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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来德先生在一封私函中，谈及我在本栏目上期的“主持人语”中对他的思想立场的介绍（“欧洲的地方性被表述为一种普适性”等语）不甚符合其在《驳于连》中所欲表达的观点。我承认自己对毕来德先生的立场有臆测的成分，也在此向他表示歉意。不过主要还是因为《驳于连》在批评于连将传统中国描述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方的、没有王权的专断、没有权力的滥用的“哲学中国”时，所努力证明的不同观点：“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在总体上与帝国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它是为了阻挡‘个人’的出现而构摁出来的．必须就此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