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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阐释“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及“功能对等”理论在专有名词英译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黄永玉速写因缘专有名词异化功能对等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的观点，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这样的言语单位，而不是词语结构这样的语法单位，“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描写语言而不说明语篇是徒劳无功的”。（胡壮麟）但是，韩礼德也说过“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是空洞的”。当一篇译作从宏观上达到了通顺统一的标准之后，要想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接近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词语层面“精雕细琢”的功夫便不可小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载体，而词语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构成句子和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因此词语也是直接反映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杜争鸣）要想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词语层面准确精到的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
名词是一种重要的实词，又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在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普通名词，力求在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中确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此相反，专有名词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
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中涉及大量专有名词，既有人名、地名，也有书名、词牌名，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专有名词的翻译看似是翻译实践中的“小事”，其实关系到翻译原则的选择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价值取向。在《速写因缘》这样满载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的散文中，专有名词的恰当翻译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策略。
随时代变化，恰当“异化”
在翻译理论界，一直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
“归化”和“异化”各有各的道理，但笔者以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汉语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并逐渐熟悉中国文化，汉译英实践中不妨更多地运用“异化”译法。“异化”的译法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又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音译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异化”，它是“一种以源语言为依据的翻译方法，一般根据源语言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语言进行替代，音译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源语言的洋腔洋味。”（王会娟、吕淑文、周建芝）但是，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名词又需要把握一个度，如果通篇都是读者看不懂的汉语拼音，便会让读者丧失阅读的乐趣，吓跑读者。在翻译《速写因缘》过程中，笔者把握的“度”就是能从英文网站上查到较多的汉语拼音译法。能从诸多英文网站上查到，说明这个词的汉语拼音译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
除了音译之外，专有名词还有另外两种译法：一种是非音译的直译，一种是意译。在翻译画名《簪花仕女图》时，笔者采用的是直译“Court Ladies Adorning Their Hair with Flowers”；而《打渔杀家》用的是意译“The Fisherman’s Revenge”。前者采用了“异化”的译法，而后者采用“归化”的译法，因为如果将《打渔杀家》直译作“The Fisherman and Killer”，英语读者就会产生误解，错把戏中主角梁山好汉萧恩当成杀手；另外，“Revenge”一词不但准确反映了京剧中的故事情节，此词还经常用在英文小说电影名称中。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接近原文并不等于要传达每一个字母，而是要传达原文的精神”。(王福祯，周华文，李卫华)傅雷也曾在《高老头》译序中说到：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依功能对等，恰当用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译文要与原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即“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上相同”。“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最终是为了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王东风）
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差异，使用不同语言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创设等效语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注。注释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文化交流：（1）解决某些不可译问题；（2）解决某些译文不可理解的问题；（3）避免误解；（4）避免源语文化信息的走失；（5）增加译语言读者的知识。”（戴舒颖、戴兰）
黄永玉的《速写因缘》原文中本没有注释，为了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笔者多次用注，而大多数注释又都是为专有名词而做。
首先来看人名的注释。《速写因缘》中提到的人名大致可分为五类，笔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一类是非英语国家亦非汉语国家的名字，包括“观音”和“秋田雨雀”，这两个名字在原文中都是音译，所以对等翻译成音译的英文。笔者为这两个名字加了注释，因为“观音”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以基督教为主的英语国家却不一定熟悉；而秋田雨雀那句“手里握着三粒豆，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的名句在中文网站上很容易看到，在英文网站上却没有见到相应的译文。第二类是人名，包括作者黄永玉钦佩崇拜的著名画家和有名的中国文人，如“李桦”、“高剑父”、“徐悲鸿”、“老子”、“蒋捷”等。这些名字对原文读者来说，虽然不一定个个知晓，但是大多数都不陌生；而对英语国家读者来说，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这里也采用了注释。第三类人名是作者的朋友和不出名的师长们，包括“田景友”、“方季安”、“吴廷标”等，这些名字不需要加注，因为原文读者也没有听说过。第四类人名是黄永玉漫画中画到的各国政治家如“张伯伦”、“戴高乐”等，以及他在比喻自己成长时提到的“马克思”、“费尔巴哈”等人。对这类人名，笔者也没有加注。首先，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与文章主题“速写”无关，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并不影响对文章的理解；其次，这些本来就是外国名字，很可能译文读者比原文读者知道得还要多些，既然原文未加注，译文也就更没有必要加注。第五类是一个特殊的人名“熊凤凰”，这里的“熊凤凰”指的是“熊希龄”，中国人一看“熊凤凰”就知道这是用一个人的祖籍来作称呼，外国人却不一定明白，可能会理解成他有两个名字或者“熊希龄”和“熊凤凰”根本就是两个人。为了能让译文读者准确理解，这里也加了注释。再来看地名的注释，笔者采取的译法是大地名如“厦门”、“台湾”不加注，小地名如“大澳”、“芷江”加注释，依据依然是“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组成语言的每个词语都负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专有名词也不例外。在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中，笔者采取了倾向“异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文中大量专有名词，并依据“功能对等”理论适当用注，力求使譯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正如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所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而每一个译者都必须“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这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琳，“论陌生化翻译”
[2] 戴舒颖、戴兰，“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窥析文化构架下的翻译”，见俞利军 编，《英语翻译理化与实践论文集》
[3] 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
[4]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见傅敏 编，《傅雷谈翻译》
[5] 郭志刚、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6]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7]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8] 王东风，《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关键词：黄永玉速写因缘专有名词异化功能对等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的观点，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是语篇这样的言语单位，而不是词语结构这样的语法单位，“对一个语言学家来说，描写语言而不说明语篇是徒劳无功的”。（胡壮麟）但是，韩礼德也说过“描写语篇而不结合语言是空洞的”。当一篇译作从宏观上达到了通顺统一的标准之后，要想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接近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词语层面“精雕细琢”的功夫便不可小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载体，而词语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构成句子和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因此词语也是直接反映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杜争鸣）要想有效地促进文化交流，词语层面准确精到的翻译也是必不可少的。
名词是一种重要的实词，又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在语言学习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普通名词，力求在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中确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与此相反，专有名词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
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中涉及大量专有名词，既有人名、地名，也有书名、词牌名，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专有名词的翻译看似是翻译实践中的“小事”，其实关系到翻译原则的选择和文化交流传播的价值取向。在《速写因缘》这样满载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的散文中，专有名词的恰当翻译更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本文将结合《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策略。
随时代变化，恰当“异化”
在翻译理论界，一直有“异化”与“归化”之争。“翻译中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
“归化”和“异化”各有各的道理，但笔者以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汉语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接触到并逐渐熟悉中国文化，汉译英实践中不妨更多地运用“异化”译法。“异化”的译法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又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音译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异化”，它是“一种以源语言为依据的翻译方法，一般根据源语言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发音相近的语言进行替代，音译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和源语言的洋腔洋味。”（王会娟、吕淑文、周建芝）但是，用汉语拼音翻译专有名词又需要把握一个度，如果通篇都是读者看不懂的汉语拼音，便会让读者丧失阅读的乐趣，吓跑读者。在翻译《速写因缘》过程中，笔者把握的“度”就是能从英文网站上查到较多的汉语拼音译法。能从诸多英文网站上查到，说明这个词的汉语拼音译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
除了音译之外，专有名词还有另外两种译法：一种是非音译的直译，一种是意译。在翻译画名《簪花仕女图》时，笔者采用的是直译“Court Ladies Adorning Their Hair with Flowers”；而《打渔杀家》用的是意译“The Fisherman’s Revenge”。前者采用了“异化”的译法，而后者采用“归化”的译法，因为如果将《打渔杀家》直译作“The Fisherman and Killer”，英语读者就会产生误解，错把戏中主角梁山好汉萧恩当成杀手；另外，“Revenge”一词不但准确反映了京剧中的故事情节，此词还经常用在英文小说电影名称中。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接近原文并不等于要传达每一个字母，而是要传达原文的精神”。(王福祯，周华文，李卫华)傅雷也曾在《高老头》译序中说到：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依功能对等，恰当用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译文要与原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即“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上相同”。“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最终是为了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阅读体验。（王东风）
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差异，使用不同语言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创设等效语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加注。注释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文化交流：（1）解决某些不可译问题；（2）解决某些译文不可理解的问题；（3）避免误解；（4）避免源语文化信息的走失；（5）增加译语言读者的知识。”（戴舒颖、戴兰）
黄永玉的《速写因缘》原文中本没有注释，为了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笔者多次用注，而大多数注释又都是为专有名词而做。
首先来看人名的注释。《速写因缘》中提到的人名大致可分为五类，笔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一类是非英语国家亦非汉语国家的名字，包括“观音”和“秋田雨雀”，这两个名字在原文中都是音译，所以对等翻译成音译的英文。笔者为这两个名字加了注释，因为“观音”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以基督教为主的英语国家却不一定熟悉；而秋田雨雀那句“手里握着三粒豆，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的名句在中文网站上很容易看到，在英文网站上却没有见到相应的译文。第二类是人名，包括作者黄永玉钦佩崇拜的著名画家和有名的中国文人，如“李桦”、“高剑父”、“徐悲鸿”、“老子”、“蒋捷”等。这些名字对原文读者来说，虽然不一定个个知晓，但是大多数都不陌生；而对英语国家读者来说，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所以这里也采用了注释。第三类人名是作者的朋友和不出名的师长们，包括“田景友”、“方季安”、“吴廷标”等，这些名字不需要加注，因为原文读者也没有听说过。第四类人名是黄永玉漫画中画到的各国政治家如“张伯伦”、“戴高乐”等，以及他在比喻自己成长时提到的“马克思”、“费尔巴哈”等人。对这类人名，笔者也没有加注。首先，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与文章主题“速写”无关，不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并不影响对文章的理解；其次，这些本来就是外国名字，很可能译文读者比原文读者知道得还要多些，既然原文未加注，译文也就更没有必要加注。第五类是一个特殊的人名“熊凤凰”，这里的“熊凤凰”指的是“熊希龄”，中国人一看“熊凤凰”就知道这是用一个人的祖籍来作称呼，外国人却不一定明白，可能会理解成他有两个名字或者“熊希龄”和“熊凤凰”根本就是两个人。为了能让译文读者准确理解，这里也加了注释。再来看地名的注释，笔者采取的译法是大地名如“厦门”、“台湾”不加注，小地名如“大澳”、“芷江”加注释，依据依然是“功能对等”理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组成语言的每个词语都负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专有名词也不例外。在黄永玉散文《速写因缘》的翻译实践中，笔者采取了倾向“异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文中大量专有名词，并依据“功能对等”理论适当用注，力求使譯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但是，正如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所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而每一个译者都必须“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这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琳，“论陌生化翻译”
[2] 戴舒颖、戴兰，“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窥析文化构架下的翻译”，见俞利军 编，《英语翻译理化与实践论文集》
[3] 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英汉互译技巧详解》
[4]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见傅敏 编，《傅雷谈翻译》
[5] 郭志刚、王向远、陈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
[6]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7]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渊源”
[8] 王东风，《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