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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核心，而人的发展需要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的叠加作用，本文从分析这三个空间视角来论述杭州的城镇化中人的发展，并就此分析提出一些政策与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空间观；舒适度；智慧增长；社会重构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2
一、引言
杭州作为一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达到了810万，外来人口庞大且呈边缘片状聚集。杭州市虽然处于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但是从本质发展上来看城市化的发展深度不足。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将社会群体需求的满足、人民福利的提升作为城镇化的目标。本文从三大空间观的角度来分析杭州市人的城镇化，并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发展道路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城镇化研究中以人的发展为重点进行探究的，张雅莉提出了以民生为根本导向的民生型城镇化，以和谐性为根本特征，并进行了框架设计和优化路径研究；任远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要重视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以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将人的发展和参与作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陈国义提出城市的包容性增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让全民共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主张政府平衡城乡公共品的差距[1]。笔者在读览文献的基础上，以杭州市举例，从空间观的视角来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发展。
三、杭州城镇化中人的空间现状
（一）物理空间
杭州市的空间分布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均衡结果，总体而言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极化分布（边缘区聚集）与空间上的断裂（分块而不融合）并存[2]。
1.居住空间：杭州市住房等级分化明显，是城市空间断裂的最佳例证。本市居民主要居住在以武林门为中心的老城区以及新近规划的高档小区，而外来人口是无论务工人群还是工业企业经营者，在城市边缘区极化分布。
2.就业空间：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就业空间分化明显，本地居民大多依靠租赁经营，其次为企事业管理人员，外来居民就业以务工和商贸服务职业为主。
3.消费空间：在商业服务，文体娱乐，教育消费，医疗卫生，市政公用的消费上存在着分层现象，社会各阶层自身的消费空间特征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空间差异悬殊。但是近年来，杭州市对文化的消费只增不减，红磨坊，大剧院等文化场所几乎场场人满。
（二）精神空间
空间是社会的表达，人文主义的空间观注重人的情感表达，“望得见天，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外来人口常常是“无根的漂浮”一族，情感空间大面积缺失。
1.理想与现实择业观的碰撞：外来人口在杭州择业方面重技术、寻发展，职业理想远大。但现实中他们大多是萧山区的制造业工人、江干区的建筑业工人以及各区的服务人员，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强，技术含量相对不高。
2.“农村人”和“城里人”身份观的尴尬处境：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一方面长时间在杭州市务工，是城市工人，但是得不到杭州城里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在户籍制度上是农民，但又与农村相脱离[3]。职业身份与制度身份的背离使得其身份认知严重失位，自我身份认知整体处于尴尬、矛盾境地，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3.“归根”与“扎根”的抉择冲突：外来人口常常受杭州市现代生活的吸引，优良的居住环境和一流的教育背景等，希望留在本市，但是高昂的房价使其不具备购房能力，迫使他们处于目前城乡“两栖”式生活状态，既拥有一部分现代、文明的城市人生活习惯，又保留着乡村的地缘、血缘关系。漂浮不定，情感空间裂痕显现。
（三）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指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在该空间中能够反映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偏好与追求。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超越与整合。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1.适应度：不同群体对杭州市的适应度存在显著区别：务工者低而商贸服务业者高；老一辈外来人口低而新一代高。
2.融合度：城市的空间分裂感严重，杭州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融合困难，外来人口之间也分块生活。
3.宽容度：Clark论述过宽容度与都市发展的关系，并以同性恋的接受度作为测量。从此类事件来看，杭州市的社会宽容度相对较低，与西方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
四、空间问题探究
（一）物理空间
1.居住空间：杭州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选址与分布总体上遵循位置极差地租原理。市区的旧式居民小区以及新近规划的高档小区大多在黄金地带，基础设施完善，安全度高；而城市边缘区因为租金低交通完善引来外来人口集聚，在集聚中又根据职业的不同呈环状分布，边缘区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区安全感低，社会保障不足。
2.就业空间：杭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与服务业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寻求生存支点，带来巨大的住房需求。在均价近25000元每平米的高房价下，买房越来越困难，租房经济盛行，相当一部分杭州本市居民靠出租房屋便可获得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就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存在交互影响。
3.消费空间：在杭州，本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经济，空闲时间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原因，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消费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对文化的高度注入，主张在城市建设中加强人文建设，从而必定会扩展出更大的文化消费空间。
（二）精神空间
1.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主体本位价值取向的过度彰显，他们崇尚机会、能力，重视个人成就，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但是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和职业定位，盲目涌入杭州后的只能在城市的底层从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或一线操作工起步[4]。 2.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杭州市定居的高昂房价困难使得“农民身份”标签对其发挥了持续性、分裂性地影响，造成他们对自我身份认知呈现亦“农”亦“工”又非“农”非“工”的矛盾状态。
3.浓重的乡土情结及身处城市中两栖情感角色冲突造成了外来人口的茫然状态。以保守、封闭为中心的乡村价值观与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城市文明激烈交锋，使得外来人口存在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局面。
（三）社会空间
1.适应度。虽然杭州市的城镇化已经处于一个成熟阶段，但是在六堡，七堡，八堡，九堡镇集聚着大批的“边缘群体”及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处于很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工作变动较频繁，日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保护，更谈不上福利待遇，普遍缺乏风险抵御能力。他们收入微薄，消费能力低下，缺乏娱乐，生活在城市最低层。他们在城市缺乏安全感，更没有归属感，受歧视的感觉非常强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不相适应，对城市社会也并不认同。
但是对于外来的工业企业经营者而言，基于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开阔的视野，趋同的价值选择，自身良好的学习能力与生产能力，故而对杭州市的适应度高，城市归属感较强。
对于老一辈而言，受精神根基的牵引，乡土情结严重，加之对杭州市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适应度差，较少获得城市归属感，价值冲突较大，社会空间感薄弱。
而新一代虽然在距离分割，城镇化冲突中成长，但是年纪小，学习能力强，能较好较快地培养起城市的价值观，在城市的发展中塑造趋同于杭州市的人格，故而城市归属感和社会空间感强烈。
2.融合度。相比较于适应度，融合度才是杭州城镇化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从其他指标来看，杭州无疑已经是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但是从人的角度，社会群体融合度的角度而言，杭州市仍然缺乏城市化的深度，外来人口的身份重构与身份转换较为困难。本地人对外地人较为排斥，几乎看不见比较密切的群体交流，虽然较之于温州更为温和，但是仍然会起不少矛盾纠纷；此外，外地人之间也相互排斥，并且各成一个群体，如在六堡大多聚集着安徽籍的农民工，而九堡的商贸区大多聚集着浙江籍非杭州本市的商贸经营者。不同籍贯的外地人有着自己的社交群体以及交流圈，组团居住，抱团打拼，彼此交流少或者几乎不怎么往来。从全局整体的角度看，社会融合度低，城市化深度不足，人的城市化发展不足。
五、对策与建议
1.以社会重构的视角统筹城镇发展[5]。城镇化不应看作是地产扩张和楼宇建设所驱动的经济过程，城镇化更应重视提升人的发展能力，重视更为平等和积极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投入，从而创造出生机勃勃的城市发展图景。杭州市的社会重构应包括：
（1）推动移民群体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让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获得城市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实现外来人口的身份重构和身份转换。
（2）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多样化，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打破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资源流动畅通和配置自由，消除社会福利与待遇差别。
2.延伸上城区的智慧城市项目，打造全局的智慧城市[6]。智慧城市是一座能够带给市民灵感的城市，一座能让市民分享文化，知识和生活的城市，一座能够激励其市民去创造的城市，一座值得欣赏的城市。
杭州市的智慧城管项目获得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上城区是智慧城市先导区。智慧城市强调智慧技术，智慧设施，智慧人民，智慧制度，智慧经济，智慧环境六个方面。在之后杭州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应将打造智慧人民，强调以人为本放在战略的制高点。不仅仅是人的知识要求，更新的视角是将城市从一个单纯经济增长的场所变为一个更强调智慧增长的地方。随着城市居民尤其是高知识背景的新精英阶层的艺术和审美需求上升，新的城市增长应该实现以消费娱乐和休闲为导向的智慧增长，以制造生产为主导的活动转向以消费和审美为导向的活动。
3.以“人的发展”为尺度进行城市反思，打造城市舒适物。城市的本质是使人幸福地居住，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舒适和快乐。城市应为人打造良好的环境，提供足够多的舒适物。舒适物是包括自然，人文，消费和社会的综合舒适物，舒适物是对城市居住环境的一种思考和见证，也是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反思。在当今，舒适物已经成为影响高端人力资本移入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变量。在舒适度视角下的杭州发展：
（1）打造一个安全并舒适的人居环境：尽可能地消除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社会犯罪等城市病。
（2）打造一个高质量并舒适的人居环境：注重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政府和发展商关注城市的审美，娱乐和消费功能，加强打造文化设施，娱乐设施等城市舒适物。
（3）城市建设注重其对居民和高端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城市的政策激励从注重企业生产转为为大众提供舒适的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陈国义，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J].暨南学报，2014，10.
[2]段进军，倪方钰.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2013，1.
[3]傅歆.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的精神空间的整合[J].浙江学刊，2013，2.
[4]甄月桥，朱茹华，陈薇，王谦，吴凡.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分析——以杭州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2.
[5]徐建春，李长斌.精明增长理论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启示以杭州为例[J].中国名城，2013，12.
[6]马凌.城市舒适物视角下的城市发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J].山东社会科学2015，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空间观；舒适度；智慧增长；社会重构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2
一、引言
杭州作为一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达到了810万，外来人口庞大且呈边缘片状聚集。杭州市虽然处于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但是从本质发展上来看城市化的发展深度不足。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将社会群体需求的满足、人民福利的提升作为城镇化的目标。本文从三大空间观的角度来分析杭州市人的城镇化，并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发展道路提出一些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城镇化研究中以人的发展为重点进行探究的，张雅莉提出了以民生为根本导向的民生型城镇化，以和谐性为根本特征，并进行了框架设计和优化路径研究；任远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要重视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以人民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将人的发展和参与作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陈国义提出城市的包容性增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让全民共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主张政府平衡城乡公共品的差距[1]。笔者在读览文献的基础上，以杭州市举例，从空间观的视角来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发展。
三、杭州城镇化中人的空间现状
（一）物理空间
杭州市的空间分布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均衡结果，总体而言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极化分布（边缘区聚集）与空间上的断裂（分块而不融合）并存[2]。
1.居住空间：杭州市住房等级分化明显，是城市空间断裂的最佳例证。本市居民主要居住在以武林门为中心的老城区以及新近规划的高档小区，而外来人口是无论务工人群还是工业企业经营者，在城市边缘区极化分布。
2.就业空间：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就业空间分化明显，本地居民大多依靠租赁经营，其次为企事业管理人员，外来居民就业以务工和商贸服务职业为主。
3.消费空间：在商业服务，文体娱乐，教育消费，医疗卫生，市政公用的消费上存在着分层现象，社会各阶层自身的消费空间特征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消费空间差异悬殊。但是近年来，杭州市对文化的消费只增不减，红磨坊，大剧院等文化场所几乎场场人满。
（二）精神空间
空间是社会的表达，人文主义的空间观注重人的情感表达，“望得见天，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外来人口常常是“无根的漂浮”一族，情感空间大面积缺失。
1.理想与现实择业观的碰撞：外来人口在杭州择业方面重技术、寻发展，职业理想远大。但现实中他们大多是萧山区的制造业工人、江干区的建筑业工人以及各区的服务人员，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强，技术含量相对不高。
2.“农村人”和“城里人”身份观的尴尬处境：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一方面长时间在杭州市务工，是城市工人，但是得不到杭州城里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们在户籍制度上是农民，但又与农村相脱离[3]。职业身份与制度身份的背离使得其身份认知严重失位，自我身份认知整体处于尴尬、矛盾境地，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3.“归根”与“扎根”的抉择冲突：外来人口常常受杭州市现代生活的吸引，优良的居住环境和一流的教育背景等，希望留在本市，但是高昂的房价使其不具备购房能力，迫使他们处于目前城乡“两栖”式生活状态，既拥有一部分现代、文明的城市人生活习惯，又保留着乡村的地缘、血缘关系。漂浮不定，情感空间裂痕显现。
（三）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指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在该空间中能够反映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偏好与追求。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超越与整合。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
1.适应度：不同群体对杭州市的适应度存在显著区别：务工者低而商贸服务业者高；老一辈外来人口低而新一代高。
2.融合度：城市的空间分裂感严重，杭州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融合困难，外来人口之间也分块生活。
3.宽容度：Clark论述过宽容度与都市发展的关系，并以同性恋的接受度作为测量。从此类事件来看，杭州市的社会宽容度相对较低，与西方国家还存在较大差异。
四、空间问题探究
（一）物理空间
1.居住空间：杭州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选址与分布总体上遵循位置极差地租原理。市区的旧式居民小区以及新近规划的高档小区大多在黄金地带，基础设施完善，安全度高；而城市边缘区因为租金低交通完善引来外来人口集聚，在集聚中又根据职业的不同呈环状分布，边缘区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区安全感低，社会保障不足。
2.就业空间：杭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与服务业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寻求生存支点，带来巨大的住房需求。在均价近25000元每平米的高房价下，买房越来越困难，租房经济盛行，相当一部分杭州本市居民靠出租房屋便可获得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就业空间与居住空间存在交互影响。
3.消费空间：在杭州，本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经济，空闲时间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原因，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消费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杭州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对文化的高度注入，主张在城市建设中加强人文建设，从而必定会扩展出更大的文化消费空间。
（二）精神空间
1.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主体本位价值取向的过度彰显，他们崇尚机会、能力，重视个人成就，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但是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和职业定位，盲目涌入杭州后的只能在城市的底层从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或一线操作工起步[4]。 2.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杭州市定居的高昂房价困难使得“农民身份”标签对其发挥了持续性、分裂性地影响，造成他们对自我身份认知呈现亦“农”亦“工”又非“农”非“工”的矛盾状态。
3.浓重的乡土情结及身处城市中两栖情感角色冲突造成了外来人口的茫然状态。以保守、封闭为中心的乡村价值观与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城市文明激烈交锋，使得外来人口存在多元价值观冲突的局面。
（三）社会空间
1.适应度。虽然杭州市的城镇化已经处于一个成熟阶段，但是在六堡，七堡，八堡，九堡镇集聚着大批的“边缘群体”及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处于很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工作变动较频繁，日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缺乏劳动保护，更谈不上福利待遇，普遍缺乏风险抵御能力。他们收入微薄，消费能力低下，缺乏娱乐，生活在城市最低层。他们在城市缺乏安全感，更没有归属感，受歧视的感觉非常强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不相适应，对城市社会也并不认同。
但是对于外来的工业企业经营者而言，基于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开阔的视野，趋同的价值选择，自身良好的学习能力与生产能力，故而对杭州市的适应度高，城市归属感较强。
对于老一辈而言，受精神根基的牵引，乡土情结严重，加之对杭州市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等适应度差，较少获得城市归属感，价值冲突较大，社会空间感薄弱。
而新一代虽然在距离分割，城镇化冲突中成长，但是年纪小，学习能力强，能较好较快地培养起城市的价值观，在城市的发展中塑造趋同于杭州市的人格，故而城市归属感和社会空间感强烈。
2.融合度。相比较于适应度，融合度才是杭州城镇化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从其他指标来看，杭州无疑已经是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但是从人的角度，社会群体融合度的角度而言，杭州市仍然缺乏城市化的深度，外来人口的身份重构与身份转换较为困难。本地人对外地人较为排斥，几乎看不见比较密切的群体交流，虽然较之于温州更为温和，但是仍然会起不少矛盾纠纷；此外，外地人之间也相互排斥，并且各成一个群体，如在六堡大多聚集着安徽籍的农民工，而九堡的商贸区大多聚集着浙江籍非杭州本市的商贸经营者。不同籍贯的外地人有着自己的社交群体以及交流圈，组团居住，抱团打拼，彼此交流少或者几乎不怎么往来。从全局整体的角度看，社会融合度低，城市化深度不足，人的城市化发展不足。
五、对策与建议
1.以社会重构的视角统筹城镇发展[5]。城镇化不应看作是地产扩张和楼宇建设所驱动的经济过程，城镇化更应重视提升人的发展能力，重视更为平等和积极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投入，从而创造出生机勃勃的城市发展图景。杭州市的社会重构应包括：
（1）推动移民群体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让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获得城市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实现外来人口的身份重构和身份转换。
（2）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多样化，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打破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资源流动畅通和配置自由，消除社会福利与待遇差别。
2.延伸上城区的智慧城市项目，打造全局的智慧城市[6]。智慧城市是一座能够带给市民灵感的城市，一座能让市民分享文化，知识和生活的城市，一座能够激励其市民去创造的城市，一座值得欣赏的城市。
杭州市的智慧城管项目获得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上城区是智慧城市先导区。智慧城市强调智慧技术，智慧设施，智慧人民，智慧制度，智慧经济，智慧环境六个方面。在之后杭州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应将打造智慧人民，强调以人为本放在战略的制高点。不仅仅是人的知识要求，更新的视角是将城市从一个单纯经济增长的场所变为一个更强调智慧增长的地方。随着城市居民尤其是高知识背景的新精英阶层的艺术和审美需求上升，新的城市增长应该实现以消费娱乐和休闲为导向的智慧增长，以制造生产为主导的活动转向以消费和审美为导向的活动。
3.以“人的发展”为尺度进行城市反思，打造城市舒适物。城市的本质是使人幸福地居住，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舒适和快乐。城市应为人打造良好的环境，提供足够多的舒适物。舒适物是包括自然，人文，消费和社会的综合舒适物，舒适物是对城市居住环境的一种思考和见证，也是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反思。在当今，舒适物已经成为影响高端人力资本移入和城市活力的重要变量。在舒适度视角下的杭州发展：
（1）打造一个安全并舒适的人居环境：尽可能地消除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社会犯罪等城市病。
（2）打造一个高质量并舒适的人居环境：注重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政府和发展商关注城市的审美，娱乐和消费功能，加强打造文化设施，娱乐设施等城市舒适物。
（3）城市建设注重其对居民和高端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城市的政策激励从注重企业生产转为为大众提供舒适的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陈国义，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包容性增长[J].暨南学报，2014，10.
[2]段进军，倪方钰.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2013，1.
[3]傅歆.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的精神空间的整合[J].浙江学刊，2013，2.
[4]甄月桥，朱茹华，陈薇，王谦，吴凡.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冲突分析——以杭州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32.
[5]徐建春，李长斌.精明增长理论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启示以杭州为例[J].中国名城，2013，12.
[6]马凌.城市舒适物视角下的城市发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和政策框架[J].山东社会科学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