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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群体的书写是历代辞赋作品中一个重要主题，《申报》报载赋作亦不乏对女性的描写，如晚清时期的《娘姨赋》《女堂倌赋》《做亲赋》，民初的《梁静珠卖身助饷赋》《上海雉妓赋》。这些作品延续传统，又将视角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在晚清至民初这一沧桑巨变的时代，呈现出迥异于古代的特色。
[关键词]《申报》；赋；女性书写；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3—0124—03
晚清时期，报刊文学的兴起，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总体上趋向衰落的辞赋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申报》，初名《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历时78年，前后贯穿了晚清与民国两个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发行较早的近代报刊之一，其经营理念、办报宗旨等皆开风气之先。
1872年到1920年间，《申报》总计刊载了“以赋命名”的赋作一百二十余篇，涉及女性书写的作品达20篇之多，如晚清时期的《怨女赋》《娘姨赋》《女堂倌赋》《做亲赋》，民初的《梁静珠卖身助饷赋》《上海雉妓赋》《妓馆赋》《夜舞台赋》等。1920年到1949年间，白话文的大力提倡与急速发展，挤占了辞赋这种古老文学形式的生存空间，这期间刊登于《申报》的赋作数量极少，关于女性书写的仅有《丽人赋》一篇。
“女性书写”，即赋中对女性个体特征、生活景况、思想状态等方面的书写，这些作品延续传统，又将视角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其书写内容成为了解清末民初上海滩民俗民风、社会变迁，尤其是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一、《申报》报载赋中的女性书写
（一）对传统“女性之美”与“女性愁思”的书写
赋以“铺彩擒文，体物写志”的艺术特色，大肆书写了女性之美。如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登徒子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等，历来被视为描写女性之美的经典之笔。历代辞赋作品从女性服饰、外貌、身姿、品行、内心情感等角度人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女性之美。
《申报》报载赋延续了这一创作特色。《娘姨赋》：“锦绣裁衣，身材增俏，茉莉堆鬓，发际生香。”作者从身材、衣着、发饰等角度凸显了女性之美。“腰皆细柳，手尽柔荑”，作者以典雅的笔墨，再现了传统女性的审美标准。
传统赋予女性经典之美，又将女性束缚在旧式的牢笼之中。晚清时期，女子得以从闺阁走向社会，但长期的思想束缚又使她们难以跨出旧式家庭的大门，追求自我人生的圆满。“怨莫怨兮难诉，愁复愁兮易萦”。闺阁女子由于生活空间及视野的狭小，当个人的婚姻期待受挫时，满腹的愁绪便难以排遣。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愁思”的书写已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此类作品数量较少，在《申报》刊载的120余篇赋作中，书写女性愁思的仅有《怨女赋》一篇。
（二）下层女性的生存悲歌
1.爱情婚姻观
清末民初，从普通女性对爱情婚姻的选择来看，“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初无闺闼之愁，早有门楣之望。若得盈田种玉求聘，方能不将”。闺阁女子将自身的幸福寄托在门当户对的婚姻之上，个人的思想感情、意愿则被排斥在婚姻标准外。
女性不仅丧失了婚姻关系的主动权，还被动地接受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事实，《做亲赋》：“噣呼，妻也者大也，嘉耦也。妾也者小也，亦嘉耦也。使妻妾各循其分，则不患相争。”女性未能得到情感上的尊重，男性甚至将妻妾间的友好相处视为女性之美德。
2.社会参与度
清末民初，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有所提高，但顽固的封建制度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将女性压抑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女子从事的职业少之又少，妓女、女堂倌、娘姨等是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
清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凋敝，部分女性被迫离开家庭，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娘姨赋》：“夫以娘姨之由来也，穷乡陋劣，僻壤勾留。”
女堂倌是19世纪70年代上海租界服务行业中的新群落，其职业饱受世人诟病，一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独立谋生，传统女主内、男主外的风俗习惯难以接受。二是所从事的行业多不光彩。女堂倌的存在实现了商家利益的更大化，“招牌高挂，短榻横陈”，繁华之景可见一斑；“色心动则不惜身家，贪念生而自忘耻辱”（《女堂倌赋》），一人烟馆，一见女色，男性所看重身家耻辱皆抛之脑后。女性在从业过程中，更可谓用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以色相服务为诱饵。“眉黛含颦，笑谑仍频”；“遇轻薄子而勾肩搭背，即车马客亦坐膝横身”（《女堂倌赋》）。
女堂倌拥有较为自由的人身支配权，受到下层女性、尤其是被迫流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求职者的青睐。而商家对利益的盲目追逐，又必然导致女堂倌的畸形发展。在社会舆论导向和政府禁令的合力下，女堂倌迅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相较于前两类“职业女性”，妓女的从业数量则更为庞大。妓女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她们处于社会底层，以身体作为交易的资本，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创伤，饱受世人的冷眼与鄙夷。同时她们又以身体的健康和个人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民众对妓女的看法是复杂的，主流是厌恶娼妓，因此对妓女持批判态度”。《上海雉妓赋》云：“倘桃源其深入，亦耗财而伤身。春风频而杨梅作，父母怨而妻子嗔，痛毕生兮莫赎，为沉溺于迷津。”一方面妓女出卖色相，为世人消遣娱乐之工具，可悲可叹；另一方面，她们的存在为家庭的和谐幸福带来隐患。耗财伤身已为过，“杨梅”频发、性病等疾病的传播与无可治愈又为家庭带来更大的痛苦，因而妓女饱受世人的批判与责骂。
《妓馆赋》云：“幻情痴景莫缠绵，脆骨柔乡一并煎，识破秋娘腰有剑，回头尘世即神仙”，作者苦劝世人切勿踏足烟花之地，孽海无边，回头是岸的同时，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妓女。《上海嫖客赋》：“嫖荡倾家，穷愁送命。欲海难填，脂膏易竭，空囊如洗。”作者痛斥妓女为罪恶之渊薮。“闺中妻子啼痕在，痛哭良人逐下流。”在嫖妓行为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男性被看作“良人”，妓女则被痛斥为下流之辈。 清末民初的上海，最大的妓女群体叫作“野鸡”或“雉妓”，男性找马路拉客女的行为则被称为“打野鸡”。妓女穿梭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尤其是下层男性中拉客，受到社会管理者、嫖妓者和老鸨的多重欺压，生存景况堪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道德沦丧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和尚打野鸡赋》云：“窥秘密之私室，闻枕衾之香风。”《龙华和尚怀旧赋》言：“云雨怀襄王之梦，远隔巫峰。似我短缘草草，未免伤怀。”叫和尚享巫山云雨之欢，本系道德败坏之风，世间难容，在清末民初，世人则给予宽容的态度。而世人对和尚类嫖客的态度愈是宽容，对其行为的描写愈是猥琐，愈能凸显妓女社会地位之低。
从妓女自身的感受与遭遇来看，“一去无音，有谁践约，重整花容，别缠柳脚”（《妓馆赋》），是妓女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迎来送往，逢场作戏。一般而言，妓女的行为无关感情与生理需要，而是出于金钱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Yeh）所言：“早期妓女的形象是以文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理想中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我们不再见到这样的形象，说明从前的优雅被物质主义、西式的城市设施和道德堕落所取代了。”
妓女最终的命运走向，彭阿木在《上海卖笑妓》一文概括为好、中、恶等三种结果。不足5%的女性能拥有好的结果，绝大部分妓女只能自食恶果，“门喧车马，堂溢樽罍”，热闹转瞬即逝，“飘零楚女，迟暮徐娘”，命运漂泊流离。“今也飘泊经年，栖迟何处。叹逝水之不留，对落花而无语”（《劝老妓从良赋》）。孤独终老，疾病而亡，诗意的书写难掩悲情的命运。终其一生，妓女身份都难得到社会家庭的认同。
（三）“新女性”的人生图景
妓女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多重压迫，但仍有数量极少的妓女能脱颖而出，跻身名妓行列，成为“新女性”的代表。晚清上海名妓，游走于十里洋场，成为“中国美人”的代名词，“绿云扰扰，东洋头也。细点漂来，喷香水也”。上海名妓以新奇的头饰、前卫的服装以及西化的生活用品引领了近代时尚。1912年9月19日《申报》刊《自由女之新婚谈》一文，描述了欧风东渐下的近代婚礼：“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东洋头等时尚元素，既在妓女中广泛流行，也开始被极少数自由之女性效仿。
晚清上海名妓，亦堪称旧式社会中的奇观。名妓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而少受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之约束。“从吾所好冶游，岂盛德之伤”。妓女公然游走于市井街道，享冶游之乐，大胆与传统道德所规定的女性美德背道而驰。“马戏影戏之游戏，带局同临。书场剧场之滩场，包车满驻”。戏园、书局、剧场等公共场合，亦不乏妓女之身影，其思想作风之开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普通女性无人能比。
在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妓女尽管失去了个人尊严，但在民族存亡之际，亦能挺身而出。“不知妓流风贱质，竟能具保家爱国之心。何意我等须眉丈夫，犹思同明月清风之卖。娉婷弱质，同将士舍其身。气短英雄，情长儿女”。深处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中间，亦有忧国忧民之士。梁静珠凭借一己之力，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热情。虽妓女之身，却吟唱出一曲保家爱国的慷慨之歌，为女性参与社会打开了新的天地。
在婚姻变革上，晚清有较大的进展，“一夫一妻，反对纳妾，恋爱自由”的声音呼之欲出。《惧内赋》，发表于1878年，可谓《申报》报载赋作中特立独行的作品，“驾犊车，洗尿布，替簪花，尊之则若师若傅，敬之则如娘如爷”；“梳头而为之整发，澡浴而为之理毛”。作者以游戏之笔墨，写出了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变化而带来的新式相处模式。男性为女性梳头整发替簪花、驾犊车洗尿布的行为，看似滑稽，却展示出令人欣喜的近代普通女性人生新图景。
二、女性书写的文化意蕴
（一）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经济地位不独立，社会参与度低，长期被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近代，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尽管带着沉重的枷锁和满身的伤痕蹒跚前行，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男尊女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近代社会，女性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冲破旧式家庭的藩篱，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既是女性走向社会的助推力，又是女性时代魅力的绽放。
（二）女性书写的世俗化
报刊文学的流行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报刊的营利性特点，要求文学创作必须首先考虑读者的需求，贴近于普通大众。报刊读者群的日益扩大，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学作品欣赏由封建贵族阶级向普通的市民阶级的转向，大量适合市民世俗趣味、通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被刊登于报端。
在文学大众化的推动下，《申报》报载赋作对女性的书写，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从闺阁绣闼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从对传统女性美与愁思的书写发展到对女性职业与女性生存空间的描述，展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色来。《申报》报载赋作中的女性形象抛开神秘的光环，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形象到普通女性，开启了一段关乎近代女性生存景况、思想状态的女性书写史。
《申报》之初免费登载文学作品的策略，为众多阶层的文学爱好者发表作品提供了新的途径，赋的创作不只是文人的专利，僧、道、居士等多样化写作群体的加入，使《申报》的女性书写具有了多元化的视角，更多的普通女性，如妓女、女堂倌、家庭妇女等被纳入《申报》报载赋的创作视野。这种革新，既是对传统的宣战，也加速了《申报》报载赋作女性书写的世俗化进程。
[责任编辑 孙葳]
[关键词]《申报》；赋；女性书写；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3—0124—03
晚清时期，报刊文学的兴起，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总体上趋向衰落的辞赋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申报》，初名《申江新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历时78年，前后贯穿了晚清与民国两个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发行较早的近代报刊之一，其经营理念、办报宗旨等皆开风气之先。
1872年到1920年间，《申报》总计刊载了“以赋命名”的赋作一百二十余篇，涉及女性书写的作品达20篇之多，如晚清时期的《怨女赋》《娘姨赋》《女堂倌赋》《做亲赋》，民初的《梁静珠卖身助饷赋》《上海雉妓赋》《妓馆赋》《夜舞台赋》等。1920年到1949年间，白话文的大力提倡与急速发展，挤占了辞赋这种古老文学形式的生存空间，这期间刊登于《申报》的赋作数量极少，关于女性书写的仅有《丽人赋》一篇。
“女性书写”，即赋中对女性个体特征、生活景况、思想状态等方面的书写，这些作品延续传统，又将视角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其书写内容成为了解清末民初上海滩民俗民风、社会变迁，尤其是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一、《申报》报载赋中的女性书写
（一）对传统“女性之美”与“女性愁思”的书写
赋以“铺彩擒文，体物写志”的艺术特色，大肆书写了女性之美。如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登徒子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等，历来被视为描写女性之美的经典之笔。历代辞赋作品从女性服饰、外貌、身姿、品行、内心情感等角度人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女性之美。
《申报》报载赋延续了这一创作特色。《娘姨赋》：“锦绣裁衣，身材增俏，茉莉堆鬓，发际生香。”作者从身材、衣着、发饰等角度凸显了女性之美。“腰皆细柳，手尽柔荑”，作者以典雅的笔墨，再现了传统女性的审美标准。
传统赋予女性经典之美，又将女性束缚在旧式的牢笼之中。晚清时期，女子得以从闺阁走向社会，但长期的思想束缚又使她们难以跨出旧式家庭的大门，追求自我人生的圆满。“怨莫怨兮难诉，愁复愁兮易萦”。闺阁女子由于生活空间及视野的狭小，当个人的婚姻期待受挫时，满腹的愁绪便难以排遣。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性愁思”的书写已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此类作品数量较少，在《申报》刊载的120余篇赋作中，书写女性愁思的仅有《怨女赋》一篇。
（二）下层女性的生存悲歌
1.爱情婚姻观
清末民初，从普通女性对爱情婚姻的选择来看，“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初无闺闼之愁，早有门楣之望。若得盈田种玉求聘，方能不将”。闺阁女子将自身的幸福寄托在门当户对的婚姻之上，个人的思想感情、意愿则被排斥在婚姻标准外。
女性不仅丧失了婚姻关系的主动权，还被动地接受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事实，《做亲赋》：“噣呼，妻也者大也，嘉耦也。妾也者小也，亦嘉耦也。使妻妾各循其分，则不患相争。”女性未能得到情感上的尊重，男性甚至将妻妾间的友好相处视为女性之美德。
2.社会参与度
清末民初，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有所提高，但顽固的封建制度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将女性压抑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女子从事的职业少之又少，妓女、女堂倌、娘姨等是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
清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凋敝，部分女性被迫离开家庭，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娘姨赋》：“夫以娘姨之由来也，穷乡陋劣，僻壤勾留。”
女堂倌是19世纪70年代上海租界服务行业中的新群落，其职业饱受世人诟病，一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独立谋生，传统女主内、男主外的风俗习惯难以接受。二是所从事的行业多不光彩。女堂倌的存在实现了商家利益的更大化，“招牌高挂，短榻横陈”，繁华之景可见一斑；“色心动则不惜身家，贪念生而自忘耻辱”（《女堂倌赋》），一人烟馆，一见女色，男性所看重身家耻辱皆抛之脑后。女性在从业过程中，更可谓用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以色相服务为诱饵。“眉黛含颦，笑谑仍频”；“遇轻薄子而勾肩搭背，即车马客亦坐膝横身”（《女堂倌赋》）。
女堂倌拥有较为自由的人身支配权，受到下层女性、尤其是被迫流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求职者的青睐。而商家对利益的盲目追逐，又必然导致女堂倌的畸形发展。在社会舆论导向和政府禁令的合力下，女堂倌迅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相较于前两类“职业女性”，妓女的从业数量则更为庞大。妓女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她们处于社会底层，以身体作为交易的资本，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创伤，饱受世人的冷眼与鄙夷。同时她们又以身体的健康和个人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民众对妓女的看法是复杂的，主流是厌恶娼妓，因此对妓女持批判态度”。《上海雉妓赋》云：“倘桃源其深入，亦耗财而伤身。春风频而杨梅作，父母怨而妻子嗔，痛毕生兮莫赎，为沉溺于迷津。”一方面妓女出卖色相，为世人消遣娱乐之工具，可悲可叹；另一方面，她们的存在为家庭的和谐幸福带来隐患。耗财伤身已为过，“杨梅”频发、性病等疾病的传播与无可治愈又为家庭带来更大的痛苦，因而妓女饱受世人的批判与责骂。
《妓馆赋》云：“幻情痴景莫缠绵，脆骨柔乡一并煎，识破秋娘腰有剑，回头尘世即神仙”，作者苦劝世人切勿踏足烟花之地，孽海无边，回头是岸的同时，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妓女。《上海嫖客赋》：“嫖荡倾家，穷愁送命。欲海难填，脂膏易竭，空囊如洗。”作者痛斥妓女为罪恶之渊薮。“闺中妻子啼痕在，痛哭良人逐下流。”在嫖妓行为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男性被看作“良人”，妓女则被痛斥为下流之辈。 清末民初的上海，最大的妓女群体叫作“野鸡”或“雉妓”，男性找马路拉客女的行为则被称为“打野鸡”。妓女穿梭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尤其是下层男性中拉客，受到社会管理者、嫖妓者和老鸨的多重欺压，生存景况堪忧。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道德沦丧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和尚打野鸡赋》云：“窥秘密之私室，闻枕衾之香风。”《龙华和尚怀旧赋》言：“云雨怀襄王之梦，远隔巫峰。似我短缘草草，未免伤怀。”叫和尚享巫山云雨之欢，本系道德败坏之风，世间难容，在清末民初，世人则给予宽容的态度。而世人对和尚类嫖客的态度愈是宽容，对其行为的描写愈是猥琐，愈能凸显妓女社会地位之低。
从妓女自身的感受与遭遇来看，“一去无音，有谁践约，重整花容，别缠柳脚”（《妓馆赋》），是妓女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迎来送往，逢场作戏。一般而言，妓女的行为无关感情与生理需要，而是出于金钱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Yeh）所言：“早期妓女的形象是以文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理想中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我们不再见到这样的形象，说明从前的优雅被物质主义、西式的城市设施和道德堕落所取代了。”
妓女最终的命运走向，彭阿木在《上海卖笑妓》一文概括为好、中、恶等三种结果。不足5%的女性能拥有好的结果，绝大部分妓女只能自食恶果，“门喧车马，堂溢樽罍”，热闹转瞬即逝，“飘零楚女，迟暮徐娘”，命运漂泊流离。“今也飘泊经年，栖迟何处。叹逝水之不留，对落花而无语”（《劝老妓从良赋》）。孤独终老，疾病而亡，诗意的书写难掩悲情的命运。终其一生，妓女身份都难得到社会家庭的认同。
（三）“新女性”的人生图景
妓女处于社会底层，深受多重压迫，但仍有数量极少的妓女能脱颖而出，跻身名妓行列，成为“新女性”的代表。晚清上海名妓，游走于十里洋场，成为“中国美人”的代名词，“绿云扰扰，东洋头也。细点漂来，喷香水也”。上海名妓以新奇的头饰、前卫的服装以及西化的生活用品引领了近代时尚。1912年9月19日《申报》刊《自由女之新婚谈》一文，描述了欧风东渐下的近代婚礼：“梳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用。”东洋头等时尚元素，既在妓女中广泛流行，也开始被极少数自由之女性效仿。
晚清上海名妓，亦堪称旧式社会中的奇观。名妓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而少受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之约束。“从吾所好冶游，岂盛德之伤”。妓女公然游走于市井街道，享冶游之乐，大胆与传统道德所规定的女性美德背道而驰。“马戏影戏之游戏，带局同临。书场剧场之滩场，包车满驻”。戏园、书局、剧场等公共场合，亦不乏妓女之身影，其思想作风之开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普通女性无人能比。
在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妓女尽管失去了个人尊严，但在民族存亡之际，亦能挺身而出。“不知妓流风贱质，竟能具保家爱国之心。何意我等须眉丈夫，犹思同明月清风之卖。娉婷弱质，同将士舍其身。气短英雄，情长儿女”。深处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中间，亦有忧国忧民之士。梁静珠凭借一己之力，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热情。虽妓女之身，却吟唱出一曲保家爱国的慷慨之歌，为女性参与社会打开了新的天地。
在婚姻变革上，晚清有较大的进展，“一夫一妻，反对纳妾，恋爱自由”的声音呼之欲出。《惧内赋》，发表于1878年，可谓《申报》报载赋作中特立独行的作品，“驾犊车，洗尿布，替簪花，尊之则若师若傅，敬之则如娘如爷”；“梳头而为之整发，澡浴而为之理毛”。作者以游戏之笔墨，写出了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变化而带来的新式相处模式。男性为女性梳头整发替簪花、驾犊车洗尿布的行为，看似滑稽，却展示出令人欣喜的近代普通女性人生新图景。
二、女性书写的文化意蕴
（一）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经济地位不独立，社会参与度低，长期被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近代，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尽管带着沉重的枷锁和满身的伤痕蹒跚前行，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男尊女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近代社会，女性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冲破旧式家庭的藩篱，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既是女性走向社会的助推力，又是女性时代魅力的绽放。
（二）女性书写的世俗化
报刊文学的流行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报刊的营利性特点，要求文学创作必须首先考虑读者的需求，贴近于普通大众。报刊读者群的日益扩大，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学作品欣赏由封建贵族阶级向普通的市民阶级的转向，大量适合市民世俗趣味、通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被刊登于报端。
在文学大众化的推动下，《申报》报载赋作对女性的书写，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从闺阁绣闼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从对传统女性美与愁思的书写发展到对女性职业与女性生存空间的描述，展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色来。《申报》报载赋作中的女性形象抛开神秘的光环，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形象到普通女性，开启了一段关乎近代女性生存景况、思想状态的女性书写史。
《申报》之初免费登载文学作品的策略，为众多阶层的文学爱好者发表作品提供了新的途径，赋的创作不只是文人的专利，僧、道、居士等多样化写作群体的加入，使《申报》的女性书写具有了多元化的视角，更多的普通女性，如妓女、女堂倌、家庭妇女等被纳入《申报》报载赋的创作视野。这种革新，既是对传统的宣战，也加速了《申报》报载赋作女性书写的世俗化进程。
[责任编辑 孙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