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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器官捐献率仅为每百万人0.03例，在如此窘境下，很多人都在绝望地等待中离去。供需极度不平衡的情况催生出器官贩卖黑市，究竟这一切该如何改变，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能否解决问题？
2013年3月，首部针对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实施。
一组数据也许能反映出我国器官捐献的窘境。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器官捐献率达到每百万人0.03例；而在美国，捐献率是每百万人26.5例；欧盟捐献率是每百万人17.8例；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相比（每百万人35例）相差逾1000倍。
过去只要提到器官捐献，大多数人认为是捐献者个人的奉献行为，国家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详细而完善的捐献渠道和管理体系，而《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针对器官捐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次作出了规范。
在这部《条例》中规定，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在病情救治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可以优先排序；民政部门免除捐献者基本丧葬费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捐献者权益，扩大捐献者范围。
有人解读，这部《条例》的出台，将使更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中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1日开始实行《条例》以来，全市16个区县的报名人数已达136人，电话咨询人数更是突破了800人。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这部《条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器官捐献的现状远不是出台一部法规就能解决的。
痛苦的等待
春天初生的哲哲是个漂亮的孩子，大大的眼睛，胖嘟嘟的小脸，谁见了都要夸赞几句，他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但他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出生后，就被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还没有体会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两个家庭的换肝手术
先天性胆道闭锁虽然听起来陌生，但是对于初生的婴儿来说，却是个凶险的疾病。胆道位于肝脏里面，肝脏产生的胆汁要经过胆道流入肠内，最后排出体外。胆道闭锁后，会造成两个表面结果：一是胆汁排不出去，大便没有胆汁的黄色，就成了白便；另外就是胆汁反流到血里，造成皮肤和眼睛变黄，导致胆汁淤积性肝硬化。
所以，对于哲哲来说，治疗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法就是在疏通胆道后进行肝脏移植。
“亲体肝移植是治疗先天性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案。但是我们都不能给孩子换。”哲哲的妈妈痛苦地告诉记者，哲哲的血型是O型，而她的血型是B型，父亲是A型，血型不配的肝脏在移植后易产生强烈排斥反应。
当夫妻得知无望为儿子做肝脏移植时，“那一刻，感觉天都塌了。”于是，等待捐肝成了他们的唯一希望。
2012年5月，哲哲和父母来到北京武警总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等待的每一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很漫长，而这一等，就是近5个月。
哲哲妈急了，“再等下去，孩子的生命就有危险了。”为了尽快拯救自己的孩子，她想尽了办法寻找肝源。而无意间加入的一个“胆道闭锁互助QQ群”，让她看到了希望。
在QQ群里，哲哲妈发现一个叫团团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情况很像。团团的父母也不能给儿子捐肝。而且更巧的是，团团妈是O型血，可以和哲哲配型，而哲哲妈是B型血，正好和团团配型。于是，相互捐肝救子的计划一拍即合。
婴幼儿活体肝移植，是患儿父母或直系亲属捐出一小部分肝脏给患儿，通常是左肝外侧叶，占整个肝脏的比例大约是15%-20%，肝脏有强大的再生功能，因此手术对捐肝者来说风险很小，对将来的工作生活影响也很小。同时捐出的肝脏，在患儿体内也会随着患儿的生长发育而生长。
2012年9月14日，在武警总医院的手术室里，团团和哲哲的手术成功。
提起孩子以前的经历，团团妈告诉记者，“现在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有些父母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亲体捐献，有些父母甚至自愿放弃了孩子的治疗，这让我很想不通。我想将来我老了去世了，我的器官将全部无偿捐献。”
团团和哲哲是幸运的，他们在没有等到器官的时候，偶然间相互发现了对方。但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只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人因为等不到手术，就这样离开了。
Q群里天天都有离开的“天使”
记者加入了“胆道闭锁互助组”“胆道闭锁儿童肝移植”以及“天使的区域”QQ群，这是专为胆道闭锁患儿的两千多名家长所建立的。
正在治疗胆道闭锁病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孩子在互助群、移植群，他们相互讲述经历、有经验的家长则分享自己的经历提供参考，而正在抢救孩子生命的家长或是已经因为该病离开人世的孩子的家长则在天使群。
记者看到，“天使的区域”QQ群里几乎天天都有得不到肝源，而失去移植机会的天使们离开了，家长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景，在极度悲伤下，反而显得很平静，只淡淡地说声“她就像睡着了一般”。
入群后8个月，亮亮的爸妈写下了和其他群成员一样的留言：“我的孩子10天前走了”。
亮亮爸告诉记者，孩子蜡黄的小脸、青紫的身体、大大的肚子、体重不足17斤，每个见过孩子的人，都会忍不住落泪。因为肝脏无法正常工作，10个月大的孩子严重肝腹水。因为他们的血型不符，无法为自己孩子捐肝，没等到供体器官的孩子还是走了。
ICU外，夫妻俩哭了一夜。
而令人揪心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昕昕也是一名需要换肝的孩子，她是O型血，妈妈是B型血，爸爸肝脏受过伤不能捐献。当昕昕妈妈得知自己和丈夫无望为孩子做肝脏移植时，痛哭了一个晚上。而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幸运。
亮亮爸抽泣着说，“在这个群里，好多和我一样不幸的家长，大概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得到肝源生存下来。在这个群里，也许我们的经历和安慰能给彼此信心和鼓励吧，除了等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不到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些也许只是器官捐献极度短缺的一个缩影。
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得到供体器官进行手术，几率不到1%。其余超过99%的患者都要在无望的等待中死亡。我国的器官需求与供给的比例是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或30：1；美国是5：1；英国只有3：1。
数据虽然冰冷，但是却让看到它的人们肝肠寸断，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的是一个个痛苦等待的生命。
“器官捐献者虽然去世了，但其捐献的器官仍然存活，不但救治了移植受者的生命，也延续了捐献者的生命，器官捐献实现了受者和捐献者生命的延续，是人间的大爱。”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虽是人间的大爱，可是愿意奉献这种大爱的人却少之又少。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尝试，呼吁依靠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来支持器官移植手术，旨在探索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缓解器官源稀缺。那一年，在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者，杭州则刚刚实现了零的突破，河南成功捐献器官者有4人。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现器官捐献683例，捐献大器官1869个。
器官移植技术不是问题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身体里，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当患者通过检查确定肝脏已经不能满足生理需求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因为肝脏的功能太复杂了，人工的方法替代不了，保守只能维持生命，可是时间长了，会出现对其它器官功能的影响，潜在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只有当患者身体没有出现并发症，身体状况最佳的情况下，才考虑做移植，这样的话，意外风险也小得多，术后恢复得也快。”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陈兴国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陈兴国时，见到了前来器官移植科做复查的陈云梯老人。他今年84岁了，是2007年做肝移植手术中年龄最大的患者。手术前的他已经接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后来移植手术很成功，老人术后恢复很好，至今已有六年，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我们从2002年4月做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快11年了，累计做了肝移植手术有1700多例，目前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陈兴国介绍，临床上与手术有关的并发症越来越少，远期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如果出现死亡病例，这往往与病人术前本身的身体情况有关，器官移植后的死亡居第一位的是感染导致的死亡，而不是手术本身导致的死亡。比如重肝的病人，由于长期服用抗生素，加上本身体质也弱，除去病发细菌感染以外，可能会潜在出现真菌病毒特殊的感染。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说，“在肝肾移植方面，我国的手术技术很成熟，与国外相比，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可以说，国内的肝移植水平已经接近国外的水平。譬如从多方面的手术技术、术后药物技术、术后并发症的处理以及手术中的死亡率可以降低到1%以下，术前术后的过程死亡率降低到3%以下。不仅是手术技术，术后的排异药现在也很好。”
“器官移植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需要重症监护、麻醉技术，包括超声技术、介入技术这些辅助的技术的综合水平，总体手术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聂洪峰表示。
虽然器官移植从技术上来讲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但是从道义、伦理的角度看，器官移植，尤其是器官的活体移植，比如患者需要从亲属身上移植一部分肝、肾等，还是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有专家曾经在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这显然是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相悖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曾表示：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过度渲染，容易在不自觉中把这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变为义务的道德行为，这就迫使社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那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某种压力就会以微妙的形式发生而影响到捐献的自愿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医学界有一个术语叫做“医学托辞”，当供者不想捐献时，医生可以以医学借口加以拒绝，比如故意宣布捐献者乙肝阳性，或是血型、组织配型不成功等。
150：1
我国的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
国外捐赠情况
—在器官捐献领域，西班牙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西班牙2011年的器官捐献人数达到了1667人，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西班牙器官捐献法的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这种意愿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进行表达。理论上讲，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而家人表示反对的话，家人的决定将被视为无效，医疗机关可直接进行器官捐献手术。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医疗机构一般会与家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最终获得他们的理解。
1989年，西班牙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成立了国家器官移植中心（简称ONT），该中心负责统筹全国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没有通过ONT的移植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此外，政府还专门建立国家级的器官移植中心，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制度和审核标准，设立以医院为单位的捐献协调小组，注重持续性专业培训。这一器官捐献体系被称为“西班牙模式”。
——在德国，器官捐赠法规定，所有医疗保险机构每年要定期对投保人进行书面询问 “是否愿意在去世后捐赠器官”。医疗保险机构还将向16岁以上的公民派发有关信息并向他们提供捐献卡。公民是否回答询问依然是自愿的。法规通过后，每家医院还将设立专人负责器官捐赠事宜。 为倡导器官移植，德国把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设为器官捐赠日，在这天，德国器官捐赠基金、联邦卫生宣传教育中心以及许多协会都会利用分发宣传手册、免费咨询等渠道提高居民的捐赠意识。
——在美国，器官捐献不分年龄和种族，任何人都可成为器官捐献者。捐献的除了人体组织外，还包括心脏、肾、肝、肺、胰腺等器官。根据法规，要想成为器官捐献者，首先要告知家人和亲属你的意愿，以免在发生意外丧生后引起家人对器官摘除的不安。第二是要填写器官捐献卡并随身携带。填写内容除了姓名、拟捐献的器官名称外，还得有本人及证明人的签名。
在机动车驾驶执照上，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住址等信息，还多了“donor”（器官捐赠）这个词。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和身份的证明，还是一份捐献器官的同意书。这就意味着，驾驶员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如果驾照上有“donor”字样，医疗机构就可以对其施行器官摘除手术。
器官捐献
与遗体捐献四点不同
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概念和条件了解得并不清楚，混淆了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概念。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主要有四点不同之处。首先用途不同，遗体捐献主要用于医科院校的医学研究，器官捐献是捐献给需要的患者移植使用。其次，二者对时效性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没有时效性要求，而器官捐献须在供者心脏停跳3-5分钟时摘取器官，从而保证器官维持特定功能。第三，二者对于年龄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无特别年龄要求，器官捐献时捐献者的年龄最好不超过65岁。最后，对志愿者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遗体捐献只要无恶性传染性疾病即可，器官捐献志愿者不能患有影响器官功能的疾病，如癌症、白血病等疾病的患者都无法捐献器官。
猖獗的活体器官黑市交易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100万人在进行腹膜透析或者特别血液透析，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病人需要做肝脏移植。由于器官短缺，每年成功移植的不到1万例，大多数的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
尸体器官移植减少至两成
据了解，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但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告诉记者，虽然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还规定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09年12月30日，卫生部还下发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严格规范了活体器官“摘取”和“植入”的细节。但是，由于“供”远远少于“求”，也导致了非法器官移植黑市的乘虚而入。
一条龙的黑市服务
在走访医院时，记者在一些医院卫生间墙壁上看到很多器官中介的电话，写着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手机号不胜枚举，拨打电话这些器官交易中介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甚至承诺包办伪造移植手术所需的全套证明文书，提供一条龙服务。
记者联系了一名远在济南自称可以提供“肝源肾源”的中介，他耐心地告诉记者，“医院的手术移植费用那么高，你们需要东拼西凑才能做移植手术，肝源这么紧张，医生会让你想别的办法或一直等下去。医生的话会让你等到绝望，别着急，我们长年和全国各地医院合作，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移植时机。而且供体条件优越，绝对能满足你的需要。”
这名中介自称给的价格更是全国最低价，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20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 中介自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医院都有着相关的移植信息，也承诺在手术前不会收取任何的中介费用。
感觉到记者迟疑，他又介绍道：“如您不想到我们的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的话，我们会派专人带着供体第一时间赶到您所指定的医院，而且包办医院里面所需要的任何手续。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为您免去后顾之忧。”
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而某些医院也在器官黑市中，充当了重要的一环。2012年，我国公开起诉了迄今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案件中被倒卖51颗活体肾脏，涉案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
案卷显示，与其他肾源中介组织不同，以郑伟为首的团伙倒卖51颗活体肾脏和8颗死刑犯肾脏，都流向了北京一家有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通过与这家医院泌尿科主任合作，他对外宣称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以该院的名义聘用医护人员。其提供的肾脏也进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只能私自手术。
在这起案件中，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郑伟向警方供述，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一个全国性的肾源中介网络已经成熟，共享资源，互相配合。医护人员、器官受让人以及供主、黑中介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利益共同体。
与此相似的是，2011年，湖南郴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卖肾案，发生在一家地方医院内。该医院将泌尿科室承包给了一家来自上海的企业，因卖肾者父母报案而事发。
这起破获的案件，艰难地撕开了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窥见一些黑器官的“洗白”的端倪。而更多的内幕，却无从知晓。
记者在一些医院寻访中，普遍被告知，“不回答器官来源的任何问题”。当记者在某医院与移植器官成功的患者聊天时，问及是否知道器官供体情况时，这位患者也只说“这些医院都会告诉我们”，然后便不再触及这个话题。而一名身着医院制服的年轻人，在记者和患者聊天时，也始终站在患者病房外，半掩着身子，似有似无地张望着。 2.5万元卖了大半肝脏
其实，只要在网上输入肾源或者肝源，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写着“本人长期与医院合作，高回报收购 A、B、O型肝源、肾源”，“患者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找到适合的肝源、肾源”等等。
面对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等待，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正是这种供需间巨大的需求缺口的客观现实，导致有人以身试法，催生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
相关部门曾查处，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器官赚钱。19岁的杨念被“器官中介”介绍到了这里。在这里，杨念被告知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
不久，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有一个癌症患者需要换肝。在北京，经过体检配型，杨念符合标准，他最终与“器官中介”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操办”。一个多星期后，杨念的肝只剩下40%。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花了15万元。为了讨回自己应得的1万块钱，杨念再次找到黑中介，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们叫来的二十多人。
杨念最终没有等来那1万块钱，每当他抚着时而隐隐作痛的空荡荡的肝区，杨念也只能吞下自己亲手种的苦果。
而近年来在国内，绑架割肾、自愿卖器官最后却人财两空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的器官中介甚至自己就是曾经的器官提供者。
商业化只能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看来，商业化不仅不能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还可能带来更恶劣的社会问题。“人体器官是稀有卫生资源，如果可以买卖，一定是昂贵的。这必然扩大社会不公正的鸿沟：有钱人享用器官，贫困者出卖器官，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正。有人认为黑市中介为供需双方搭建了一个平台，但实际上出售器官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钱是很少的一部分，中间商从中牟取了暴利。而因为有暴利，为了巨大的利润，会启发人们愚蠢罪恶的念头，导致谋杀。”
“只有建立了相关的机构，让人们知道怎么捐，找谁捐，建设一个宽敞的正规渠道，从这里能得到来源，自然就不会寻找其他渠道。而且也应尽快完善非法买卖器官的相关法律法规。”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认为，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无法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
器官捐献，
亟待填补的公益空白
从法律制度、捐赠体系、传统伦理上，都使中国器官移植陷入尴尬处境。需要等待的原因都是一个，缺少可移植的人体器官。
从今年2月开始，器官捐献将从之前的19个省份扩展到全国所有省份。据了解，今年1月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目前该中心已经正式开展工作。今后医院如果获得了一个器官，就必须通过卫生部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进行统一的分配。
“器官捐献从2001年开始，由10个试点城市逐渐推广到16个，到现在19个，今年开始要推广到全国。”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说，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要是领导全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具体有以下六方面：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人道救助、公平分配、缅怀纪念，目前器官分配遵从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儿童优先的原则。卫生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是卫生部委托香港玛丽医院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建立的，目前已试用了一段时间，还在逐渐完善中。
“白手起家”的器官捐献工作
“截止到3月25日，我们实现了701例捐献，捐献大器官1919个，报名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是19323人，报名率是0.01%。”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位于东城区的办公室里，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对记者说。
如此低的志愿者登记比例并不令人奇怪，事实上，中国直到2010年才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虽说国家层面上有机构，但地方上没有机构，就是设一个临时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兼职的，也还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你说工作怎么开展？”高新谱向记者表示，除了机构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急需完善，比如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面临修订，另外，捐献管理机构还需要出台政策和文件，对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
高新谱介绍说，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总体上是一种卫生（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捐献者与红十字会的三方参与的关系，红十字下面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从事服务工作，其业务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目前只有天津市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接下来要推动各地申请成立管理机构，并出台地方性的法规，还要对专业化队伍的选拔、考核、资质认定、待遇保障进一步规范，另外还要探索政府拨款、医院投入、第三方捐助的资金来源模式。”高新谱认为这是接下来的几项紧迫工作。
只有20%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捐献者
采访中，高新谱告诉记者他正在对新系统进行紧张的调研，这个新系统就是面向公众的信息联网系统。捐献工作自2010年开展以来，志愿者的登记完全采用手工填表方式，并没有进入系统，“捐献信息系统6月份就要上线，到时公众可以在线报名登记，登记签名后，如果登记人反悔了，除了主动联系我们，还可以在线进行更新。”
高新谱向记者介绍说，每个人登记后都会有志愿者卡，原则上是户籍管理，但所有数据都会汇总到红十字会，在系统上也可以看到适时发布的统计数据和报告。除了线上平台，将来还会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包括公益广告、电影及LOGO的发布等，公众可以现场报名登记。 相对于志愿者登记，患者濒临死亡时的捐献，称为潜在捐献者。潜在捐献者被医务人员发现后，会和家属有初步接触，然后通知器官捐献协调员，由协调员解释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科普知识，让家属了解挽救他人生命的意义。不但最后决定权仍然在家属，只有配偶、父母、子女共同表达意愿才能做捐献，而具体捐献手续要在患者真正死亡之后才能办理。
事实上，潜在捐献者并不会全部变成捐献者，除了家属意见不一，捐献者的病情条件也很关键，癌症患者、传染病患者的器官不能捐献。根据统计，只有20%多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真正的捐献者。不过，高新谱认为，捐献工作的复杂之处还在于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判断死亡的与器官获取的医生要分开，捐献者家属和红会协调员要参与，协调必须紧密，因为还有时间的限制。”高新谱说。
器官捐献后的分配与共享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已于2011年上线运营，由卫生部负责管理运营，医院具体使用。记者提出查看一下这个系统，高新谱在现场的电脑上打开了该系统并浏览了下界面。对于公众较为关注的器官分配的公正性问题，高新谱介绍说，分配原则2010年就已经由卫生部确定了，除了地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大的原则，还有很多细则，“具体的原则，是由一系列医学数据决定的，也参照了国际经验，红十字会只是监督方。”
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采用“双盲原则”，即双方互不知晓信息，这也是国际上被证实的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捐献者家属打扰受捐者，受捐者隐私会被侵犯，有些还会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移植者如果想探究捐献者的家属，家属也是痛苦的事情，毕竟是亲人逝去，未必愿意被打扰。”高新谱表示，如果双方都提出申请，还是会安排见面，此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一定时间内所有的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在一起共同见面，肯定对方在群体里，但不是一对一的，这样心灵也会有一些慰藉。
科学普及是最大的推动力
除了自身的捐献管理平台、体系的欠缺，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是制约捐献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高新谱看来，要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必须让大家对器官捐献有科学认识，“这件事并不是损毁自己的身体，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佛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器官捐献不仅是救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此外，中国目前没有对“脑死亡”的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器官捐献工作。根据国外统计，一个人濒死前最后一段时间花费的医疗费用能占到一生的80%，其中有一部分是脑死亡的，即从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但受制于传统观点影响，医生不得不去做抢救措施，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也制约了器官捐献。
卫生部于2009年通过了脑死亡相关标准和器官捐献的技术规范，通过多年临床实践，2011年进一步把标准分为三类，即公民脑死亡的器官捐献、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以及在脑死亡基础上的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在实践中，这三类情况都有，但是纯粹脑死亡的器官捐献非常少，脑死亡的立法仍然需要积极推动。
当前，虽然全社会做公益的氛围已经提升，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器官捐献也是公益。高新谱认为，一个人无论贫富，捐钱、捐物、捐时间、捐知识都是在做公益，但作为人类，能够捐献自己的身体无疑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把自己的身体都捐出来了，还有什么不能捐的？这是非常崇高的行为。”
2013年3月，首部针对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实施。
一组数据也许能反映出我国器官捐献的窘境。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器官捐献率达到每百万人0.03例；而在美国，捐献率是每百万人26.5例；欧盟捐献率是每百万人17.8例；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相比（每百万人35例）相差逾1000倍。
过去只要提到器官捐献，大多数人认为是捐献者个人的奉献行为，国家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详细而完善的捐献渠道和管理体系，而《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针对器官捐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次作出了规范。
在这部《条例》中规定，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在病情救治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可以优先排序；民政部门免除捐献者基本丧葬费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捐献者权益，扩大捐献者范围。
有人解读，这部《条例》的出台，将使更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中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1日开始实行《条例》以来，全市16个区县的报名人数已达136人，电话咨询人数更是突破了800人。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这部《条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器官捐献的现状远不是出台一部法规就能解决的。
痛苦的等待
春天初生的哲哲是个漂亮的孩子，大大的眼睛，胖嘟嘟的小脸，谁见了都要夸赞几句，他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但他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出生后，就被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还没有体会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两个家庭的换肝手术
先天性胆道闭锁虽然听起来陌生，但是对于初生的婴儿来说，却是个凶险的疾病。胆道位于肝脏里面，肝脏产生的胆汁要经过胆道流入肠内，最后排出体外。胆道闭锁后，会造成两个表面结果：一是胆汁排不出去，大便没有胆汁的黄色，就成了白便；另外就是胆汁反流到血里，造成皮肤和眼睛变黄，导致胆汁淤积性肝硬化。
所以，对于哲哲来说，治疗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法就是在疏通胆道后进行肝脏移植。
“亲体肝移植是治疗先天性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案。但是我们都不能给孩子换。”哲哲的妈妈痛苦地告诉记者，哲哲的血型是O型，而她的血型是B型，父亲是A型，血型不配的肝脏在移植后易产生强烈排斥反应。
当夫妻得知无望为儿子做肝脏移植时，“那一刻，感觉天都塌了。”于是，等待捐肝成了他们的唯一希望。
2012年5月，哲哲和父母来到北京武警总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等待的每一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很漫长，而这一等，就是近5个月。
哲哲妈急了，“再等下去，孩子的生命就有危险了。”为了尽快拯救自己的孩子，她想尽了办法寻找肝源。而无意间加入的一个“胆道闭锁互助QQ群”，让她看到了希望。
在QQ群里，哲哲妈发现一个叫团团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情况很像。团团的父母也不能给儿子捐肝。而且更巧的是，团团妈是O型血，可以和哲哲配型，而哲哲妈是B型血，正好和团团配型。于是，相互捐肝救子的计划一拍即合。
婴幼儿活体肝移植，是患儿父母或直系亲属捐出一小部分肝脏给患儿，通常是左肝外侧叶，占整个肝脏的比例大约是15%-20%，肝脏有强大的再生功能，因此手术对捐肝者来说风险很小，对将来的工作生活影响也很小。同时捐出的肝脏，在患儿体内也会随着患儿的生长发育而生长。
2012年9月14日，在武警总医院的手术室里，团团和哲哲的手术成功。
提起孩子以前的经历，团团妈告诉记者，“现在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有些父母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亲体捐献，有些父母甚至自愿放弃了孩子的治疗，这让我很想不通。我想将来我老了去世了，我的器官将全部无偿捐献。”
团团和哲哲是幸运的，他们在没有等到器官的时候，偶然间相互发现了对方。但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只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人因为等不到手术，就这样离开了。
Q群里天天都有离开的“天使”
记者加入了“胆道闭锁互助组”“胆道闭锁儿童肝移植”以及“天使的区域”QQ群，这是专为胆道闭锁患儿的两千多名家长所建立的。
正在治疗胆道闭锁病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孩子在互助群、移植群，他们相互讲述经历、有经验的家长则分享自己的经历提供参考，而正在抢救孩子生命的家长或是已经因为该病离开人世的孩子的家长则在天使群。
记者看到，“天使的区域”QQ群里几乎天天都有得不到肝源，而失去移植机会的天使们离开了，家长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景，在极度悲伤下，反而显得很平静，只淡淡地说声“她就像睡着了一般”。
入群后8个月，亮亮的爸妈写下了和其他群成员一样的留言：“我的孩子10天前走了”。
亮亮爸告诉记者，孩子蜡黄的小脸、青紫的身体、大大的肚子、体重不足17斤，每个见过孩子的人，都会忍不住落泪。因为肝脏无法正常工作，10个月大的孩子严重肝腹水。因为他们的血型不符，无法为自己孩子捐肝，没等到供体器官的孩子还是走了。
ICU外，夫妻俩哭了一夜。
而令人揪心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昕昕也是一名需要换肝的孩子，她是O型血，妈妈是B型血，爸爸肝脏受过伤不能捐献。当昕昕妈妈得知自己和丈夫无望为孩子做肝脏移植时，痛哭了一个晚上。而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幸运。
亮亮爸抽泣着说，“在这个群里，好多和我一样不幸的家长，大概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得到肝源生存下来。在这个群里，也许我们的经历和安慰能给彼此信心和鼓励吧，除了等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不到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些也许只是器官捐献极度短缺的一个缩影。
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得到供体器官进行手术，几率不到1%。其余超过99%的患者都要在无望的等待中死亡。我国的器官需求与供给的比例是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或30：1；美国是5：1；英国只有3：1。
数据虽然冰冷，但是却让看到它的人们肝肠寸断，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的是一个个痛苦等待的生命。
“器官捐献者虽然去世了，但其捐献的器官仍然存活，不但救治了移植受者的生命，也延续了捐献者的生命，器官捐献实现了受者和捐献者生命的延续，是人间的大爱。”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虽是人间的大爱，可是愿意奉献这种大爱的人却少之又少。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尝试，呼吁依靠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来支持器官移植手术，旨在探索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缓解器官源稀缺。那一年，在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者，杭州则刚刚实现了零的突破，河南成功捐献器官者有4人。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现器官捐献683例，捐献大器官1869个。
器官移植技术不是问题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身体里，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当患者通过检查确定肝脏已经不能满足生理需求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因为肝脏的功能太复杂了，人工的方法替代不了，保守只能维持生命，可是时间长了，会出现对其它器官功能的影响，潜在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只有当患者身体没有出现并发症，身体状况最佳的情况下，才考虑做移植，这样的话，意外风险也小得多，术后恢复得也快。”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陈兴国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陈兴国时，见到了前来器官移植科做复查的陈云梯老人。他今年84岁了，是2007年做肝移植手术中年龄最大的患者。手术前的他已经接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后来移植手术很成功，老人术后恢复很好，至今已有六年，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我们从2002年4月做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快11年了，累计做了肝移植手术有1700多例，目前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陈兴国介绍，临床上与手术有关的并发症越来越少，远期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如果出现死亡病例，这往往与病人术前本身的身体情况有关，器官移植后的死亡居第一位的是感染导致的死亡，而不是手术本身导致的死亡。比如重肝的病人，由于长期服用抗生素，加上本身体质也弱，除去病发细菌感染以外，可能会潜在出现真菌病毒特殊的感染。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说，“在肝肾移植方面，我国的手术技术很成熟，与国外相比，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可以说，国内的肝移植水平已经接近国外的水平。譬如从多方面的手术技术、术后药物技术、术后并发症的处理以及手术中的死亡率可以降低到1%以下，术前术后的过程死亡率降低到3%以下。不仅是手术技术，术后的排异药现在也很好。”
“器官移植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需要重症监护、麻醉技术，包括超声技术、介入技术这些辅助的技术的综合水平，总体手术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聂洪峰表示。
虽然器官移植从技术上来讲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但是从道义、伦理的角度看，器官移植，尤其是器官的活体移植，比如患者需要从亲属身上移植一部分肝、肾等，还是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有专家曾经在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这显然是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相悖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曾表示：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过度渲染，容易在不自觉中把这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变为义务的道德行为，这就迫使社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那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某种压力就会以微妙的形式发生而影响到捐献的自愿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医学界有一个术语叫做“医学托辞”，当供者不想捐献时，医生可以以医学借口加以拒绝，比如故意宣布捐献者乙肝阳性，或是血型、组织配型不成功等。
150：1
我国的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
国外捐赠情况
—在器官捐献领域，西班牙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西班牙2011年的器官捐献人数达到了1667人，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西班牙器官捐献法的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这种意愿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进行表达。理论上讲，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而家人表示反对的话，家人的决定将被视为无效，医疗机关可直接进行器官捐献手术。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医疗机构一般会与家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最终获得他们的理解。
1989年，西班牙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成立了国家器官移植中心（简称ONT），该中心负责统筹全国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没有通过ONT的移植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此外，政府还专门建立国家级的器官移植中心，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制度和审核标准，设立以医院为单位的捐献协调小组，注重持续性专业培训。这一器官捐献体系被称为“西班牙模式”。
——在德国，器官捐赠法规定，所有医疗保险机构每年要定期对投保人进行书面询问 “是否愿意在去世后捐赠器官”。医疗保险机构还将向16岁以上的公民派发有关信息并向他们提供捐献卡。公民是否回答询问依然是自愿的。法规通过后，每家医院还将设立专人负责器官捐赠事宜。 为倡导器官移植，德国把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设为器官捐赠日，在这天，德国器官捐赠基金、联邦卫生宣传教育中心以及许多协会都会利用分发宣传手册、免费咨询等渠道提高居民的捐赠意识。
——在美国，器官捐献不分年龄和种族，任何人都可成为器官捐献者。捐献的除了人体组织外，还包括心脏、肾、肝、肺、胰腺等器官。根据法规，要想成为器官捐献者，首先要告知家人和亲属你的意愿，以免在发生意外丧生后引起家人对器官摘除的不安。第二是要填写器官捐献卡并随身携带。填写内容除了姓名、拟捐献的器官名称外，还得有本人及证明人的签名。
在机动车驾驶执照上，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住址等信息，还多了“donor”（器官捐赠）这个词。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和身份的证明，还是一份捐献器官的同意书。这就意味着，驾驶员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如果驾照上有“donor”字样，医疗机构就可以对其施行器官摘除手术。
器官捐献
与遗体捐献四点不同
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概念和条件了解得并不清楚，混淆了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概念。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主要有四点不同之处。首先用途不同，遗体捐献主要用于医科院校的医学研究，器官捐献是捐献给需要的患者移植使用。其次，二者对时效性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没有时效性要求，而器官捐献须在供者心脏停跳3-5分钟时摘取器官，从而保证器官维持特定功能。第三，二者对于年龄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无特别年龄要求，器官捐献时捐献者的年龄最好不超过65岁。最后，对志愿者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遗体捐献只要无恶性传染性疾病即可，器官捐献志愿者不能患有影响器官功能的疾病，如癌症、白血病等疾病的患者都无法捐献器官。
猖獗的活体器官黑市交易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100万人在进行腹膜透析或者特别血液透析，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病人需要做肝脏移植。由于器官短缺，每年成功移植的不到1万例，大多数的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
尸体器官移植减少至两成
据了解，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但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告诉记者，虽然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还规定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09年12月30日，卫生部还下发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严格规范了活体器官“摘取”和“植入”的细节。但是，由于“供”远远少于“求”，也导致了非法器官移植黑市的乘虚而入。
一条龙的黑市服务
在走访医院时，记者在一些医院卫生间墙壁上看到很多器官中介的电话，写着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手机号不胜枚举，拨打电话这些器官交易中介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甚至承诺包办伪造移植手术所需的全套证明文书，提供一条龙服务。
记者联系了一名远在济南自称可以提供“肝源肾源”的中介，他耐心地告诉记者，“医院的手术移植费用那么高，你们需要东拼西凑才能做移植手术，肝源这么紧张，医生会让你想别的办法或一直等下去。医生的话会让你等到绝望，别着急，我们长年和全国各地医院合作，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移植时机。而且供体条件优越，绝对能满足你的需要。”
这名中介自称给的价格更是全国最低价，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20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 中介自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医院都有着相关的移植信息，也承诺在手术前不会收取任何的中介费用。
感觉到记者迟疑，他又介绍道：“如您不想到我们的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的话，我们会派专人带着供体第一时间赶到您所指定的医院，而且包办医院里面所需要的任何手续。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为您免去后顾之忧。”
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而某些医院也在器官黑市中，充当了重要的一环。2012年，我国公开起诉了迄今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案件中被倒卖51颗活体肾脏，涉案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
案卷显示，与其他肾源中介组织不同，以郑伟为首的团伙倒卖51颗活体肾脏和8颗死刑犯肾脏，都流向了北京一家有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通过与这家医院泌尿科主任合作，他对外宣称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以该院的名义聘用医护人员。其提供的肾脏也进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只能私自手术。
在这起案件中，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郑伟向警方供述，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一个全国性的肾源中介网络已经成熟，共享资源，互相配合。医护人员、器官受让人以及供主、黑中介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利益共同体。
与此相似的是，2011年，湖南郴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卖肾案，发生在一家地方医院内。该医院将泌尿科室承包给了一家来自上海的企业，因卖肾者父母报案而事发。
这起破获的案件，艰难地撕开了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窥见一些黑器官的“洗白”的端倪。而更多的内幕，却无从知晓。
记者在一些医院寻访中，普遍被告知，“不回答器官来源的任何问题”。当记者在某医院与移植器官成功的患者聊天时，问及是否知道器官供体情况时，这位患者也只说“这些医院都会告诉我们”，然后便不再触及这个话题。而一名身着医院制服的年轻人，在记者和患者聊天时，也始终站在患者病房外，半掩着身子，似有似无地张望着。 2.5万元卖了大半肝脏
其实，只要在网上输入肾源或者肝源，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写着“本人长期与医院合作，高回报收购 A、B、O型肝源、肾源”，“患者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找到适合的肝源、肾源”等等。
面对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等待，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正是这种供需间巨大的需求缺口的客观现实，导致有人以身试法，催生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
相关部门曾查处，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器官赚钱。19岁的杨念被“器官中介”介绍到了这里。在这里，杨念被告知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
不久，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有一个癌症患者需要换肝。在北京，经过体检配型，杨念符合标准，他最终与“器官中介”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操办”。一个多星期后，杨念的肝只剩下40%。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花了15万元。为了讨回自己应得的1万块钱，杨念再次找到黑中介，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们叫来的二十多人。
杨念最终没有等来那1万块钱，每当他抚着时而隐隐作痛的空荡荡的肝区，杨念也只能吞下自己亲手种的苦果。
而近年来在国内，绑架割肾、自愿卖器官最后却人财两空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的器官中介甚至自己就是曾经的器官提供者。
商业化只能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看来，商业化不仅不能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还可能带来更恶劣的社会问题。“人体器官是稀有卫生资源，如果可以买卖，一定是昂贵的。这必然扩大社会不公正的鸿沟：有钱人享用器官，贫困者出卖器官，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正。有人认为黑市中介为供需双方搭建了一个平台，但实际上出售器官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钱是很少的一部分，中间商从中牟取了暴利。而因为有暴利，为了巨大的利润，会启发人们愚蠢罪恶的念头，导致谋杀。”
“只有建立了相关的机构，让人们知道怎么捐，找谁捐，建设一个宽敞的正规渠道，从这里能得到来源，自然就不会寻找其他渠道。而且也应尽快完善非法买卖器官的相关法律法规。”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认为，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无法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
器官捐献，
亟待填补的公益空白
从法律制度、捐赠体系、传统伦理上，都使中国器官移植陷入尴尬处境。需要等待的原因都是一个，缺少可移植的人体器官。
从今年2月开始，器官捐献将从之前的19个省份扩展到全国所有省份。据了解，今年1月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目前该中心已经正式开展工作。今后医院如果获得了一个器官，就必须通过卫生部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进行统一的分配。
“器官捐献从2001年开始，由10个试点城市逐渐推广到16个，到现在19个，今年开始要推广到全国。”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说，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要是领导全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具体有以下六方面：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人道救助、公平分配、缅怀纪念，目前器官分配遵从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儿童优先的原则。卫生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是卫生部委托香港玛丽医院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建立的，目前已试用了一段时间，还在逐渐完善中。
“白手起家”的器官捐献工作
“截止到3月25日，我们实现了701例捐献，捐献大器官1919个，报名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是19323人，报名率是0.01%。”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位于东城区的办公室里，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对记者说。
如此低的志愿者登记比例并不令人奇怪，事实上，中国直到2010年才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虽说国家层面上有机构，但地方上没有机构，就是设一个临时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兼职的，也还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你说工作怎么开展？”高新谱向记者表示，除了机构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急需完善，比如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面临修订，另外，捐献管理机构还需要出台政策和文件，对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
高新谱介绍说，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总体上是一种卫生（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捐献者与红十字会的三方参与的关系，红十字下面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从事服务工作，其业务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目前只有天津市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接下来要推动各地申请成立管理机构，并出台地方性的法规，还要对专业化队伍的选拔、考核、资质认定、待遇保障进一步规范，另外还要探索政府拨款、医院投入、第三方捐助的资金来源模式。”高新谱认为这是接下来的几项紧迫工作。
只有20%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捐献者
采访中，高新谱告诉记者他正在对新系统进行紧张的调研，这个新系统就是面向公众的信息联网系统。捐献工作自2010年开展以来，志愿者的登记完全采用手工填表方式，并没有进入系统，“捐献信息系统6月份就要上线，到时公众可以在线报名登记，登记签名后，如果登记人反悔了，除了主动联系我们，还可以在线进行更新。”
高新谱向记者介绍说，每个人登记后都会有志愿者卡，原则上是户籍管理，但所有数据都会汇总到红十字会，在系统上也可以看到适时发布的统计数据和报告。除了线上平台，将来还会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包括公益广告、电影及LOGO的发布等，公众可以现场报名登记。 相对于志愿者登记，患者濒临死亡时的捐献，称为潜在捐献者。潜在捐献者被医务人员发现后，会和家属有初步接触，然后通知器官捐献协调员，由协调员解释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科普知识，让家属了解挽救他人生命的意义。不但最后决定权仍然在家属，只有配偶、父母、子女共同表达意愿才能做捐献，而具体捐献手续要在患者真正死亡之后才能办理。
事实上，潜在捐献者并不会全部变成捐献者，除了家属意见不一，捐献者的病情条件也很关键，癌症患者、传染病患者的器官不能捐献。根据统计，只有20%多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真正的捐献者。不过，高新谱认为，捐献工作的复杂之处还在于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判断死亡的与器官获取的医生要分开，捐献者家属和红会协调员要参与，协调必须紧密，因为还有时间的限制。”高新谱说。
器官捐献后的分配与共享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已于2011年上线运营，由卫生部负责管理运营，医院具体使用。记者提出查看一下这个系统，高新谱在现场的电脑上打开了该系统并浏览了下界面。对于公众较为关注的器官分配的公正性问题，高新谱介绍说，分配原则2010年就已经由卫生部确定了，除了地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大的原则，还有很多细则，“具体的原则，是由一系列医学数据决定的，也参照了国际经验，红十字会只是监督方。”
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采用“双盲原则”，即双方互不知晓信息，这也是国际上被证实的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捐献者家属打扰受捐者，受捐者隐私会被侵犯，有些还会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移植者如果想探究捐献者的家属，家属也是痛苦的事情，毕竟是亲人逝去，未必愿意被打扰。”高新谱表示，如果双方都提出申请，还是会安排见面，此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一定时间内所有的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在一起共同见面，肯定对方在群体里，但不是一对一的，这样心灵也会有一些慰藉。
科学普及是最大的推动力
除了自身的捐献管理平台、体系的欠缺，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是制约捐献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高新谱看来，要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必须让大家对器官捐献有科学认识，“这件事并不是损毁自己的身体，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佛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器官捐献不仅是救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此外，中国目前没有对“脑死亡”的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器官捐献工作。根据国外统计，一个人濒死前最后一段时间花费的医疗费用能占到一生的80%，其中有一部分是脑死亡的，即从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但受制于传统观点影响，医生不得不去做抢救措施，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也制约了器官捐献。
卫生部于2009年通过了脑死亡相关标准和器官捐献的技术规范，通过多年临床实践，2011年进一步把标准分为三类，即公民脑死亡的器官捐献、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以及在脑死亡基础上的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在实践中，这三类情况都有，但是纯粹脑死亡的器官捐献非常少，脑死亡的立法仍然需要积极推动。
当前，虽然全社会做公益的氛围已经提升，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器官捐献也是公益。高新谱认为，一个人无论贫富，捐钱、捐物、捐时间、捐知识都是在做公益，但作为人类，能够捐献自己的身体无疑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把自己的身体都捐出来了，还有什么不能捐的？这是非常崇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