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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的开放性决定了社会安全的复杂性,预警机制作为一项战略部署,涉及的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在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府组织发展的不同向度,城市风险的不确定性发生更大游离,而且还存在相互转化的条件。作为预警的两种机理,政府与社会不同维度的风险指数存在本质差异,是预警建设确立责任担当的依据。其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协调社会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