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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百多年前忽必烈统治中国的时代，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的北京城，正是当年最前沿的建筑管理科学的代表。
提到老北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二环路之内大大小小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四合院的雏形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留存至今的古城中，以四合院承载起城市文化底蕴的，却似乎只有北京。
6月中旬，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场名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展览，向人们揭示了四合院背后蕴藏的北京城的文化密码。
“模块化”的元大都
10年前，英国的“10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投入相当于上亿元人民币的庞大资金，邀请15位世界顶尖级的电影大师各拍摄一部10分钟的短片，再组合成电影杂锦集《10分钟，年华老去》。这些影片中的最后一部，中国导演陈凯歌拍摄的《百花深处》，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四合院的故事：在平安大街旁早已被拆成平地的老居住区故址上，一位疯疯癫癫的冯先生站在他想象中的四合院里，强迫搬家公司进行一次如同“皇帝的新装”一般的“虚拟搬家”。这位看上去颇不合时宜的中年人头戴黄帽，身着红色衬衣和灰色外衣，一如处在无数现代高层建筑包围之下，似乎早就应该成为历史过客的四合院。
然而，在七百多年前忽必烈统治中国的时代，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的北京城，正是当年最前沿的建筑管理科学的代表。
在元灭金战争之后，位于今天北京城南部的原金中都迅速衰落。当元朝选择在这片土地的北面建设新的都城的时候，快速的施工就成为新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幸运的是，作为一座几乎是“白纸上画出来”的城市，元大都有着先规划再建设的优势。当年的城市设计者选择了《周礼?考工记》中给出的“棋盘式”的建城方案。设计者先规划贯通城市的主干道，再规划与它们平行或垂直的不同等级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供人居住的土地被划定为一个个8亩的地块。在这些大小相等的区块上，建筑师们可以用院落迅速“填充”它们，建设一座“模块化”的城市。
元朝灭亡后，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稍向南移建成北京城。整座北京城被当作四合院来设计。今天，人们习惯于把正阳门叫做“前门”，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遗迹：明北京城刚刚竣工之时，从正阳门北行不远，就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它是北京城里最大的四合院，也相当于北京城这座四合院的内院。而在城市的其他区域，不同等级的四合院成为贵族、各级官员和平民等不同级别的人员的居所。这种以四合院为模块的城市布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四合院的宜居之路
相比于元朝的院落，四合院在明代逐渐定型，成为典型的“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居住空间。从明朝建立开始的大约6个世纪里，四合院一直是最为安全和宜居的住宅。
“棋盘式”的建城方案，让人们不易迷路，而这种安全感又被四合院本身的规制所强化。四合院分为内院和外院，只要关闭大门，路人就不可能看到院内的情况，更不用说女眷等最需要保护的人居住的内院了；即使有宾客来访，大多也只能停留在外院。于是，四合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居住者的私密空间。
但对于居住在四合院里的人来说，这样的居所又为他们提供了颇为宜居的环境。今天，我们走进一些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四合院，往往会发现院落中栽植着树木，挂着鸟笼，放着鱼缸，甚至堆砌了假山，这其实恰恰反映出当年的一种流行趋势。在几乎没有公园，只有皇家园林的古代北京，四合院就如同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不仅满足了人们居住和饮食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观看绿色植物和鸟、鱼等宠物放松心情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四合院内院的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这就为居住在院内的一家人创造了大量交流的机会，使几代人之间保持着浓厚的感情，也让北京城的氛围变得安详起来。
四合院追求宜居的道路一直走到了近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四合院的“建筑标准”，用现代建筑学的研究方法，剖析并留住四合院的“宜居要素”。
新北京重拾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在20世纪后半叶的衰落，是人口压力和社会变迁的综合作用。在古代和近代的北京，每座四合院里通常只居住一户人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家族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压力，四合院成为若干户通常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的住所。这种新的变化，让四合院因为“超载”而逐渐变得拥挤不堪。
多户人家共享四合院还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举例而言，每户人家都需要在自家厨房生火做饭，这就使煤的需求量激增，以至于全院居民所用的煤经常需要用手推车运进院子，而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方便煤车出入，作为内院和外院通道的垂花门常会被拆除，尽管它往往是四合院里艺术价值最高的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出于对余震的恐惧和扩展生活空间的需要，人们开始在四合院里搭建各类窝棚。它们不仅破坏了四合院的美感，并带来安全隐患，也说明四合院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已经不胜重荷。而在中国允许私人购买汽车之后，“停车难”的矛盾最先在胡同里表现出来。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人从国外的画报和影视节目里看到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于是，“住进楼房”成为当时的人们普遍的渴望，很多人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了新式的高层住宅。
但当北京开始发展旅游业的时候，老四合院开始显现出它们独特的价值，成为最受外国游客喜爱的旅游区
。而在建筑学界，四合院宜居的特点和它的院落结构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也在近年来深受关注。
如今，北京正在尝试鼓励人们迁往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居住，以降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这被认为是让四合院式居住区重新在京城兴盛的基础。而对既有四合院应当如何保护和利用，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的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
莫让民俗成为“无本之木”
作为老北京民俗的孕育之地和载体，四合院和里面的生活却不再鲜活。这或许暗示了一种并不美好的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只能走进博物馆和专门的剧场，去凭吊已经成为“无本之木”的老北京的民俗。
更何况，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纽约来到北京的游客，早已提醒我们关注老北京独有的风情随着四合院消失的可能性：“我的故乡在20年前就已遍布摩天楼，而很多北京四合院的历史，却可能比美国历史还要长，它们的风韵令我神往。但为什么我来到北京，却还是经常见到前者，而且越来越难见到后者呢？”
提到老北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二环路之内大大小小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四合院的雏形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留存至今的古城中，以四合院承载起城市文化底蕴的，却似乎只有北京。
6月中旬，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场名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展览，向人们揭示了四合院背后蕴藏的北京城的文化密码。
“模块化”的元大都
10年前，英国的“10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投入相当于上亿元人民币的庞大资金，邀请15位世界顶尖级的电影大师各拍摄一部10分钟的短片，再组合成电影杂锦集《10分钟，年华老去》。这些影片中的最后一部，中国导演陈凯歌拍摄的《百花深处》，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四合院的故事：在平安大街旁早已被拆成平地的老居住区故址上，一位疯疯癫癫的冯先生站在他想象中的四合院里，强迫搬家公司进行一次如同“皇帝的新装”一般的“虚拟搬家”。这位看上去颇不合时宜的中年人头戴黄帽，身着红色衬衣和灰色外衣，一如处在无数现代高层建筑包围之下，似乎早就应该成为历史过客的四合院。
然而，在七百多年前忽必烈统治中国的时代，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的北京城，正是当年最前沿的建筑管理科学的代表。
在元灭金战争之后，位于今天北京城南部的原金中都迅速衰落。当元朝选择在这片土地的北面建设新的都城的时候，快速的施工就成为新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幸运的是，作为一座几乎是“白纸上画出来”的城市，元大都有着先规划再建设的优势。当年的城市设计者选择了《周礼?考工记》中给出的“棋盘式”的建城方案。设计者先规划贯通城市的主干道，再规划与它们平行或垂直的不同等级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供人居住的土地被划定为一个个8亩的地块。在这些大小相等的区块上，建筑师们可以用院落迅速“填充”它们，建设一座“模块化”的城市。
元朝灭亡后，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稍向南移建成北京城。整座北京城被当作四合院来设计。今天，人们习惯于把正阳门叫做“前门”，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遗迹：明北京城刚刚竣工之时，从正阳门北行不远，就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它是北京城里最大的四合院，也相当于北京城这座四合院的内院。而在城市的其他区域，不同等级的四合院成为贵族、各级官员和平民等不同级别的人员的居所。这种以四合院为模块的城市布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四合院的宜居之路
相比于元朝的院落，四合院在明代逐渐定型，成为典型的“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居住空间。从明朝建立开始的大约6个世纪里，四合院一直是最为安全和宜居的住宅。
“棋盘式”的建城方案，让人们不易迷路，而这种安全感又被四合院本身的规制所强化。四合院分为内院和外院，只要关闭大门，路人就不可能看到院内的情况，更不用说女眷等最需要保护的人居住的内院了；即使有宾客来访，大多也只能停留在外院。于是，四合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居住者的私密空间。
但对于居住在四合院里的人来说，这样的居所又为他们提供了颇为宜居的环境。今天，我们走进一些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四合院，往往会发现院落中栽植着树木，挂着鸟笼，放着鱼缸，甚至堆砌了假山，这其实恰恰反映出当年的一种流行趋势。在几乎没有公园，只有皇家园林的古代北京，四合院就如同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不仅满足了人们居住和饮食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观看绿色植物和鸟、鱼等宠物放松心情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四合院内院的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这就为居住在院内的一家人创造了大量交流的机会，使几代人之间保持着浓厚的感情，也让北京城的氛围变得安详起来。
四合院追求宜居的道路一直走到了近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四合院的“建筑标准”，用现代建筑学的研究方法，剖析并留住四合院的“宜居要素”。
新北京重拾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在20世纪后半叶的衰落，是人口压力和社会变迁的综合作用。在古代和近代的北京，每座四合院里通常只居住一户人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家族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压力，四合院成为若干户通常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的住所。这种新的变化，让四合院因为“超载”而逐渐变得拥挤不堪。
多户人家共享四合院还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举例而言，每户人家都需要在自家厨房生火做饭，这就使煤的需求量激增，以至于全院居民所用的煤经常需要用手推车运进院子，而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方便煤车出入，作为内院和外院通道的垂花门常会被拆除，尽管它往往是四合院里艺术价值最高的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出于对余震的恐惧和扩展生活空间的需要，人们开始在四合院里搭建各类窝棚。它们不仅破坏了四合院的美感，并带来安全隐患，也说明四合院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已经不胜重荷。而在中国允许私人购买汽车之后，“停车难”的矛盾最先在胡同里表现出来。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人从国外的画报和影视节目里看到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于是，“住进楼房”成为当时的人们普遍的渴望，很多人搬出了四合院，住进了新式的高层住宅。
但当北京开始发展旅游业的时候，老四合院开始显现出它们独特的价值，成为最受外国游客喜爱的旅游区
。而在建筑学界，四合院宜居的特点和它的院落结构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也在近年来深受关注。
如今，北京正在尝试鼓励人们迁往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居住，以降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这被认为是让四合院式居住区重新在京城兴盛的基础。而对既有四合院应当如何保护和利用，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价值的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
莫让民俗成为“无本之木”
作为老北京民俗的孕育之地和载体，四合院和里面的生活却不再鲜活。这或许暗示了一种并不美好的未来：有一天，我们或许只能走进博物馆和专门的剧场，去凭吊已经成为“无本之木”的老北京的民俗。
更何况，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纽约来到北京的游客，早已提醒我们关注老北京独有的风情随着四合院消失的可能性：“我的故乡在20年前就已遍布摩天楼，而很多北京四合院的历史，却可能比美国历史还要长，它们的风韵令我神往。但为什么我来到北京，却还是经常见到前者，而且越来越难见到后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