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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是浓缩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而诗词曲赋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达人物情感，暗示人物命运具有多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诗词曲赋的翻译活动就是中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不同文化语境之间文化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转换，故本文以《红楼梦》英译史上影响最大的两部全译本霍译本（霍克斯、闵福德英译本）和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译本）这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文化语境的视角去分析两位译者在对其中的诗词曲赋进行翻译是如何选择翻译策略的。
【关键词】霍译《红楼梦》 杨译《红楼梦》 诗词曲赋 文化语境 翻译策略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因其中大量的诗词曲赋而被称之为“诗化”的古典文学小说。这些诗词曲赋不但使得这部文学作品更具有美感和欣赏性，而且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意象美使得其在翻译时更增加了难度。而翻译的过程就是文本信息和文化信息传递和表达的过程，这就离不开原语的语境和目的语的语境。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任何文学作品在翻译时想要把其文本信息和文化内涵表达出来都离不开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主要包括：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在翻译时影响着文本信息的理解和把握，和文化元素的传输。故本文从文化语境的角度，以杨译和霍译两个译本为例，对诗词曲赋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定势，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更偏重于形象思维或感性思维，故注重整体性，含蓄性，讲究的是求同存异，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更偏重于抽象思维或理性思维，故注重逻辑性，分析性和差异性，反映在语言上，则汉语属于意合语言，注重表意，而英语属于形合语言，注重形式结构化和层次条理的清晰性。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文本信息的传递和表达必然会受到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故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和霍克斯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在翻译《红楼梦》诗词曲赋时侧重点就有所不同，杨宪益在翻译中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信息和意境的表达，故多采用异化、直译、音译、释义等翻译方法，而霍克斯是从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和审美度出发，多采用归化、意译、补偿、置换等翻译方法。
二、中西方宗教信仰的不同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和浸染，故在语言中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宗教信仰就产生了具有特定含义的宗教词语。中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极大不同，对双语的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尊天师、地师、人师，故很多词语来源于佛教、道教。这些宗教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这一点在曹雪芹的文中和诗歌曲赋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宗教文化，信奉上帝耶和华，故他们的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故在翻译诗词曲赋中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时，杨宪益则是尽量从目的语中去寻找与挖掘与汉语宗教词语相对等的词语去翻译，尽量保留原语的文化内涵；而霍克斯则采用了比较灵活地方法去处理，要么使用英语中已存在的佛教或道教词语去翻译，要么就采用模糊化的方法或选用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词语去表达。例如《红楼梦》中对惜春的判词是：“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中的“缁衣”、“青灯”等词语都是佛教用语，杨宪益把“缁衣”翻译为“Dark Buddhist robes”，就比较形象和贴切，而“青灯”译为“the dimly lit”，则是从考虑这首诗所要营造的意境和氛围的角度出发，翻译为昏暗不明的灯光，就营造出一种凄惨悲凉的氛围。霍克斯则把“缁衣”翻译为“A nun’s black habit”，这就是采用了归化法，使用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词语去翻译，就使得读者会产生宗教混淆感，“青灯”采取释义的方法翻译为“Buddha’s altar lamp”，虽把词语的含义表达了出来，但原诗孤苦凄惨地氛围却没表达出来。
三、中西方地域文化的不同
中西方地域环境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例如“东风”这个词，在《红楼梦》诗词曲赋中中多次被提及，如：在关于贾探春的判词中：“千里东风一梦瑶”，邢岫烟的《咏红梅花》中：“冲寒先以笑东风”，林黛玉的《桃花行》中：“桃花帘外东风软”，“东风有意揭帘栊”，“凭栏人向东风泣”，三次提到了“东风”，在林黛玉的《唐多令》里：“嫁与东风春不管，”，薛宝琴的《西江月》里“三春事业付东风”，薛宝钗的《临江仙》里：“东风卷的均匀”。中国的地理位置是东边临海，西边，南边和北边三边都邻着陆地，东风刮起的季节，也就是春天的气息来了，故一般把“东风”解释为温暖和煦的“春风”的意思；因为是从东边海上刮来的风，距离内陆很远，故也有“天高路远”的含义。只有了解中国的地域文化和深入领会有关地域词语的含义，才能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出其在文中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杨译本中因杨宪益深知中国的地域文化，故把“东风”要么直译为：“the east wind”，要么意译为“the soft spring breeze”，“the breeze”，“ the spring breeze”，从上可以看出杨译本对于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词侧重把它忠实地表达出来，霍译本则是灵活地把其翻译成“the wind”，“winter’cold”，“blow”，“the conspiring wind”，“the soft breeze”，模糊了中国的地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就没有表达出来。
四、中西方历史文化典故的不同
所谓历史文化是指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词语和典故流传下来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在《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在翻译时只有先弄清楚这些历史典故要表达的含义，才能把原作的内涵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赞林黛玉》中有一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中就出现了两个历史故中的人物，一是“比干”，一是“西子”即“西施”，“比干”的典故出于《史记.殷本纪》：“（比干）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西子”的典故则出自于《庄子.天运》：相传春秋时有一位越国的美女叫西施，越王勾践为了复国雪耻，就把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结果夫差果然被西施的美貌所魅惑，无心朝政。而西施有心痛的毛病，经常“捧心而颦”，非常好看，后来也就有了“东施效颦”的典故。杨译本为：“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Bi Gan， more delicate than Xi Shi”.霍译本为：“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对比这两个译本，可以看出杨译本用 “more sensitive”、“ more delicate”就把黛玉的聪敏和弱不禁风之态给刻画了出来，更贴切原诗的含义，而霍译本只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翻译，并没有把诗文要表达的真实含义给表达出来，可以看出霍克斯在理解中国语言的深刻涵义上还是有所偏差。
总之，文化语境的因素影响着译者对译本的把握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尤其是诗歌，其思想内容更丰富，其形式更复杂，其表达更含蓄，其美学意蕴也更深厚，故对译者而言，即要译出其内涵.又要译出其神韵是非常劳心劳力的事。而翻译活动正如奈达所指出的：“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的活动”。这就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熟知中西方文化及其差异，在翻译诗歌曲赋时，要充分了解原作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信息与语言特色，充分领悟词语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和方法尽量把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以最自然、最贴切的方式展示出来。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6.
[3]Yang Hsien-yi，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
[4]王蜜.淺析文化语境与翻译策略[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3）.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红楼梦》诗词曲赋翻译研究”（项目编号2017zc031）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霍译《红楼梦》 杨译《红楼梦》 诗词曲赋 文化语境 翻译策略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因其中大量的诗词曲赋而被称之为“诗化”的古典文学小说。这些诗词曲赋不但使得这部文学作品更具有美感和欣赏性，而且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意象美使得其在翻译时更增加了难度。而翻译的过程就是文本信息和文化信息传递和表达的过程，这就离不开原语的语境和目的语的语境。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任何文学作品在翻译时想要把其文本信息和文化内涵表达出来都离不开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主要包括：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在翻译时影响着文本信息的理解和把握，和文化元素的传输。故本文从文化语境的角度，以杨译和霍译两个译本为例，对诗词曲赋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定势，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更偏重于形象思维或感性思维，故注重整体性，含蓄性，讲究的是求同存异，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更偏重于抽象思维或理性思维，故注重逻辑性，分析性和差异性，反映在语言上，则汉语属于意合语言，注重表意，而英语属于形合语言，注重形式结构化和层次条理的清晰性。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文本信息的传递和表达必然会受到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故在翻译《红楼梦》时，杨宪益和霍克斯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在翻译《红楼梦》诗词曲赋时侧重点就有所不同，杨宪益在翻译中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信息和意境的表达，故多采用异化、直译、音译、释义等翻译方法，而霍克斯是从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和审美度出发，多采用归化、意译、补偿、置换等翻译方法。
二、中西方宗教信仰的不同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和浸染，故在语言中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宗教信仰就产生了具有特定含义的宗教词语。中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极大不同，对双语的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尊天师、地师、人师，故很多词语来源于佛教、道教。这些宗教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这一点在曹雪芹的文中和诗歌曲赋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宗教文化，信奉上帝耶和华，故他们的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故在翻译诗词曲赋中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时，杨宪益则是尽量从目的语中去寻找与挖掘与汉语宗教词语相对等的词语去翻译，尽量保留原语的文化内涵；而霍克斯则采用了比较灵活地方法去处理，要么使用英语中已存在的佛教或道教词语去翻译，要么就采用模糊化的方法或选用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词语去表达。例如《红楼梦》中对惜春的判词是：“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中的“缁衣”、“青灯”等词语都是佛教用语，杨宪益把“缁衣”翻译为“Dark Buddhist robes”，就比较形象和贴切，而“青灯”译为“the dimly lit”，则是从考虑这首诗所要营造的意境和氛围的角度出发，翻译为昏暗不明的灯光，就营造出一种凄惨悲凉的氛围。霍克斯则把“缁衣”翻译为“A nun’s black habit”，这就是采用了归化法，使用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词语去翻译，就使得读者会产生宗教混淆感，“青灯”采取释义的方法翻译为“Buddha’s altar lamp”，虽把词语的含义表达了出来，但原诗孤苦凄惨地氛围却没表达出来。
三、中西方地域文化的不同
中西方地域环境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例如“东风”这个词，在《红楼梦》诗词曲赋中中多次被提及，如：在关于贾探春的判词中：“千里东风一梦瑶”，邢岫烟的《咏红梅花》中：“冲寒先以笑东风”，林黛玉的《桃花行》中：“桃花帘外东风软”，“东风有意揭帘栊”，“凭栏人向东风泣”，三次提到了“东风”，在林黛玉的《唐多令》里：“嫁与东风春不管，”，薛宝琴的《西江月》里“三春事业付东风”，薛宝钗的《临江仙》里：“东风卷的均匀”。中国的地理位置是东边临海，西边，南边和北边三边都邻着陆地，东风刮起的季节，也就是春天的气息来了，故一般把“东风”解释为温暖和煦的“春风”的意思；因为是从东边海上刮来的风，距离内陆很远，故也有“天高路远”的含义。只有了解中国的地域文化和深入领会有关地域词语的含义，才能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出其在文中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杨译本中因杨宪益深知中国的地域文化，故把“东风”要么直译为：“the east wind”，要么意译为“the soft spring breeze”，“the breeze”，“ the spring breeze”，从上可以看出杨译本对于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词侧重把它忠实地表达出来，霍译本则是灵活地把其翻译成“the wind”，“winter’cold”，“blow”，“the conspiring wind”，“the soft breeze”，模糊了中国的地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就没有表达出来。
四、中西方历史文化典故的不同
所谓历史文化是指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词语和典故流传下来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在《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在翻译时只有先弄清楚这些历史典故要表达的含义，才能把原作的内涵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赞林黛玉》中有一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中就出现了两个历史故中的人物，一是“比干”，一是“西子”即“西施”，“比干”的典故出于《史记.殷本纪》：“（比干）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西子”的典故则出自于《庄子.天运》：相传春秋时有一位越国的美女叫西施，越王勾践为了复国雪耻，就把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结果夫差果然被西施的美貌所魅惑，无心朝政。而西施有心痛的毛病，经常“捧心而颦”，非常好看，后来也就有了“东施效颦”的典故。杨译本为：“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Bi Gan， more delicate than Xi Shi”.霍译本为：“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ul Xi Shi.”。对比这两个译本，可以看出杨译本用 “more sensitive”、“ more delicate”就把黛玉的聪敏和弱不禁风之态给刻画了出来，更贴切原诗的含义，而霍译本只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翻译，并没有把诗文要表达的真实含义给表达出来，可以看出霍克斯在理解中国语言的深刻涵义上还是有所偏差。
总之，文化语境的因素影响着译者对译本的把握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尤其是诗歌，其思想内容更丰富，其形式更复杂，其表达更含蓄，其美学意蕴也更深厚，故对译者而言，即要译出其内涵.又要译出其神韵是非常劳心劳力的事。而翻译活动正如奈达所指出的：“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的活动”。这就要求译者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熟知中西方文化及其差异，在翻译诗歌曲赋时，要充分了解原作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信息与语言特色，充分领悟词语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和方法尽量把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以最自然、最贴切的方式展示出来。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2]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6.
[3]Yang Hsien-yi，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8.
[4]王蜜.淺析文化语境与翻译策略[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3）.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红楼梦》诗词曲赋翻译研究”（项目编号2017zc031）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