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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是弗兰茨·卡夫卡在苏俄的镜像。这两个人的世界有着整体上的相似性——1910年代的奥匈帝国与19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一个阴霾密布，一个赤日炎炎。因此，当我们阅读其中一位的时候，可以把另一位看作一个反面的镜像。
当K（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来到城堡时，已近午夜时分。K以其自身的昏聩和不确定性，来丈量午夜的大地，这本身就是一桩荒诞的事情。而无产者沃谢夫（普拉东诺夫小说《基坑》中的主人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沃谢夫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昏昧的时刻，相反，他几乎一直是一个清醒的人。由于他过分执着于思考，以致耽搁了行动，并因工作懈怠的理由而被解除了工作的权利。他对自己说：“人没有思想，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沃谢夫看来，人一旦失去了对真理性的追求，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工会的工作人员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幸福产生于唯物主义，而不是胡思乱想。苏维埃需要是行动。工人阶级只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一下头脑，然后去行动。“要是我们大家一下子都去思考问题，那谁去行动？”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了。
沃谢夫是苏维埃的哈姆莱特，生存的意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切都驯服于生存的规律，唯独沃谢夫与众不同，缄默不语。”他不是一个“仅靠面包而活着”的人。可是，苏维埃的正午，烈日灼人，饥饿和炎热让沃谢夫陷入肉体的萎顿，也让他的理性踯躅在迷惘的边缘。甚至列宁也发现了这里所存在的悖论。他在《伟大的创举》中写道：“饥饿，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列宁论劳动》，第413页，工人出版社，1956年。）列宁在另一处引用《真理报》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道称：“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列宁论劳动》，第401页。）
事实上，沃谢夫已经进入了K想进入而不得的那个城堡。但那里就好像爱丽丝所进入的镜中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有着反向的规则。普拉东诺夫的世界是对卡夫卡的世界的具体实现，它是K想要进入城堡的真相。如果说，卡夫卡描述了一个向上矗立的城堡，而普拉东诺夫则描述了一个向下延伸的基坑。任何一个高耸在地面上的建筑，都需要一个基坑，而且，建筑物越高，基坑就越深。与通天的巴别塔相对应的是深渊般的地狱。但丁曾经描述过这两个方面。普拉东诺夫所处的苏维埃乌托邦世界，它的基坑却像是一座墓穴。就在人们要建立高耸入云的苏维埃宫时，普拉东诺夫将目光注意到它的基坑。因为饥饿和劳累，工人们一个个倒毙坑中。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悖论。卡夫卡曾在寓言故事《梦》和《在流放地》中，揭示过这一悖论。
普拉东诺夫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其同时代的苏俄作家。在他笔下的人物说着一种奇怪的语言，既不像日常生活语言，又不像官方媒体语言，而是各种各样日常的、流行的和观念化的，以及官方政治文献上的那种公文式的语言的混合体。那些刚刚获得了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劳动者，苦于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意识萌生的前期阶段，理性的烛光摇曳不定，仿佛随时会被激情的狂风吹灭。观念性的概念和话语与肉身感受相分离。人物的言说如同翻译机器，翻译着意识形态机器生产出来的话语。他们结结巴巴地使用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语言，来表达自己幼小的阶级观念。而他们的身体却依旧被捆绑在旧的生产工具之上，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所桎梏。在缺乏物质生产机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能成为观念生产机器的附属物。
这种与肉身经验相分离的意识形态“元语言”，构成了对言说主体自身的否定。话语从一架意识形态语言机器里生产出来，而这架机器已然预先植入到言说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头脑当中。话语（符号）是言说行为的本质，同时也是言说者的自我意识。言说者的主体地位丧失，符号本身既是主体，又是价值。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代码，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它的价值只在话语的层面上方得以呈现，而具体的劳动者反而幽灵化了。
具体的工人自身有明确的肉身感受，但在话语层面上或者无法呈现，或者以否定的形式呈现。仿佛肌肉与意识之间、意识与口唇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在尚未能跨越这道鸿沟之前，劳动者的肉身早已筋疲力尽了。于是，死亡——肉身的消亡——接踵而至。即便是死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肉体消亡和意识死灭，而是话语的中断，话语载体的个体性的故障。符号自身的价值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只是暂时性的蛰伏，它再寻找新的宿主。
普拉东诺夫才真正称得上是伟大的苏维埃作家，他使用的是真正的苏维埃语言，并且，真正呈现出世界的真相。
当K（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来到城堡时，已近午夜时分。K以其自身的昏聩和不确定性，来丈量午夜的大地，这本身就是一桩荒诞的事情。而无产者沃谢夫（普拉东诺夫小说《基坑》中的主人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沃谢夫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昏昧的时刻，相反，他几乎一直是一个清醒的人。由于他过分执着于思考，以致耽搁了行动，并因工作懈怠的理由而被解除了工作的权利。他对自己说：“人没有思想，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沃谢夫看来，人一旦失去了对真理性的追求，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工会的工作人员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幸福产生于唯物主义，而不是胡思乱想。苏维埃需要是行动。工人阶级只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一下头脑，然后去行动。“要是我们大家一下子都去思考问题，那谁去行动？”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了。
沃谢夫是苏维埃的哈姆莱特，生存的意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切都驯服于生存的规律，唯独沃谢夫与众不同，缄默不语。”他不是一个“仅靠面包而活着”的人。可是，苏维埃的正午，烈日灼人，饥饿和炎热让沃谢夫陷入肉体的萎顿，也让他的理性踯躅在迷惘的边缘。甚至列宁也发现了这里所存在的悖论。他在《伟大的创举》中写道：“饥饿，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列宁论劳动》，第413页，工人出版社，1956年。）列宁在另一处引用《真理报》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道称：“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列宁论劳动》，第401页。）
事实上，沃谢夫已经进入了K想进入而不得的那个城堡。但那里就好像爱丽丝所进入的镜中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有着反向的规则。普拉东诺夫的世界是对卡夫卡的世界的具体实现，它是K想要进入城堡的真相。如果说，卡夫卡描述了一个向上矗立的城堡，而普拉东诺夫则描述了一个向下延伸的基坑。任何一个高耸在地面上的建筑，都需要一个基坑，而且，建筑物越高，基坑就越深。与通天的巴别塔相对应的是深渊般的地狱。但丁曾经描述过这两个方面。普拉东诺夫所处的苏维埃乌托邦世界，它的基坑却像是一座墓穴。就在人们要建立高耸入云的苏维埃宫时，普拉东诺夫将目光注意到它的基坑。因为饥饿和劳累，工人们一个个倒毙坑中。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悖论。卡夫卡曾在寓言故事《梦》和《在流放地》中，揭示过这一悖论。
普拉东诺夫的语言完全不同于其同时代的苏俄作家。在他笔下的人物说着一种奇怪的语言，既不像日常生活语言，又不像官方媒体语言，而是各种各样日常的、流行的和观念化的，以及官方政治文献上的那种公文式的语言的混合体。那些刚刚获得了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劳动者，苦于找不到自己的语言。意识萌生的前期阶段，理性的烛光摇曳不定，仿佛随时会被激情的狂风吹灭。观念性的概念和话语与肉身感受相分离。人物的言说如同翻译机器，翻译着意识形态机器生产出来的话语。他们结结巴巴地使用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语言，来表达自己幼小的阶级观念。而他们的身体却依旧被捆绑在旧的生产工具之上，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所桎梏。在缺乏物质生产机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能成为观念生产机器的附属物。
这种与肉身经验相分离的意识形态“元语言”，构成了对言说主体自身的否定。话语从一架意识形态语言机器里生产出来，而这架机器已然预先植入到言说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头脑当中。话语（符号）是言说行为的本质，同时也是言说者的自我意识。言说者的主体地位丧失，符号本身既是主体，又是价值。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代码，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它的价值只在话语的层面上方得以呈现，而具体的劳动者反而幽灵化了。
具体的工人自身有明确的肉身感受，但在话语层面上或者无法呈现，或者以否定的形式呈现。仿佛肌肉与意识之间、意识与口唇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在尚未能跨越这道鸿沟之前，劳动者的肉身早已筋疲力尽了。于是，死亡——肉身的消亡——接踵而至。即便是死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肉体消亡和意识死灭，而是话语的中断，话语载体的个体性的故障。符号自身的价值并未因此而消失，它只是暂时性的蛰伏，它再寻找新的宿主。
普拉东诺夫才真正称得上是伟大的苏维埃作家，他使用的是真正的苏维埃语言，并且，真正呈现出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