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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海淀区教委召开“窦桂梅专业成长思想研讨会”，这次会议，关系到对整个海淀区教师专业培养的方向定位。会议内容有一项是我上两节课并作专题报告。其间要请一位专家给我评课。
当然请霍懋征老师！她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北京的老前辈，也是语文学科专家，领导们也意在让我向先生学习，在心中树立方向。
教委联系了霍老师，她欣然答应了。那时她已经81岁。
多么荣幸！我和海淀教委张凤华副主任手捧鲜花到霍老师家拜访。一进门，呵，仿佛进人了植物园。地上，窗台上，甚至天棚上，幾乎都被绿色盆栽植物覆盖。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这里却夏意融融。鸟儿穿梭在绿树红花中，时而落在沙发上，时而落在窗沿上。东屋住着几只小猫，几条小狗，它们看到有人来了，纷纷走出来迎接客人……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居简单的两居室老房子，面积不大，想进去还要拐弯儿——花盆啊、水桶啊，自由摆放，琳琅满目。镜框中，照片泛着岁月的陈迹，“古老的” 沙发朴素到了极致。家居环境的自然本色，一如霍老师本人。看到我们欣喜惊奇的表情，老人家笑着说，她喜欢小生命，她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退休后，她每天写写东西，有小狗绕膝，有鸟儿轻啼，有金鱼嬉戏……
“我喜欢小生命”，一句最本真的话透着霍老师那么柔软，充满爱意的心！不必说她曾先后提出设立教师节、制定《义务教育法》等若干重大建议，也不必说她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国宝老师”，被温家宝总理赞为“把爱献给教育的人”，单就“我喜欢小生命”就足够了！
喜欢小生命，当然就喜欢小孩子。我想，这也就是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没有留校做大学教授，却选择了到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当一名小学老师的原因吧。而她，在小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60年。教育部曾要调她去工作，她答应只能“借调”；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她当编辑，她不去，只承担了教材的编审工作；全国妇联、北京妇联等单位都曾邀请她任职，可她始终没有离开孩子和小学课堂。
二女儿病逝，13岁的儿子被人扎死，15岁的小女儿被吓傻，她自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一年零九个月的“牛棚”生活……这些残酷的人生考验没有把她压垮，没有使她屈服，因为，对生命的爱，让她跨过了隐忍不言的伤，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先生的平静，依然可以感受到先生刚毅而柔韧的生命力。
坐在先生对面的沙发上，我拿起教材，双手递给先生，并送给她一本《窦桂梅与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看到封面的“三个超越”，先生笑了，她的表情告诉我，先生是知道我的这一教学主张的：“小窦啊，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教师，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把课堂上的主动权和课外时间还给孩子，学习质量就提高了。” 在交谈中，她还告诉我自己过去讲课过多过细，占用了学生课上“多练”的时间，提醒我教学时，一定要注意让学生多说多练。是啊，为孩子们松绑，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抖擞起精气神，回归童年的质朴，是霍先生，也是所有家长、教师、学生共同的期盼。
《再见了，亲人》的课堂教学设计，我没有说得过细，更多的想听一听先生的见解。我只告诉先生大概框架——为了实践自己正在思考探索的“主题教学”下的“三个超越” 教学理念，我以“亲人”为主题，以同一作者魏巍的《再见了，亲人》为主讲课文，《我的老师》为略讲课文，并补充相关资料，试图从不同侧面，引导学生体会“亲人” 的内涵和亲情的重量。先生很赞同“讲读一篇带动阅读多篇” 的做法，并说这样做的确体现了我的教学主张。
思路得到肯定后，开始对课文进行分析。难忘的是，她就教材一字一句帮助我解读分析，就好像我是她当年的学生：大娘为了志愿军，失去了唯一的小孙孙。再有，课文还有这句“房子已经炸平了”，炸平了就是没有了。唯一的孙子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老大娘是无家可归啊。这不就和前面描写的“老大娘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对志愿军是雪中送炭，自己却是一无所有啊！当时有很多同志感动得流下眼泪。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不也是感动得要流泪吗？这不是亲人又是什么呢？……
倾听先生的指导，整整一个上午！七年了，这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老人家一丝不苟、慢条斯理、逐字逐句地分析，我的内心只有感动，我的倾听非常虔诚。先生一贯的生活态度都是那么严谨、细致，这种生命的惯性就这样自然而然铺展在我的面前！
2003年3月23日这一天终于到来。教育部领导、清华大学领导以及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教委领导、校长、骨干教师们等多人齐聚在清华附中礼堂。先生走上台来，安静地坐在台上听我讲课。课后，霍老师用那平静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语肯定了我的主题教学的尝试，“后生可畏”的评价，是给我这个年轻人面子，也是一种激励。尽管评课优点多于缺点，但我记住先生提出一条重要的建议——当时先生很委婉地说：“依我看，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性要适度一些……当然，这也是这篇课文的特点决定的……建议课堂上咬文嚼字的环节还可以再多一些。” 在当时，我内心并不完全认同，认为魏巍的这篇抒情性质的报告文学特别适合朗读，采取“用读代讲”的办法更合适一些。也就是说，不是丢掉咬文嚼字，而更多的是通过朗读来理解、发现语言文字的用意与魅力。这就和五十年代起霍先生创立的“讲读法” 有一些不同，即以“讲”为主，以“读”为辅。我心里想，先生肯定不完全理解我，帮助我分析那些词句的时候，怎么都是用朗读的办法来处理的？不过，我嘴上没解释，谦虚地听着，心里在思索着，咀嚼着……我相信，即便我过后和先生交换意见，先生也一定会高兴的，充满博爱之心的她怎么会生气呢！
就“人文性” 的议论而言，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语文课“人文性” 不够，不仅是这堂课，甚至那一阶段的课，我都在着意体现人文性。现在想来，那一课的开头和结尾有些抒情内容和环节可以去掉，课堂的广度过多，导致“人文性”过多。这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更是如何恰当把握学科属性的问题。一句“人文性”过多，让我更多地思考如何用理性的手牵着感觉走，而不是随着当时课改的“风向”走。
七年后的今天，越想越觉得先生的评课是深沉的——学术问题不是心术问题，观点可以不同，但评课要充满爱心和真诚。这是负责任的评课！后来，我也有了给年轻人评课的机会。受霍老师的影响，每一次我都是很真诚地，尽自己所能所想，站在自己当时的思考点上，努力把优点说够，方法给够，缺点不漏。意在体现评课在于研讨，在于给别人思考与启发，而不是鉴定。
先生仅一次的爱意与真心就让我终身受益，她对学生的真诚可是数不胜数！先生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无论是高干子女还是普通市民的孩子，都一视同仁，而且把更多的爱倾注在那些基础较差的淘气学生身上，那些贫困的学生身上。学生病了，她带着去看病求医，买药、送饭；学生家庭有困难，她自己掏钱为学生买午餐；学生踢足球，没有鞋穿，她在比赛前送去短裤、球鞋；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她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食宿……先生常说“我们的教育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专家、学者、司长、部长，可我们应该把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好工人、好农民、好公民。”
难忘，先生给予晚辈们的爱；难忘，先生的为师之道……
如今，先生已去。我们该拿什么告慰霍先生这样的前辈们？唯有用与他们一样的爱心和真心，甚至超出他们的努力，解放孩子，把美好的童年还给孩子——这才是我们对前辈最好的纪念。
当然请霍懋征老师！她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北京的老前辈，也是语文学科专家，领导们也意在让我向先生学习，在心中树立方向。
教委联系了霍老师，她欣然答应了。那时她已经81岁。
多么荣幸！我和海淀教委张凤华副主任手捧鲜花到霍老师家拜访。一进门，呵，仿佛进人了植物园。地上，窗台上，甚至天棚上，幾乎都被绿色盆栽植物覆盖。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这里却夏意融融。鸟儿穿梭在绿树红花中，时而落在沙发上，时而落在窗沿上。东屋住着几只小猫，几条小狗，它们看到有人来了，纷纷走出来迎接客人……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居简单的两居室老房子，面积不大，想进去还要拐弯儿——花盆啊、水桶啊，自由摆放，琳琅满目。镜框中，照片泛着岁月的陈迹，“古老的” 沙发朴素到了极致。家居环境的自然本色，一如霍老师本人。看到我们欣喜惊奇的表情，老人家笑着说，她喜欢小生命，她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退休后，她每天写写东西，有小狗绕膝，有鸟儿轻啼，有金鱼嬉戏……
“我喜欢小生命”，一句最本真的话透着霍老师那么柔软，充满爱意的心！不必说她曾先后提出设立教师节、制定《义务教育法》等若干重大建议，也不必说她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国宝老师”，被温家宝总理赞为“把爱献给教育的人”，单就“我喜欢小生命”就足够了！
喜欢小生命，当然就喜欢小孩子。我想，这也就是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没有留校做大学教授，却选择了到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当一名小学老师的原因吧。而她，在小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60年。教育部曾要调她去工作，她答应只能“借调”；人民教育出版社请她当编辑，她不去，只承担了教材的编审工作；全国妇联、北京妇联等单位都曾邀请她任职，可她始终没有离开孩子和小学课堂。
二女儿病逝，13岁的儿子被人扎死，15岁的小女儿被吓傻，她自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一年零九个月的“牛棚”生活……这些残酷的人生考验没有把她压垮，没有使她屈服，因为，对生命的爱，让她跨过了隐忍不言的伤，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先生的平静，依然可以感受到先生刚毅而柔韧的生命力。
坐在先生对面的沙发上，我拿起教材，双手递给先生，并送给她一本《窦桂梅与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看到封面的“三个超越”，先生笑了，她的表情告诉我，先生是知道我的这一教学主张的：“小窦啊，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教师，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把课堂上的主动权和课外时间还给孩子，学习质量就提高了。” 在交谈中，她还告诉我自己过去讲课过多过细，占用了学生课上“多练”的时间，提醒我教学时，一定要注意让学生多说多练。是啊，为孩子们松绑，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抖擞起精气神，回归童年的质朴，是霍先生，也是所有家长、教师、学生共同的期盼。
《再见了，亲人》的课堂教学设计，我没有说得过细，更多的想听一听先生的见解。我只告诉先生大概框架——为了实践自己正在思考探索的“主题教学”下的“三个超越” 教学理念，我以“亲人”为主题，以同一作者魏巍的《再见了，亲人》为主讲课文，《我的老师》为略讲课文，并补充相关资料，试图从不同侧面，引导学生体会“亲人” 的内涵和亲情的重量。先生很赞同“讲读一篇带动阅读多篇” 的做法，并说这样做的确体现了我的教学主张。
思路得到肯定后，开始对课文进行分析。难忘的是，她就教材一字一句帮助我解读分析，就好像我是她当年的学生：大娘为了志愿军，失去了唯一的小孙孙。再有，课文还有这句“房子已经炸平了”，炸平了就是没有了。唯一的孙子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老大娘是无家可归啊。这不就和前面描写的“老大娘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对志愿军是雪中送炭，自己却是一无所有啊！当时有很多同志感动得流下眼泪。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不也是感动得要流泪吗？这不是亲人又是什么呢？……
倾听先生的指导，整整一个上午！七年了，这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老人家一丝不苟、慢条斯理、逐字逐句地分析，我的内心只有感动，我的倾听非常虔诚。先生一贯的生活态度都是那么严谨、细致，这种生命的惯性就这样自然而然铺展在我的面前！
2003年3月23日这一天终于到来。教育部领导、清华大学领导以及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教委领导、校长、骨干教师们等多人齐聚在清华附中礼堂。先生走上台来，安静地坐在台上听我讲课。课后，霍老师用那平静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语肯定了我的主题教学的尝试，“后生可畏”的评价，是给我这个年轻人面子，也是一种激励。尽管评课优点多于缺点，但我记住先生提出一条重要的建议——当时先生很委婉地说：“依我看，课堂教学中的人文性要适度一些……当然，这也是这篇课文的特点决定的……建议课堂上咬文嚼字的环节还可以再多一些。” 在当时，我内心并不完全认同，认为魏巍的这篇抒情性质的报告文学特别适合朗读，采取“用读代讲”的办法更合适一些。也就是说，不是丢掉咬文嚼字，而更多的是通过朗读来理解、发现语言文字的用意与魅力。这就和五十年代起霍先生创立的“讲读法” 有一些不同，即以“讲”为主，以“读”为辅。我心里想，先生肯定不完全理解我，帮助我分析那些词句的时候，怎么都是用朗读的办法来处理的？不过，我嘴上没解释，谦虚地听着，心里在思索着，咀嚼着……我相信，即便我过后和先生交换意见，先生也一定会高兴的，充满博爱之心的她怎么会生气呢！
就“人文性” 的议论而言，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语文课“人文性” 不够，不仅是这堂课，甚至那一阶段的课，我都在着意体现人文性。现在想来，那一课的开头和结尾有些抒情内容和环节可以去掉，课堂的广度过多，导致“人文性”过多。这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更是如何恰当把握学科属性的问题。一句“人文性”过多，让我更多地思考如何用理性的手牵着感觉走，而不是随着当时课改的“风向”走。
七年后的今天，越想越觉得先生的评课是深沉的——学术问题不是心术问题，观点可以不同，但评课要充满爱心和真诚。这是负责任的评课！后来，我也有了给年轻人评课的机会。受霍老师的影响，每一次我都是很真诚地，尽自己所能所想，站在自己当时的思考点上，努力把优点说够，方法给够，缺点不漏。意在体现评课在于研讨，在于给别人思考与启发，而不是鉴定。
先生仅一次的爱意与真心就让我终身受益，她对学生的真诚可是数不胜数！先生平等地爱每一个孩子，无论是高干子女还是普通市民的孩子，都一视同仁，而且把更多的爱倾注在那些基础较差的淘气学生身上，那些贫困的学生身上。学生病了，她带着去看病求医，买药、送饭；学生家庭有困难，她自己掏钱为学生买午餐；学生踢足球，没有鞋穿，她在比赛前送去短裤、球鞋；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她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食宿……先生常说“我们的教育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专家、学者、司长、部长，可我们应该把学生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好工人、好农民、好公民。”
难忘，先生给予晚辈们的爱；难忘，先生的为师之道……
如今，先生已去。我们该拿什么告慰霍先生这样的前辈们？唯有用与他们一样的爱心和真心，甚至超出他们的努力，解放孩子，把美好的童年还给孩子——这才是我们对前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