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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大潮下，公众舆论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民意成为领导人在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但民意又是复杂的和多样化的，受信息不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本身有着很多的弱点和局限性，如何既注重公众舆论的影响从而做到使政府执行的政策反映了民意，又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和缺陷并予以积极的引导，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摸索与大胆的尝试。
【关键词】中国政府外交决策公众舆论影响
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外交政策不受舆论干扰的程度比美国要高。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情绪、学术观点以及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都是难以察觉的。至于与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学者和媒体要进行公开的、不受严格约束的评论，也是难以想像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基本都是由少数政治精英来决定的。这从普通民众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漠不关心和充满神秘感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外交决策的氛围可以排除许多因素的干扰，能够让政治领导人综合考虑国家的利益所在，作全局和长远的打算，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与智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的言论自由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被人们视为禁忌的话题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特别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口号的提出，言论自由和媒体独立性逐步提高，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用担心招致人身攻击和迫害。因此中国的百姓也越来越关心政治，这从当今一些领导人的趣闻逸事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政治关注的热情。这种情况意味着，外交决策者视野里的景象正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而且还要小心地面对和处理国内的舆论与民意，必须在对外关系和国内民意之间进行平衡，或者作出适度的倾斜。由于舆论的逐渐开放，尤其是民间和网上舆论的高度普及化，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此再也没有耳根清净的时候。毫无疑问，舆论的多元化使决策层增添了更多的耳目和视角，这是决策民主化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但与此同时，它给决策者增加了工作难度，更对舆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民众中就有着很多不同的声音。在强硬派看来，日本不反思二战犯下的罪行却屡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着实让人可气，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他们主张强烈抵制日本，号召“抵制日货”，甚至在2004年春天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日运动。而在温和派看来，中日经贸关系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华日资企业里有大量中国工人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他们认为“抵制日货”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应该努力减轻双方的分歧，让“政”、“经”同时热起来。而从中国政府的处理结果来看，采取的是一种“有理、有力、有节”的方法，既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又考虑到了国家利益之所在。
可见随着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不断加深，有利于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好地反映民众的意愿和呼声，防止领导人的决策失误，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例如，很多有见识的美国人都很清楚，中国的廉价商品对维持美国人高消费的生活水准和高额的财政赤字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政治家為了保护本国制造商的利益，同时也为转移高失业率在民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屡屡炒作人民币升值问题以抬高自身的政治资本。而当今新出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都是源自民众，但却给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公众人物，专家学者，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舆论的力量，也导引着舆论的趋势走向。
针对公众舆论的弊端，一些学者们提出应该把外交决策权交还给外交家们，让他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冷静和妥善地处理。因为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需要给外交家们留有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决策模式仍然主要还是以领导人的决策为主，受舆论影响的程度还比较小，公众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不宜过高估计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外交仍然受到严格的政治程序控制，外交部以外的部门及民间力量和个人仅能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周总理曾说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在中国这种相对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更甚。尤其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国内事务，而在国内事务中又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事务，国际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敏感度属于层级很高的档次。
其次，许多中国民间社团组织的财政能力还相当薄弱，作为一种有机的中介作用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目前情况下，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官办的并受到严格控制的，传媒批评时政的作用和民众意见的表达仍然有限，就算是已经实行的一些“倾听大众声音”的措施也是间接的、相对微弱的。可以推导，这种影响只能是一个分层次的、逐渐递进的、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国内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分层程度的提高，外交受国内政治影响的力度才可能越大，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才可能越大。
再次，在一个趋于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正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努力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就使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新的因素—国际舆论。中国以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参与国际事务，虽是国家利益使然，但也不乏传统的道德感和对国际呼吁的一定认可。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面对一些国家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刺激本国产品出口的情况，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自己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却树立了自身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面对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发展”，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恐惧和担心。中国积极加入和维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享有很高法律地位与声望的国际组织的赞赏，凸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国际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例如，从2001年开始，中国外交部就不定期地在有关网站上对公民提出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疑问进行现场答疑，解释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些不为人知或不为所解之处。在一次现场答疑中，前外长李肇星就表示：“公众意见中的很多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外交人员也是爱国的，但爱国不一定就是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2002年1月23日举行的外交政策答疑会上，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崔天凯一共回答了163个来自网民的问题，时间长达两个小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此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只要打开电视、翻阅报纸或浏览网站，就不难见到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民意调查的报道，他们耳濡目染地进入一般的家庭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外交的内涵。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如何充分发挥公众舆论的积极作用、又努力克服它自身所夹杂着的消极因素，尽管当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摸索与有益尝试，但仍将是今后我们长期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中国政府外交决策公众舆论影响
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国家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外交政策不受舆论干扰的程度比美国要高。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情绪、学术观点以及新闻媒体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都是难以察觉的。至于与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学者和媒体要进行公开的、不受严格约束的评论，也是难以想像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基本都是由少数政治精英来决定的。这从普通民众对外交政策制定的漠不关心和充满神秘感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外交决策的氛围可以排除许多因素的干扰，能够让政治领导人综合考虑国家的利益所在，作全局和长远的打算，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与智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的言论自由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被人们视为禁忌的话题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特别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口号的提出，言论自由和媒体独立性逐步提高，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而不用担心招致人身攻击和迫害。因此中国的百姓也越来越关心政治，这从当今一些领导人的趣闻逸事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政治关注的热情。这种情况意味着，外交决策者视野里的景象正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而且还要小心地面对和处理国内的舆论与民意，必须在对外关系和国内民意之间进行平衡，或者作出适度的倾斜。由于舆论的逐渐开放，尤其是民间和网上舆论的高度普及化，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从此再也没有耳根清净的时候。毫无疑问，舆论的多元化使决策层增添了更多的耳目和视角，这是决策民主化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但与此同时，它给决策者增加了工作难度，更对舆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民众中就有着很多不同的声音。在强硬派看来，日本不反思二战犯下的罪行却屡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着实让人可气，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他们主张强烈抵制日本，号召“抵制日货”，甚至在2004年春天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日运动。而在温和派看来，中日经贸关系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华日资企业里有大量中国工人就是一个明证。因此他们认为“抵制日货”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应该努力减轻双方的分歧，让“政”、“经”同时热起来。而从中国政府的处理结果来看，采取的是一种“有理、有力、有节”的方法，既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又考虑到了国家利益之所在。
可见随着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不断加深，有利于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好地反映民众的意愿和呼声，防止领导人的决策失误，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例如，很多有见识的美国人都很清楚，中国的廉价商品对维持美国人高消费的生活水准和高额的财政赤字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政治家為了保护本国制造商的利益，同时也为转移高失业率在民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屡屡炒作人民币升值问题以抬高自身的政治资本。而当今新出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如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都是源自民众，但却给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公众人物，专家学者，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舆论的力量，也导引着舆论的趋势走向。
针对公众舆论的弊端，一些学者们提出应该把外交决策权交还给外交家们，让他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冷静和妥善地处理。因为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需要给外交家们留有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但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决策模式仍然主要还是以领导人的决策为主，受舆论影响的程度还比较小，公众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不宜过高估计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外交仍然受到严格的政治程序控制，外交部以外的部门及民间力量和个人仅能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周总理曾说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在中国这种相对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更甚。尤其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国内事务，而在国内事务中又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事务，国际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敏感度属于层级很高的档次。
其次，许多中国民间社团组织的财政能力还相当薄弱，作为一种有机的中介作用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目前情况下，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官办的并受到严格控制的，传媒批评时政的作用和民众意见的表达仍然有限，就算是已经实行的一些“倾听大众声音”的措施也是间接的、相对微弱的。可以推导，这种影响只能是一个分层次的、逐渐递进的、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国内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分层程度的提高，外交受国内政治影响的力度才可能越大，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才可能越大。
再次，在一个趋于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正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努力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就使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新的因素—国际舆论。中国以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参与国际事务，虽是国家利益使然，但也不乏传统的道德感和对国际呼吁的一定认可。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面对一些国家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刺激本国产品出口的情况，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自己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却树立了自身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面对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发展”，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恐惧和担心。中国积极加入和维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享有很高法律地位与声望的国际组织的赞赏，凸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国际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外交政策与公共舆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例如，从2001年开始，中国外交部就不定期地在有关网站上对公民提出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疑问进行现场答疑，解释中国外交政策中一些不为人知或不为所解之处。在一次现场答疑中，前外长李肇星就表示：“公众意见中的很多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外交人员也是爱国的，但爱国不一定就是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2002年1月23日举行的外交政策答疑会上，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崔天凯一共回答了163个来自网民的问题，时间长达两个小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此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只要打开电视、翻阅报纸或浏览网站，就不难见到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民意调查的报道，他们耳濡目染地进入一般的家庭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外交的内涵。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如何充分发挥公众舆论的积极作用、又努力克服它自身所夹杂着的消极因素，尽管当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摸索与有益尝试，但仍将是今后我们长期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