利益会高于经济利益，会优先通过人质诉求政治利益。
关押：行踪保密通过中间人转手 伊斯兰国此次拍卖人质的海报只留下一个伊拉克电话号码，没说明交付赎金地址。李伟说，“通过绑架人质获取赎金已成为一些恐怖主义的主要经济来源。恐怖分子不会直接收取赎金，会通过中间人转手，他们担心直接收赎金会暴露据点，以及产生其他的风险。”
这些人质被绑架后关押在隐秘地点，伊斯兰国交付赎金方式狡猾，难以顺藤摸瓜找到据点。与今年2月被报道遇难的美国女记者米勒一同被关押的人质回忆说，他们曾被关押在叙利亚阿勒颇北部，一家曾经生产薯片的旧工厂改成的牢房里，紧挨着米勒的牢房；他们还曾被关押在位于拉卡的至少两处地点。在那两个地点，男女被分开关押，但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通过墙壁与米勒交流。
人质一个一个被从狭小囚室带走。在一间密室里，绑架者询问人质每人3个私密问题，这是一个人质谈判过程中，证明人质还活着的标准程序。
去年8月被“处决”的美国自由记者詹姆斯·弗利回到囚室痛哭着与难友们分享自己被问及的三个私密问题，绑架者问他谁在你兄弟的葬礼上落泪，谁是你的高中足球队队长……这些私密问题只有家人才知道答案。
“恐怖分子目标主要是绑架外国人质，设立不同价值目标，最高是美国人，之后是欧洲人，然后是其他国家，但他们不绑架太贫穷落后地区的人质。”李伟说。
不仅是绑架时为人质设等级，谈判时同样有等级，绑架者知道哪些国家易于谈判，按照难易程度为囚犯划分等级。
赎金：催生更多人质事件 “很多国家都强调与恐怖主义没妥协余地，虽然政府不愿妥协，但人质家属可能会倾向付赎金，有时人质所属机构也会支付赎金。一旦支付赎金会向恐怖主义传递一种不好信号，即通过绑架可以赚取经济收益，这会促使他们绑架更多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和恐怖分子交易。”梅建明表示。
是否使用赎金解救人质引发很多争议，有分析认为，支付赎金正在引发连锁反应，催生了更多的人质事件。
对于这一矛盾，梅建明认为，对于被绑架者来说，当然是愿意以任何代价被解救，但如果因为挽救个体生命而使更多人生命遭受风险，从理性政策角度看，这是不允许的，不能因为挽救某个人而使更多人可能被劫持。
虽然不能通过单纯支付赎金解救人质，人质所属国家会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解救，一般主要是谈判和军事行动。梅建明指出，外交手段解救人质会同绑架者讲清楚基本立场，同时也不排除用军事手段配合，施加经济制裁也会有利解救人质。
不同以往，伊斯兰国独特的组织方式加大了人质解救难度。李伟指出，解救人质最快捷就是武力解决，但在伊斯兰国控制区域很难实现，美日人质都解救失败。谈判难度同样高，通常谈判都是通过当地部族长老，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不听命于任何部族长老，因此解救被他们绑架的人质难度大。
（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