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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省：北达尔富尔省、中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自然灾害使得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资源冲突之外，苏丹喀土穆政府现行政策使得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达尔富尔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政治方面，自苏丹独立后，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由阿拉伯人出任，在1989～2003年之间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因此黑人在中央与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致使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自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并通过严厉惩罚以确保该法得到遵守。此外，政府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将阿拉伯文化树立为文明的象征，而且在身份等级中，认为阿拉伯人优于非洲黑人。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的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此类冲突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使得达尔富尔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叛军袭击行动的激烈程度和成功毫无准备。政府在苏丹南部部署了许多军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作战，喀土穆还对苏丹军队从达尔富尔征募了许多下级士兵感到担忧。政府加紧招募了一些作为马前卒的民兵，以继续利用各部族群体之间的现有和正在加剧的紧张关系。那些应征加入政府支持的镇压反叛军行动参与交战的阿拉伯部族成员被称为“金戈威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土穆政权，在镇压达尔富尔非法武装的过程中，对“金戈威德”民兵网开一面。政府中一些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军政高官。还暗中给予“金戈威德”民兵以支持。
金戈威德民兵有时与政府的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曾经并继续直接袭击达尔富尔的平民人口，尤其重点打击为叛军提供大部分兵源的部族群体。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关于达尔富尔的状况报告中就说：“我们了解到了联手袭击平民的行动。妇女、儿童和男人遭到肆意地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牲畜被掠走或遭宰杀，作物被摧毁，全体村民被强迫失踪，部分在于意图消除给反叛团体的支持和资源。尤为甚者，普遍和蓄意犯下的强奸和性虐待行为恐吓妇女，并摧毁家庭和社区。”
2003年9月3日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间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在9月《停火协议》后，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基本停止。然而，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金戈威德”的民兵组织的袭击对象就是据认为向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提供支持的平民。
2004年4月8日，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一项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关于在达尔富尔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议定书。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仍然有平民遭到杀害，流利失所的难民也无法返回家园。据估计，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乱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被联合国称为目前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方的参与下，接着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开展了实现达尔富尔和平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所有各方谋求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军事优势，因此达尔富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2006年5月5日，在第七轮谈判中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是，只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派别(即米纳维派)签署了该协议。阿卜杜勒领导的苏丹解放军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没有签署协议。
自从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该地区的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未签署协议的叛乱派别进一步分化。尽管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签字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大大减少，但签字方与那些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各方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破坏了停火协议。这些派别为重新谈判《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企图联合建立共同立场，但却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和轰炸。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都有所增加。武装匪徒和其他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片穷乡僻壤的流血冲突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4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相关各方的作为
今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关的利益各方都卷入进来了。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组织、作为维护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非盟、与苏丹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的美国等相关各方都对达尔富尔问题深切关注，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5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11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三阶段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是在斯亚贝巴经过联合国、经过非盟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苏丹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共同讨论，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个方案。安南方案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所谓的轻度支持，具体内容是联合国向非盟特派团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二阶段是所谓的重度支持计划。在重度支持计划下，联合国将向非盟特派团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后勤物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直升机、警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非盟特派团的能力，同时为第三阶段做准备。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混合维和行动，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承担维和的责任。在第三阶段上还存在一些分歧。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调节，苏丹政府已经同联合国、同非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2007年4月16日，苏丹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4月29日，来自苏丹、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非盟、欧盟、阿盟和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的黎波里共识》，并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和非盟组成的混合维和部队的方案。
就在国际社会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的时候，2007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却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这项新的制裁协议主要包括：制裁30家苏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还有l家向苏丹政府和武装力量提供武器的公司也在名单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使得国际社会寻求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物质援助。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在今年2月份的非洲八国之行中对苏丹的访问，对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在经历着转变。中国过去一向强调对他国的内部事务不予干涉，以“主权高于人权”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接轨，认为在确实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可在尊重他国意愿或国际社会的授权下进行必要的干预。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在达尔富尔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开始利用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力，含蓄地对苏丹政府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得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的三阶段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安南方案”。中国不再毫无条件的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是有条件的、以符合国际社会要求的方式进行调解。人权问题开始在中国外交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可能回避人权问题。
中国正在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做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建设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更大的作为。向苏丹南部派遣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当中有400名中国的士兵，而且现在中国准备再增派275名多功能的工兵分队去苏丹执行任务，400名维和部队主要是在南部苏丹维和，这275名多功能工兵分队是直接在达尔富尔地区参加维护和平的行动，主要是协助执行安南提出的第二阶段计划，为第三阶段计划做准备。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自然灾害使得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资源冲突之外，苏丹喀土穆政府现行政策使得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这是达尔富尔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在政治方面，自苏丹独立后，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由阿拉伯人出任，在1989～2003年之间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因此黑人在中央与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致使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自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并通过严厉惩罚以确保该法得到遵守。此外，政府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将阿拉伯文化树立为文明的象征，而且在身份等级中，认为阿拉伯人优于非洲黑人。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的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此类冲突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使得达尔富尔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叛军袭击行动的激烈程度和成功毫无准备。政府在苏丹南部部署了许多军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作战，喀土穆还对苏丹军队从达尔富尔征募了许多下级士兵感到担忧。政府加紧招募了一些作为马前卒的民兵，以继续利用各部族群体之间的现有和正在加剧的紧张关系。那些应征加入政府支持的镇压反叛军行动参与交战的阿拉伯部族成员被称为“金戈威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土穆政权，在镇压达尔富尔非法武装的过程中，对“金戈威德”民兵网开一面。政府中一些来自达尔富尔地区的军政高官。还暗中给予“金戈威德”民兵以支持。
金戈威德民兵有时与政府的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曾经并继续直接袭击达尔富尔的平民人口，尤其重点打击为叛军提供大部分兵源的部族群体。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关于达尔富尔的状况报告中就说：“我们了解到了联手袭击平民的行动。妇女、儿童和男人遭到肆意地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牲畜被掠走或遭宰杀，作物被摧毁，全体村民被强迫失踪，部分在于意图消除给反叛团体的支持和资源。尤为甚者，普遍和蓄意犯下的强奸和性虐待行为恐吓妇女，并摧毁家庭和社区。”
2003年9月3日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间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在9月《停火协议》后，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之间的战斗基本停止。然而，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金戈威德”的民兵组织的袭击对象就是据认为向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提供支持的平民。
2004年4月8日，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一项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关于在达尔富尔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议定书。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仍然有平民遭到杀害，流利失所的难民也无法返回家园。据估计，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乱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因此被联合国称为目前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方的参与下，接着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开展了实现达尔富尔和平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所有各方谋求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军事优势，因此达尔富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2006年5月5日，在第七轮谈判中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是，只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派别(即米纳维派)签署了该协议。阿卜杜勒领导的苏丹解放军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没有签署协议。
自从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该地区的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未签署协议的叛乱派别进一步分化。尽管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签字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大大减少，但签字方与那些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各方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破坏了停火协议。这些派别为重新谈判《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企图联合建立共同立场，但却遭到政府军的袭击和轰炸。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都有所增加。武装匪徒和其他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片穷乡僻壤的流血冲突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4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相关各方的作为
今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有关的利益各方都卷入进来了。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组织、作为维护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非盟、与苏丹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的美国等相关各方都对达尔富尔问题深切关注，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5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11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三阶段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是在斯亚贝巴经过联合国、经过非盟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苏丹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共同讨论，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个方案。安南方案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所谓的轻度支持，具体内容是联合国向非盟特派团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二阶段是所谓的重度支持计划。在重度支持计划下，联合国将向非盟特派团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后勤物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直升机、警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非盟特派团的能力，同时为第三阶段做准备。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混合维和行动，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承担维和的责任。在第三阶段上还存在一些分歧。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调节，苏丹政府已经同联合国、同非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2007年4月16日，苏丹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4月29日，来自苏丹、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非盟、欧盟、阿盟和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与会各方发表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的黎波里共识》，并表示支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和非盟组成的混合维和部队的方案。
就在国际社会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的时候，2007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却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企图通过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这项新的制裁协议主要包括：制裁30家苏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还有l家向苏丹政府和武装力量提供武器的公司也在名单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使得国际社会寻求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物质援助。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在今年2月份的非洲八国之行中对苏丹的访问，对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在经历着转变。中国过去一向强调对他国的内部事务不予干涉，以“主权高于人权”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但是，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接轨，认为在确实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可在尊重他国意愿或国际社会的授权下进行必要的干预。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在达尔富尔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开始利用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力，含蓄地对苏丹政府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得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的三阶段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安南方案”。中国不再毫无条件的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是有条件的、以符合国际社会要求的方式进行调解。人权问题开始在中国外交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可能回避人权问题。
中国正在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做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建设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更大的作为。向苏丹南部派遣的联合国维和士兵当中有400名中国的士兵，而且现在中国准备再增派275名多功能的工兵分队去苏丹执行任务，400名维和部队主要是在南部苏丹维和，这275名多功能工兵分队是直接在达尔富尔地区参加维护和平的行动，主要是协助执行安南提出的第二阶段计划，为第三阶段计划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