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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
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他的几个主要秘书都是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
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发现“乔木是个人才”，所以点名要调胡乔木当秘书。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由于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他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才正式选调田家英为自己的秘书。
共同的兴趣
毛泽东喜欢吟诗赋辞、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爱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爱好。上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身边多年，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习作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乔木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江青曾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上世纪30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本人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诗人于一身，好学勤思、博古通今，作为他的秘书也必须是高水平的，他的几个主要秘书都是经他本人发现和挑选的。
毛泽东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他的三位秘书都因各自的文才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任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的选用，起因于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发现“乔木是个人才”，所以点名要调胡乔木当秘书。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文献。由于胡乔木的埋头苦学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在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和起草中央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由于胡乔木出色的文字能力，他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大手笔”。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1942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看后，颇为赞赏。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此后不久，毛泽东就把田家英调来当毛岸英的语文、历史老师，后又经过几次特殊的“面试”，毛泽东才正式选调田家英为自己的秘书。
共同的兴趣
毛泽东喜欢吟诗赋辞、泼墨挥毫、博览群书，也希望身边人员能经常与他交流心得。秘书受他的熏陶，也都培养出广泛的兴趣爱好。例如，读书填词是毛泽东的一大爱好，也是胡乔木的最大爱好。上世纪60年代，胡乔木因病疗养而离开毛泽东身边多年，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学写古诗词，并将习作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对诗词的浓厚兴趣，故而忙中偷闲，对胡乔木每次送来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如此书信来往不断。正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词十六首》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这件事，还引起江青的不悦，江青曾斥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陈伯达与毛泽东共同的兴趣爱好在于两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兴趣。陈伯达曾讲授过先秦诸子课，擅长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而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上世纪30年代，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曾一口气写下《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等哲学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对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了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