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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原为元大都十一门之一的文明门，民间又称“哈德门”“海岱门”。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将南城墙向前拓展2里，但新开辟的3座城门仍沿用元代名称，直至正统年间将文明门改称崇文门。嘉靖年间修建外城之后，崇文门与正阳门、宣武门（即“前三门”）成为内外城往来的通衢要道。清朝定都北京后，在城中实施“旗民分治”政策，内城由皇城和旗人居住区组成，外城则由汉官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组成，前三门为南北城分界。
明清时期的崇文门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明代运河终点由城内的积水潭改为通州，外地客旅经运河北上进京，一般在通州上岸之后经朝阳门外大道，再由崇文门进城。基于崇文门的交通枢纽地位，明清时期均在此设有税关，这里也成为仕宦往来、商旅流通的重要节点。如乾隆《北京形势大略》记载，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澨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
九门统于崇文
崇文门不仅仅是一座城门，对于所有外地来京人员而言，顺利通过崇文门税关的查验，是决定能否真正进入北京城的关键。明清时期的崇文门作为京城东南大门，是进京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设有宣课司，是京城“九门宣课司”之一，最初由顺天府派人员管理，归地方管辖。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开始，“京师九门”税课“统于崇文一司”，差官也从地方任用改为中央派遣，彰显出崇文门宣课司的重要地位。
清代关税体系基本承袭明代。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崇文门作为中央设于京城的总税关，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开始征税，与此同时，还在往来京城的重要关口设立了多处分税口，如卢沟桥、海淀、板桥、东坝等地。
此外，因京师往往是全国各地商货的最终目的地，至此基本不再转运他处，所以清政府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六月颁布了一条重要的免税政策，即“停崇文门监督出京货物税”。也就是说，与当时设置在其他流通枢纽地区的户部税关不同，崇文门税关只征收进城商货税，货物出城并不需要缴纳税款。这项特殊的条例，在清代税关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成了北京作为全国消费中心颇具说服力的佐证。
自设关征税以来，明清时期的崇文门税关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明代崇文门宣课司成为运河沿线“八大钞关”之一，万历年间商税即达到了68929两，仅次于山东运河边上的临清关;天启年间上升到88929两，位居“八大钞关”之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因辽左用兵，军费开支大增，明政府临时调整各地方关税以应付巨大的军饷支出，其中崇文门、临清关“各八万四千两”，成为“八大钞关”中增缴税额最多的两处，从侧面显示出这两处税关之实力。进入清代以后，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及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崇文门的税收也随之得以显著增长。从具体数据看，清政府原本规定崇文门税关的课税为10万两左右，但其实际税收远远不止，“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最高时多达32万两，超过额定税课数倍，成为中央财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代，崇文门税关进入与内务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小差税关”之列，肩负皇室日用以及一些临时性财政支出的重任。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崇文门税关支出2万余两，用来赏赐各级官员及相关机构，包括内务府武职官员、景山南府教习等人的月粮银、武备院银，提供普济堂和功德林的救济银，以及用作赏赐大学士来保、富德和刘纶等人的银两。崇文门税关还承担着圆明园岁修粘补银及同乐园的日常经费银。
另外，除征税之外，崇文门税关还负责宫廷采办事务。据《清稗类钞》记载：“每届冬季，崇文门进呈冬笋及冰鲜鱼。冬笋来自楚皖，分年进京。楚笋当年，则入京在秋杪;皖笋当年，则入京必冬初也。冰鲜产于津沽，以总督署前玉带河所产者为上品，即银鱼也。”
民国以来，崇文门的税收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被北方各军阀竞相争夺。1928年都城南迁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税关的设置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纷纷请愿废除。最终，崇文门税关于1930年被正式撤销。
京官最优之差
屡被历史书写的崇文门，还是一道让人畏惧的“鬼门关”。崇文门税关作为明清都城总税机关，职高位重，显系人人艳羡的“肥差”，故清代官场流传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据清代曾担任帮办委员的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余充任崇文门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而在崇文门税关负责具体税务工作的吏役，更是以“最侈且暴”著称，即使“言官屡劾，谕旨屡诫”，仍然“积习如故”。
明清時期，来往京城的行人众多，携带的是行李还是商货，其性质往往难以迅速清晰厘定。特别是每逢科考之年，士子行李辎重繁杂，这也为胥吏以此为由恶意征税提供了机会。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会试举子皆受其累。”士子进京，往往都会被勒索钱财，四五两或十余两不等。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月，一名监生进京经过卢沟桥税口，被管税的胥吏以收税为由讹索钱财，及至广宁门时，再次被拦阻勒索。因该监生所携钱财已在卢沟桥税口用尽，只得绕至城东，其行李仍旧被送到崇文门税关查验。当他的箱笼被打开后，发现并无应行上税之物，方准放行，“闻该监生本在广宁门内居住，因各处婪索辗转绕道，以致守候两昼夜方得到寓”。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浙江武进士杨銮候选进京，在崇文门税关查验过程中，被管税官吏计箱索贿，“以十二两之税勒罚至数百两之多”，后探知杨銮赴城控告，才按照定例收税放行。
实际上，位于天子脚下的崇文门税关，一直以来极受清政府的重视。雍正帝即位之初，发现崇文门收税“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为整顿关务，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等谕令，不断细化征税则例。此后，历任统治者也多次强调应严加管理崇文门税关弊政，如有恶意勒索征税者，必“从重惩办”。
为节制权力，清政府对崇文门税关官员体系的设置也多有考量，分别设正、副监督两职，其中正监督由户部报呈，副监督由内务府委派，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中央对崇文门税关的监督，一般由“特简大员管理”，如乾隆朝“历来俱特派亲信大臣经理，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这些人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朝廷要员。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皇帝又“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查，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行据参奏”。不过，分别由不同部门的人员共同管理税务，虽有相互制衡，确保税关正常运行之意，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问题更多。各方力量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工作起来多有掣肘、冲突不断。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据内务府奏报，崇文门正、副监督或在变卖抄没官员财产过程中互相推诿，或为扩大各自势力、盲目攀比而大肆增加家丁数量，严重影响了崇文门税关的正常秩序。 九土财货之聚
“轮蹄络织，曳挽邪许，欢声彻昕夕不休”。清代朝阳门外大道碑记，形象记录了当时京通大道行旅往来的盛况。作为进京大门，崇文门外也呈现不同于他处的热闹景象，“崇文门乃五方辐辏之地，商贩多于外省”。特别是每到春夏两季漕船北上之际，纷至沓来的南来货物充斥着京城商业贸易市场，“五方物产，九土财货，莫不聚集于斯”。据道光年间监察御史任伯寅奏报：“查国朝设立崇文门税务，为天下总汇之区。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自烟、酒、茶、布及一切杂项，计货取税，皆有定例。”
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地方特产随船发卖，包括食物、纸张、瓷器、糖醋、油酒、杂货、竹木器等，“均为京师日用必需之物”。据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只，携带茶叶、白糖、各色纸张、槟榔、白蜡、桐油、姜黄、鱼胶等商品数十种。其他还有来自东北、西南、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来到京城，并纷纷在此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如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在京药材商人商帮建立药行会馆，碑记言：“京师商贾云集，贸易药材者，亦水陆舟车辐辏而至。”
烟、酒、茶、布是明清时期贩运到京城的四大宗商品。以酒为例，据乾隆年间史料记载：“京师九门，每日酒车衔尾而进。”嘉道年间每日由城外贩来的酒多达四五十车，甚至在咸丰年间还出现年运送烧酒“八九千车”的记载。因崇文门的税收较重，清代京城曾出现私酒泛滥的情况，据查缉官员奏报，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曾查获“私酒五万斤”。清代京城酒肆林立，“京南一带素系设聚烧锅之所”，南路烧酒经崇文门源源不断进入京城，故崇文门在民间又被称为“酒门”。
税关的设立，成为崇文门商业区兴起并发展的重要引擎，明清时期崇文门跻身“前三门”之列。崇文门外设有米市，交易兴盛，为“奸商丛集之区”。花市是北京最大的绢花贸易市场，时人以竹枝词描述道：“梅白桃红借草濡，四時插鬓艳堪娱。人工只欠回春手，除却京师到处无。”清末崇外一带往来商旅众多，因而附近还设有专门为行旅休闲消费的民间杂耍和说书演出，“海岱门前傍两衢，布棚连接小行庐。游人到此围环坐，听唱盲词说大书”。太平宫前的庙市，每逢集期，“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被誉为京城庙会之“最盛”。
从一座门，到一座城，崇文门是元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最直接的见证。历史上的崇文门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门，对内标识着京城的空间秩序，对外则是都城与非都城人员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座文化之门，文人仕宦由此行走往来，营造出独特的京师人文环境;它更是一座经济之门，各地货物的流通汇聚，打造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支撑起历史上“北京什么都不产，北京什么也不缺”的独特经济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明清时期的崇文门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明代运河终点由城内的积水潭改为通州，外地客旅经运河北上进京，一般在通州上岸之后经朝阳门外大道，再由崇文门进城。基于崇文门的交通枢纽地位，明清时期均在此设有税关，这里也成为仕宦往来、商旅流通的重要节点。如乾隆《北京形势大略》记载，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澨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
九门统于崇文
崇文门不仅仅是一座城门，对于所有外地来京人员而言，顺利通过崇文门税关的查验，是决定能否真正进入北京城的关键。明清时期的崇文门作为京城东南大门，是进京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设有宣课司，是京城“九门宣课司”之一，最初由顺天府派人员管理，归地方管辖。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开始，“京师九门”税课“统于崇文一司”，差官也从地方任用改为中央派遣，彰显出崇文门宣课司的重要地位。
清代关税体系基本承袭明代。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崇文门作为中央设于京城的总税关，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开始征税，与此同时，还在往来京城的重要关口设立了多处分税口，如卢沟桥、海淀、板桥、东坝等地。
此外，因京师往往是全国各地商货的最终目的地，至此基本不再转运他处，所以清政府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六月颁布了一条重要的免税政策，即“停崇文门监督出京货物税”。也就是说，与当时设置在其他流通枢纽地区的户部税关不同，崇文门税关只征收进城商货税，货物出城并不需要缴纳税款。这项特殊的条例，在清代税关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成了北京作为全国消费中心颇具说服力的佐证。
自设关征税以来，明清时期的崇文门税关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明代崇文门宣课司成为运河沿线“八大钞关”之一，万历年间商税即达到了68929两，仅次于山东运河边上的临清关;天启年间上升到88929两，位居“八大钞关”之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因辽左用兵，军费开支大增，明政府临时调整各地方关税以应付巨大的军饷支出，其中崇文门、临清关“各八万四千两”，成为“八大钞关”中增缴税额最多的两处，从侧面显示出这两处税关之实力。进入清代以后，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及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崇文门的税收也随之得以显著增长。从具体数据看，清政府原本规定崇文门税关的课税为10万两左右，但其实际税收远远不止，“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最高时多达32万两，超过额定税课数倍，成为中央财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代，崇文门税关进入与内务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小差税关”之列，肩负皇室日用以及一些临时性财政支出的重任。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崇文门税关支出2万余两，用来赏赐各级官员及相关机构，包括内务府武职官员、景山南府教习等人的月粮银、武备院银，提供普济堂和功德林的救济银，以及用作赏赐大学士来保、富德和刘纶等人的银两。崇文门税关还承担着圆明园岁修粘补银及同乐园的日常经费银。
另外，除征税之外，崇文门税关还负责宫廷采办事务。据《清稗类钞》记载：“每届冬季，崇文门进呈冬笋及冰鲜鱼。冬笋来自楚皖，分年进京。楚笋当年，则入京在秋杪;皖笋当年，则入京必冬初也。冰鲜产于津沽，以总督署前玉带河所产者为上品，即银鱼也。”
民国以来，崇文门的税收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被北方各军阀竞相争夺。1928年都城南迁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税关的设置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纷纷请愿废除。最终，崇文门税关于1930年被正式撤销。
京官最优之差
屡被历史书写的崇文门，还是一道让人畏惧的“鬼门关”。崇文门税关作为明清都城总税机关，职高位重，显系人人艳羡的“肥差”，故清代官场流传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据清代曾担任帮办委员的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余充任崇文门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而在崇文门税关负责具体税务工作的吏役，更是以“最侈且暴”著称，即使“言官屡劾，谕旨屡诫”，仍然“积习如故”。
明清時期，来往京城的行人众多，携带的是行李还是商货，其性质往往难以迅速清晰厘定。特别是每逢科考之年，士子行李辎重繁杂，这也为胥吏以此为由恶意征税提供了机会。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会试举子皆受其累。”士子进京，往往都会被勒索钱财，四五两或十余两不等。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月，一名监生进京经过卢沟桥税口，被管税的胥吏以收税为由讹索钱财，及至广宁门时，再次被拦阻勒索。因该监生所携钱财已在卢沟桥税口用尽，只得绕至城东，其行李仍旧被送到崇文门税关查验。当他的箱笼被打开后，发现并无应行上税之物，方准放行，“闻该监生本在广宁门内居住，因各处婪索辗转绕道，以致守候两昼夜方得到寓”。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浙江武进士杨銮候选进京，在崇文门税关查验过程中，被管税官吏计箱索贿，“以十二两之税勒罚至数百两之多”，后探知杨銮赴城控告，才按照定例收税放行。
实际上，位于天子脚下的崇文门税关，一直以来极受清政府的重视。雍正帝即位之初，发现崇文门收税“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为整顿关务，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等谕令，不断细化征税则例。此后，历任统治者也多次强调应严加管理崇文门税关弊政，如有恶意勒索征税者，必“从重惩办”。
为节制权力，清政府对崇文门税关官员体系的设置也多有考量，分别设正、副监督两职，其中正监督由户部报呈，副监督由内务府委派，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中央对崇文门税关的监督，一般由“特简大员管理”，如乾隆朝“历来俱特派亲信大臣经理，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这些人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朝廷要员。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皇帝又“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查，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行据参奏”。不过，分别由不同部门的人员共同管理税务，虽有相互制衡，确保税关正常运行之意，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问题更多。各方力量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工作起来多有掣肘、冲突不断。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据内务府奏报，崇文门正、副监督或在变卖抄没官员财产过程中互相推诿，或为扩大各自势力、盲目攀比而大肆增加家丁数量，严重影响了崇文门税关的正常秩序。 九土财货之聚
“轮蹄络织，曳挽邪许，欢声彻昕夕不休”。清代朝阳门外大道碑记，形象记录了当时京通大道行旅往来的盛况。作为进京大门，崇文门外也呈现不同于他处的热闹景象，“崇文门乃五方辐辏之地，商贩多于外省”。特别是每到春夏两季漕船北上之际，纷至沓来的南来货物充斥着京城商业贸易市场，“五方物产，九土财货，莫不聚集于斯”。据道光年间监察御史任伯寅奏报：“查国朝设立崇文门税务，为天下总汇之区。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自烟、酒、茶、布及一切杂项，计货取税，皆有定例。”
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地方特产随船发卖，包括食物、纸张、瓷器、糖醋、油酒、杂货、竹木器等，“均为京师日用必需之物”。据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只，携带茶叶、白糖、各色纸张、槟榔、白蜡、桐油、姜黄、鱼胶等商品数十种。其他还有来自东北、西南、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来到京城，并纷纷在此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如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在京药材商人商帮建立药行会馆，碑记言：“京师商贾云集，贸易药材者，亦水陆舟车辐辏而至。”
烟、酒、茶、布是明清时期贩运到京城的四大宗商品。以酒为例，据乾隆年间史料记载：“京师九门，每日酒车衔尾而进。”嘉道年间每日由城外贩来的酒多达四五十车，甚至在咸丰年间还出现年运送烧酒“八九千车”的记载。因崇文门的税收较重，清代京城曾出现私酒泛滥的情况，据查缉官员奏报，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曾查获“私酒五万斤”。清代京城酒肆林立，“京南一带素系设聚烧锅之所”，南路烧酒经崇文门源源不断进入京城，故崇文门在民间又被称为“酒门”。
税关的设立，成为崇文门商业区兴起并发展的重要引擎，明清时期崇文门跻身“前三门”之列。崇文门外设有米市，交易兴盛，为“奸商丛集之区”。花市是北京最大的绢花贸易市场，时人以竹枝词描述道：“梅白桃红借草濡，四時插鬓艳堪娱。人工只欠回春手，除却京师到处无。”清末崇外一带往来商旅众多，因而附近还设有专门为行旅休闲消费的民间杂耍和说书演出，“海岱门前傍两衢，布棚连接小行庐。游人到此围环坐，听唱盲词说大书”。太平宫前的庙市，每逢集期，“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被誉为京城庙会之“最盛”。
从一座门，到一座城，崇文门是元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最直接的见证。历史上的崇文门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门，对内标识着京城的空间秩序，对外则是都城与非都城人员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座文化之门，文人仕宦由此行走往来，营造出独特的京师人文环境;它更是一座经济之门，各地货物的流通汇聚，打造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支撑起历史上“北京什么都不产，北京什么也不缺”的独特经济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