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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相关研究是在全球移民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的跨国移民如何定义？他们和传统的华侨华人有何区别？他们的现状特征如何体现其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的多重作为？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国跨国移民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以客观包容的心态来审视这一现象。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决定了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多重身份和认同情感。随着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移民“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特征将愈加显著，它也因此决定着中国跨国移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
【关键词】全球化 跨国移民 民族国家 多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国际移民主要指华侨华人及少量的非法移民。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跨国主义理论以及相关的移民研究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相关研究和成果开始呈现。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作为国际移民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海外移民正在发生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如果说近代以来传统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主要呈现为“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形态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诸多改观。这种改观的结果，被提炼和归纳为移民研究的“跨国主义理论”，与之相应的概念则有“跨国移民”、“跨国空间”、“跨国资本”和“跨国网络”等一系列配套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相关研究正是在全球移民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现状特征
所谓“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国际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定义是指，那些在跨国活动进程中将移居地同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为特征。这些跨国移民通常讲两种或多种语言，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基础，持续或经常性地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
那么，何谓“中国的跨国移民”？除了拥有上述跨国移民的共同性之外，笔者以为，其特殊性表现在于“中国的跨国移民”是指那些旨在维系和加强祖籍国政府和人民与居住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动，从而影响到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利益相关性的移民群体。它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内容。所谓积极方面，指移民通过连接祖籍国和居住国的行为、关系和制度安排，从事任何有关促进双边利益的活动。这可以视作“促和谐”的一个具体构成；至于消极方面，指移民通过国际组织、第三国或居住国非政府组织从事某种与祖籍国利益相悖的活动。这可以视作“不和谐”或“反和谐”的具体事例。
目前，中国的跨国移民群体大抵可分两大类，以移居地为中心向祖籍地辐射的跨国移民群体和以祖籍地为中心向移居地辐射的跨国移民群体。①前者主要为身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后者为移居海外后重返故土的归国者。他们中一部分人具有连接两地的愿望、能力和背景，愿意把个人的行为、关系纳入到跨国的实践中，从而实现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相关利益。这一群体涉及对象，在地理上涵盖两岸三地的中国国际移民，在时段上以20世纪60年代后台港移民和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大陆移民为主体。也因此，中国跨国移民的概念和新加坡学者刘宏的“跨国华人”概念类似，可以互为指代。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跨国移民趋势愈加显著。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移民所处的不同时代导致其行为、关系类型的不同。当今的中国跨国移民和历史上的华侨华人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如，冷战期间华侨华人被鼓励全方位地认同所居住的国家，而不再是遥远的中国。同化成为各移居地社会之于外来移民的主要政策，在东南亚国家尤其如此；冷战后的中国跨国移民，在融入住在国同时，亦被鼓励继续保持和祖籍国的联系，以加强和促进移居地和输出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可以说，华侨华人和跨国移民的不同指代，反映了移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海外族群的母概念，包含其分支构成——跨国华人移民，即中国的跨国移民从属于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该群体中最富有时代表现力的一群。
2014年3月，国务院侨办宣布，海外华侨华人最新人数已达6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需要明确的是，这6000多万华侨华人，既包括了历代定居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新加入的移民群体，以及台港澳新移民。中国大陆跨国移民的形成直接与改革开放相关联。就出国留学而言，中国政府实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并以“为国服务”口号取代原有的“回国服务”。此项政策的改变，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意味着民族国家与移民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②从此，中国大陆的跨国移民运动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和国内政策导引下终于形成并稳步发展。
自然，大陆和港台的新移民并非全部属于跨国移民范畴。他们中多数人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一代。真正可以称为跨国移民，游走于世界各地不同舞台之间的，只是某些特定群体，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企业家、商人和经理阶层等，他们拥有可携带的知识、技能和资金，游刃有余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宠儿。笔者估计，在现有的新移民群体中，能够称得上“跨国移民”的人恐怕不会超过20%。这个所谓的“跨国”主要指在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经常往来与互动。也就是说，其行为主体需要对中国有意义、有影响，无论这种意义或影响是积极或消极，它都透过外部渠道从不同层面作用于祖籍国。也正因此，祖籍国和住在国政府都在有意识地培植和运用这部分力量，以增强移民之于国家的资源作用。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由留学而留居的高素质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跨国移民群体会渐渐庞大，这个趋势在未来30年内会进一步显现。
综合而言，中国的跨国移民，属于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运动的一部分，是当下移民和民族国家关系的时代反映，是移民实现个人价值、群体利益、社会影响和国家利益的复合主体。它和华侨华人群体有着共同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又有着明显的时代变异性。这种变异特征决定了跨国移民成为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关注对象，成为政府人士重新认识移民之于民族国家意义的重要考量。可以说，正是跨国移民的时代性决定了他们在经济贡献、文化交流、政治互动和社会反馈等方面有着自身的模式类型和内容特征，从而更有益于移民和祖籍国与住在国关系互动的深入推进。 中国跨国移民，大抵包括留学生移民、技术投资移民和家庭、连锁移民（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渠道移民）。这三个移民类别构成当今中国跨国移民群体的主要部分，实践和推动着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从而成为全球化时代“开放的空间”和“流动的地域”中较为活跃的力量之一，具体类型表现为：
经济驱动型。迄今为止，谋求经济状况的改善，寻求富有而有保障的生活，乃移民运动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跨国移民也不例外。过去30多年来，经济型移民主要包括乡村劳工移民和城市投资移民两个群体。前者主体是农民和工人，大多受过初中教育，他们和祖籍国联系通过家庭和连锁移民方式牵引，形成移民环流；后者主体是企业家、商人和经理阶层，他们和祖籍国联系表现为“空中飞人”或“一家两国”类型，较之前者，他们出洋谋生需求减低了，但个人和家庭发展策略增强了，事业规划和社会保障需求更明确了。这两个经济型移民群体虽然跨国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寻求安全、富裕的生活。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海外（包括港澳）移民总数达到150多万人，分布于170个国家和地区，尤以欧洲和美洲人数最多。③这些浙南新移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建立起多层次的跨国商贸网络，有益于住在国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多个目标国之间经济往来的扩大。近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浙南跨国移民定期地来往于家乡与住在国之间，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人口、信息和资金的流动，为原籍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多方面活力。④而侨汇，作为移民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不仅构成海外移民和国内家庭的情感联系凭证，而且在提高侨乡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家乡生产建设方面功效显著。移民成为侨乡人眼中快速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不断把侨乡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同样，近年来侨乡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的中产阶级也正以“一家两国”方式，把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未来，通过跨国的资金流动连接起来。海外移民不再只是贫困者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富有者的选择和策略。
文化融合型。主要体现为移民以促进文化交流、分享人类共同文化为己任。这一批移民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后台港的知识移民和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的知识移民。这两股力量作用范围和影响层面各不相同：前者主要在政界和社会精英层面，担当一定智囊角色或发挥相当学术影响，从而有助于移出国和住在国决策层在政策沟通和文化理解方面拓宽认知渠道；后者在政界和精英层面影响有限，但在学界和社会大众层面有一定活力。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的儒学第三期代表人物杜维明⑤教授乃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连接东西方思想的文化桥梁。“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儒学之所以有未来，杜先生在里面起的作用极大。”⑥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念传播到西方世界。他频繁来往于世界各地，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也是一个时时与西方文化做沟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当然，在杜教授之外，更多的学者埋首于专业领域并发挥相应的学术影响。人们看到，从中国人出洋留学至今的100多年历史里，留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的属过去这30多年中人数最多，其中讲授有关中国课程的也属有史以来最多的。⑦这种“由移动而带来的身份意识的变迁”⑧构成海外华人学者职业生涯的主题，它满足了华人学者的思乡渴望，促成了他们在美国教育体制内帮助各族裔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分享。⑨同时，这些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更在不同层面推进着所在机构和中国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学习培训与交流合作项目，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打开方方面面的渠道。
政治推动型。离散者群体往往被视作一个有能力独立于任何国家形式的跨国政治实体，其政治推动方式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离散者在所居住的国家组织起来，以加强自身对于当地政治的影响力；⑩第二，离散者为了自身关心的问题，对祖（籍）国政治施加影响力；第三，离散者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接触，绕过祖（籍）国和住在国政府，实现群体的政治诉求。当前中国跨国移民的政治推动，固然在各个地区和不同群体中各有侧重，但就现实观之，移民的政治推动重点仍然在为促进祖籍国和住在国国家关系改善和发展所做的跨国努力，最有成就。如，中美关系自1972年上海公报之后历经曲折，时好时坏。在这个过程中，在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扮演了重要的促进角色。1989年6月，在美国共和党内任多项职务的陈香梅，作为美国出口委员会副主席，为美中关系的改善进行了多方协商与和解。另外，在中国大陆出生、台湾读书、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田长霖教授（已故）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十分明显。由于田长霖在美国政治、学术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与北京、台北和香港政界以及克林顿政府都有良好密切关系而经常在美国及两岸三地间走动，他承认：“自己是以一个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出面，不代表官方和任何一方。他的个人行动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了海峡两岸利益，希望使三方都获益。”这些公众人物或公共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作用和影响不小。他们愿意在投入社会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同时，展现个人才干和社会责任。为此，他们获得了祖籍国政府和住在国政府的双重认可。这是一批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进取心的移民精英。
社会反馈型。跨国移民之于家乡的贡献，透过侨汇、投资、捐赠、慈善、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而体现。过去30多年来，广东、福建和浙江的许多侨乡，正是移民热爱故土，造福乡梓的愿望和行动，才令侨乡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较之比邻地区更为富裕和发达。以广东而言，华侨华人约3000多万人，约占全国的2/3，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1年底，广东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700多亿美元，其中70%为侨港澳资金。侨资企业总数达5.55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60%。35年来，华侨华人在广东兴办慈善公益项目超过3.3万宗，侨捐资金总额达到470多亿元，约占全国接受华侨捐赠总额的六成。在福建，华侨华人总数约1264万余人，聚居东南亚998万人，占总数的78.9%；其中，新华侨华人110万余人，增长115.9%。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累计吸引外资逾900亿美元，其中闽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占全省引进外资的七成以上。截至2011年底，在福建投资的侨资企业总计达到3万多家，侨资企业和广大侨商已成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期，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赠福建的公益事业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150万华侨华人（含港澳同胞）在中国各地扶贫救灾捐赠公益达人民币120亿元，约占国内接受华侨捐赠总额的1/6。他们在省内累计捐赠达到37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支持浙江省农村和边远山区建设，支持省内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步，以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海归派”，则直接回到祖籍地参与国家建设。这些人士中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为祖国和住在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多方努力，其中一些人活跃在当今中国舞台上，为中国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谱写着历史新篇。 中国的跨国移民群体，作为近代以来华侨华人群体的一部分，无论是经济型跨国移民、文化型跨国移民，还是政治型跨国移民，都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以个人的雄心和抱负，为族群、社会和国家展现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时代意义——在游走之间拉近各国人民的距离，在多重身份之间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全球移民时代，移民个人和群体的跨国愿望、努力和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趋势：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互动模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主要有三大移民群体：一是留学生移民，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二是底层劳工为主的农村移民，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是中产阶层为代表的投资和技术移民，始于21世纪初至今。三大移民群体中，留学生移民群体的大致分布情况为，1/3由留学而留居住在国，1/3学成后归国，还有1/3会成为跨国移民，也就是在留居或归返的基础上重新游走于彼此之间，发挥特定的能量。底层劳工移民群体中的大多数仍属于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一代，在选择居留方式上，他们和先辈的差别不大，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等限制，他们中能够成为跨国移民群体中一部分者比较少。三大移民群体中，最有条件和能力成为跨国移民群体的，当属中产的投资和技术移民，他们拥有可以携带的资金和技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多种语言，能够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从容游走。事实上，对于中国跨国移民的走向判别或趋势预测，这一群体可以视作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愈加开放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大陆逐渐增多的中产阶层出于各种原因，开始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移民，以期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权。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数据，但这股潮流和趋势已为当下政府、媒体和民众所关注。据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相关人士透露，1999年后的10年间，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其中获加拿大绿卡者超过40万人。在所有这些富裕的中产移民人群中，也即本文所谓的中国跨国移民群体之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海外买房和投资移民。从移民中介分析看，私营企业老板、个体经营者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了中产阶层，成为海外移民大军中的主力。当然那些拥有400万人民币资产的人们，无论身份如何，都是投资移民的潜在客户。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每个名额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明星换籍和人才移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文化名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其他国籍，或者虽然保持中国国籍，但具备其他国家绿卡，以便在国内发展同时享受更多利益。迄今，那些拥有其他国家公民身份权或永久居住权的知名人士受个人隐私权保护，没有回应或证实相关报道和网络名单的虚实，但相关报道和网络名单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明星、名流比一般普通人更容易获得多重身份。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订移民政策方面，更愿意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入境，以提升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落地国籍和境外生子。近年中国大陆孕妇通过旅游签证方式赴美国、加拿大和香港诞生婴孩，以获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国籍”和出生证，以及相应的公民权益和社会福利与保障。目前，赴美生子这一群体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他们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曾经最受大陆妈妈们欢迎的是“赴港生子”，既能规避二胎政策，又能为宝宝赢得香港身份。不过随着2013年香港大力收紧“双非”父母生子政策，明确表示不保证“双非”孕妇在2014年生下的宝宝会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后，不少准妈妈们就把视线投向了海外，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都是好选择。
近十多年出现的以知识和财富为代表的中产移民，方式不同，目的类似，都试图通过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移民，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策略（在祖籍地和移居地之间双边获利）。这批中产移民在人数上虽不构成中国社会大多数，但这一移民现象却促使人们思考，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是整个社会知识和财富的集中代表，他们的移民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何在？中产移民现象，除了涉及资金和人才的外流之外，更涉及到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它触发的是公众之于国家认同的价值情感，引申的是政府之于海外移民的政策取向。因此，其社会反响和政策思考，事关跨国移民之于国家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人们愈益觉悟到，一个安全公正的外部制度环境是留住人才和财富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讲，哪里有公平、自由、法治的宏观环境，它们就去哪里，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维京群岛。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员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已顺理成章，正是这种自由流动，才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这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对此，人们正越来越理性客观地看待中产移民带来的利弊。
如今，部分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演员、企业家和社会名流热衷加入外国国籍，这种身份变化带来的区别就是这些人在中国发展时，他们的一些权利受到外国身份保护，如在投资方面，中国曾给予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在税收上，可以避税。不过，公民在加入外国国籍时，中国国籍就自动废止，在中国他们只享有居住权。但有些人虽然加入了外国国籍，仍然在中国居住，根本没去办理户口注销手续，两国的优惠都在享受，这就属于违法行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人身权方面没有根本区别，但一些政治权利，外国人不能享有。当然，如果是党政官员拥有多重身份，则有碍其政治认同和社会职责，遭到政党和民众的质疑和唾弃，自不待言；而明星或普通人，他们的多重身份，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和家庭发展策略，无需苛求。关键是，除了官员的国籍或绿卡事件之外，人们关心的是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的新富阶层，如何能够享受到政府政策的宽松和优待，从而令流动更方便，权益有保障。
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中产移民现象，无论是民间舆论，学者论说，还是政府政策、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通过中产移民现象反思国家发展道路中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交相辉映的时代里，协调移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利弊。大陆这一波中产移民的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既是全球化时代移民的一种家庭发展策略，更是民族国家时代移民多重认同的必然模式，值得慎思与观察。 中产移民的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跨国移民的模式正在“以海外为中心”向“以海内为中心”的过渡和转移——中国中心，家在两边，人在游移。笔者以为，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从多种意义上改变了移民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情感，这种转变既是全球化时代移民多种身份特征的体现，也是民族国家时代移民单一认同的变更。它需要从全球化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的结合中去寻找互为协调的方向。
从全球化视野中解决有关财富、人才流失的焦虑症。经济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不过，仲大军也表示，富人移民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也是全球化时代资金流、人才流的必然。许多数据都在显示移民的热情和浪潮逐年不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透过移民的力量而愈加显示和加强。对此，政府人士、媒体、专家都在询问，这一波移民在寻求什么？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显然，从民族国家的认识格局而言，中国富有人群的移民毫无意外地引发了人们对财富、人才流失的焦虑，但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而言，人们又看到，这批新富阶层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日趋紧密的一个重要成果。当中国愈益发展和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财富和人才回流和环流的时期。对于这种可期待和展望的历史进程，许多人显得更为坦然和自信。
从民族国家观念中肯定移民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的必然性。如今，中国沿海省份的商人持有外国护照的比例颇大。他们既保持中国公民身份，又拥有国外的永久居住权，以便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相比中国护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国家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34。故而，“移民（获取绿卡身份），而不移居（国外）”，已成为一部分中产移民日常生活的常态。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企业的崛起，“海鸥”成为“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消费市场，或转移生产基地到海外廉价地区，或为了“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时，就会让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成为大规模的趋势。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工作人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在留学生、移民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2007年多伦多大学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他们的平均企业年收入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到加拿大发展。
以往有关跨国移民的研究，更多地着眼移居地的移民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推进故乡的政治变革、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新一波中产移民不以移居海外为目的，而是在获得发达国家和地区身份之后留在国内打拼，他们更愿意实施“家在两边，人在游移”的跨国家庭发展策略，这从过去香港、台湾的“空中飞人”到新近大陆中产移民的“一家两国”或“一家多国”的生存发展模式，都可以看到其追求“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和行为方式。
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告诉人们，跨国身份来源于移民本身身份与他们在住在国获得身份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更多“双重身份”的发展，超过了冲突身份的出现。移民们被看作有能力去协调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在住在国还是在祖籍国，并着眼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全球跨国流动成为潮流的时代，各国政府要找到合理的战略来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就必须对国家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整，换言之，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相比，主权、国家权力以及领土日益处于更复杂的关系之中，各国政府在实施战略合作、建构国际管理体制方面，其管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换言之，全球化没有带来“国家的终结”，反而推动了各种职能调整战略的出现，而且在某些方面推动了国家更加积极的发展。而国际移民正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职能调整的积极促进因素，中国的中产移民也不例外。
Hein de Haas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摩洛哥移民现状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移民的影响与移民输出地区和国家的整个发展背景高度相关，移民只有伴随着移民输出地区和国家普遍性的发展背景和开明的移民政策，其对发展的潜能才能被全部释放出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把移民外推的因素（如上所述），更有把移民留住的吸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各种发展机会等）。正因此，许多中产移民改变了过去延续的“以海外为中心”的跨国移民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模式，这种现象是否代表着中国国际移民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笔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决定了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多重身份和认同情感。随着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移民“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特征将愈加显著，它也因此决定着中国跨国移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在进退游移之间，把根留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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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书记端午节赞华侨捐赠近120亿》，中新网，2010年6月17日。
刘莹：《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的变迁》，《侨务工作研究》，2009年第4期。
杜维明，哈佛大学研究教授，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
《范曾与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对话“中国艺术精神”》，《学习时报》，2010年4月27日。
钟雪萍：《一份他者的差事：我在美国教中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如，新华侨华人开展的各类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声援、签名等活动，对住在国决策层和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有所助益。
如，近年不断有海外华人团体签名呼吁，希望中国政府恢复双重国籍政策。
[美]《侨报》，1999年8月9日、10日。
吴锐成：《协力同心编修好〈广东华侨史〉》，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华侨与华人》，2012年第1～2期，第5页。
福建侨联，http：//www.fjql.org/xjjkj/827.htm，2012年9月11日。
《浙江华侨反哺心意浓 30年捐赠公益达120亿元》，中新网，2010年9月3日。
《“智富阶层”成为海外移民主力》，《人民日报》，2011年5月23日。
《移民潮富人带走大量财富 回头把中国当发财主场》，腾讯网，2010年7月19日。
据香港殷诚国际公司统计，50多万家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约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他们通过境外借壳，改制成外资独资企业。李铁：《香港人李宁与经济民族主义》，《东方早报》，2008年8月28日。
2010年12月1日起，国家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本月起终结 让竞争回归公平的属性》，杭州网，2010年12月4日。
《外国人纷纷涌入中国 中国富人却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中评社，2011年6月13日。
仲大军：《富人移民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2011年4月21日。
潘晓凌、阎靖靖：《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他们寻求什么？》，《南方周末》，2010年6月18日。
王辉耀：《人才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51页。
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
孙朝辉、禹响平：《国际移民理论及移民与输出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9期，第65～66页。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全球化 跨国移民 民族国家 多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国际移民主要指华侨华人及少量的非法移民。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跨国主义理论以及相关的移民研究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相关研究和成果开始呈现。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作为国际移民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海外移民正在发生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如果说近代以来传统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主要呈现为“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形态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诸多改观。这种改观的结果，被提炼和归纳为移民研究的“跨国主义理论”，与之相应的概念则有“跨国移民”、“跨国空间”、“跨国资本”和“跨国网络”等一系列配套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相关研究正是在全球移民的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的跨国移民及其现状特征
所谓“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国际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定义是指，那些在跨国活动进程中将移居地同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为特征。这些跨国移民通常讲两种或多种语言，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基础，持续或经常性地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
那么，何谓“中国的跨国移民”？除了拥有上述跨国移民的共同性之外，笔者以为，其特殊性表现在于“中国的跨国移民”是指那些旨在维系和加强祖籍国政府和人民与居住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动，从而影响到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利益相关性的移民群体。它包含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内容。所谓积极方面，指移民通过连接祖籍国和居住国的行为、关系和制度安排，从事任何有关促进双边利益的活动。这可以视作“促和谐”的一个具体构成；至于消极方面，指移民通过国际组织、第三国或居住国非政府组织从事某种与祖籍国利益相悖的活动。这可以视作“不和谐”或“反和谐”的具体事例。
目前，中国的跨国移民群体大抵可分两大类，以移居地为中心向祖籍地辐射的跨国移民群体和以祖籍地为中心向移居地辐射的跨国移民群体。①前者主要为身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后者为移居海外后重返故土的归国者。他们中一部分人具有连接两地的愿望、能力和背景，愿意把个人的行为、关系纳入到跨国的实践中，从而实现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相关利益。这一群体涉及对象，在地理上涵盖两岸三地的中国国际移民，在时段上以20世纪60年代后台港移民和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大陆移民为主体。也因此，中国跨国移民的概念和新加坡学者刘宏的“跨国华人”概念类似，可以互为指代。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跨国移民趋势愈加显著。许多研究者注意到，移民所处的不同时代导致其行为、关系类型的不同。当今的中国跨国移民和历史上的华侨华人存在着区别与联系。如，冷战期间华侨华人被鼓励全方位地认同所居住的国家，而不再是遥远的中国。同化成为各移居地社会之于外来移民的主要政策，在东南亚国家尤其如此；冷战后的中国跨国移民，在融入住在国同时，亦被鼓励继续保持和祖籍国的联系，以加强和促进移居地和输出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和社会往来。可以说，华侨华人和跨国移民的不同指代，反映了移民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海外族群的母概念，包含其分支构成——跨国华人移民，即中国的跨国移民从属于华侨华人群体，并成为该群体中最富有时代表现力的一群。
2014年3月，国务院侨办宣布，海外华侨华人最新人数已达6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需要明确的是，这6000多万华侨华人，既包括了历代定居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新加入的移民群体，以及台港澳新移民。中国大陆跨国移民的形成直接与改革开放相关联。就出国留学而言，中国政府实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并以“为国服务”口号取代原有的“回国服务”。此项政策的改变，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意味着民族国家与移民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②从此，中国大陆的跨国移民运动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和国内政策导引下终于形成并稳步发展。
自然，大陆和港台的新移民并非全部属于跨国移民范畴。他们中多数人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一代。真正可以称为跨国移民，游走于世界各地不同舞台之间的，只是某些特定群体，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企业家、商人和经理阶层等，他们拥有可携带的知识、技能和资金，游刃有余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宠儿。笔者估计，在现有的新移民群体中，能够称得上“跨国移民”的人恐怕不会超过20%。这个所谓的“跨国”主要指在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经常往来与互动。也就是说，其行为主体需要对中国有意义、有影响，无论这种意义或影响是积极或消极，它都透过外部渠道从不同层面作用于祖籍国。也正因此，祖籍国和住在国政府都在有意识地培植和运用这部分力量，以增强移民之于国家的资源作用。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由留学而留居的高素质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跨国移民群体会渐渐庞大，这个趋势在未来30年内会进一步显现。
综合而言，中国的跨国移民，属于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运动的一部分，是当下移民和民族国家关系的时代反映，是移民实现个人价值、群体利益、社会影响和国家利益的复合主体。它和华侨华人群体有着共同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又有着明显的时代变异性。这种变异特征决定了跨国移民成为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关注对象，成为政府人士重新认识移民之于民族国家意义的重要考量。可以说，正是跨国移民的时代性决定了他们在经济贡献、文化交流、政治互动和社会反馈等方面有着自身的模式类型和内容特征，从而更有益于移民和祖籍国与住在国关系互动的深入推进。 中国跨国移民，大抵包括留学生移民、技术投资移民和家庭、连锁移民（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渠道移民）。这三个移民类别构成当今中国跨国移民群体的主要部分，实践和推动着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从而成为全球化时代“开放的空间”和“流动的地域”中较为活跃的力量之一，具体类型表现为：
经济驱动型。迄今为止，谋求经济状况的改善，寻求富有而有保障的生活，乃移民运动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跨国移民也不例外。过去30多年来，经济型移民主要包括乡村劳工移民和城市投资移民两个群体。前者主体是农民和工人，大多受过初中教育，他们和祖籍国联系通过家庭和连锁移民方式牵引，形成移民环流；后者主体是企业家、商人和经理阶层，他们和祖籍国联系表现为“空中飞人”或“一家两国”类型，较之前者，他们出洋谋生需求减低了，但个人和家庭发展策略增强了，事业规划和社会保障需求更明确了。这两个经济型移民群体虽然跨国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寻求安全、富裕的生活。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海外（包括港澳）移民总数达到150多万人，分布于170个国家和地区，尤以欧洲和美洲人数最多。③这些浙南新移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建立起多层次的跨国商贸网络，有益于住在国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助于多个目标国之间经济往来的扩大。近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浙南跨国移民定期地来往于家乡与住在国之间，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人口、信息和资金的流动，为原籍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多方面活力。④而侨汇，作为移民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不仅构成海外移民和国内家庭的情感联系凭证，而且在提高侨乡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家乡生产建设方面功效显著。移民成为侨乡人眼中快速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不断把侨乡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同样，近年来侨乡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的中产阶级也正以“一家两国”方式，把自己的事业和孩子的未来，通过跨国的资金流动连接起来。海外移民不再只是贫困者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富有者的选择和策略。
文化融合型。主要体现为移民以促进文化交流、分享人类共同文化为己任。这一批移民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后台港的知识移民和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的知识移民。这两股力量作用范围和影响层面各不相同：前者主要在政界和社会精英层面，担当一定智囊角色或发挥相当学术影响，从而有助于移出国和住在国决策层在政策沟通和文化理解方面拓宽认知渠道；后者在政界和精英层面影响有限，但在学界和社会大众层面有一定活力。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的儒学第三期代表人物杜维明⑤教授乃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连接东西方思想的文化桥梁。“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儒学之所以有未来，杜先生在里面起的作用极大。”⑥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念传播到西方世界。他频繁来往于世界各地，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也是一个时时与西方文化做沟通的倾听者和对话者。当然，在杜教授之外，更多的学者埋首于专业领域并发挥相应的学术影响。人们看到，从中国人出洋留学至今的100多年历史里，留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的属过去这30多年中人数最多，其中讲授有关中国课程的也属有史以来最多的。⑦这种“由移动而带来的身份意识的变迁”⑧构成海外华人学者职业生涯的主题，它满足了华人学者的思乡渴望，促成了他们在美国教育体制内帮助各族裔学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分享。⑨同时，这些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更在不同层面推进着所在机构和中国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学习培训与交流合作项目，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打开方方面面的渠道。
政治推动型。离散者群体往往被视作一个有能力独立于任何国家形式的跨国政治实体，其政治推动方式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离散者在所居住的国家组织起来，以加强自身对于当地政治的影响力；⑩第二，离散者为了自身关心的问题，对祖（籍）国政治施加影响力；第三，离散者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接触，绕过祖（籍）国和住在国政府，实现群体的政治诉求。当前中国跨国移民的政治推动，固然在各个地区和不同群体中各有侧重，但就现实观之，移民的政治推动重点仍然在为促进祖籍国和住在国国家关系改善和发展所做的跨国努力，最有成就。如，中美关系自1972年上海公报之后历经曲折，时好时坏。在这个过程中，在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扮演了重要的促进角色。1989年6月，在美国共和党内任多项职务的陈香梅，作为美国出口委员会副主席，为美中关系的改善进行了多方协商与和解。另外，在中国大陆出生、台湾读书、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田长霖教授（已故）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十分明显。由于田长霖在美国政治、学术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与北京、台北和香港政界以及克林顿政府都有良好密切关系而经常在美国及两岸三地间走动，他承认：“自己是以一个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出面，不代表官方和任何一方。他的个人行动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了海峡两岸利益，希望使三方都获益。”这些公众人物或公共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作用和影响不小。他们愿意在投入社会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同时，展现个人才干和社会责任。为此，他们获得了祖籍国政府和住在国政府的双重认可。这是一批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进取心的移民精英。
社会反馈型。跨国移民之于家乡的贡献，透过侨汇、投资、捐赠、慈善、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而体现。过去30多年来，广东、福建和浙江的许多侨乡，正是移民热爱故土，造福乡梓的愿望和行动，才令侨乡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较之比邻地区更为富裕和发达。以广东而言，华侨华人约3000多万人，约占全国的2/3，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1年底，广东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700多亿美元，其中70%为侨港澳资金。侨资企业总数达5.55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60%。35年来，华侨华人在广东兴办慈善公益项目超过3.3万宗，侨捐资金总额达到470多亿元，约占全国接受华侨捐赠总额的六成。在福建，华侨华人总数约1264万余人，聚居东南亚998万人，占总数的78.9%；其中，新华侨华人110万余人，增长115.9%。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累计吸引外资逾900亿美元，其中闽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占全省引进外资的七成以上。截至2011年底，在福建投资的侨资企业总计达到3万多家，侨资企业和广大侨商已成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期，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赠福建的公益事业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150万华侨华人（含港澳同胞）在中国各地扶贫救灾捐赠公益达人民币120亿元，约占国内接受华侨捐赠总额的1/6。他们在省内累计捐赠达到37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大多用于支持浙江省农村和边远山区建设，支持省内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步，以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海归派”，则直接回到祖籍地参与国家建设。这些人士中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为祖国和住在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多方努力，其中一些人活跃在当今中国舞台上，为中国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谱写着历史新篇。 中国的跨国移民群体，作为近代以来华侨华人群体的一部分，无论是经济型跨国移民、文化型跨国移民，还是政治型跨国移民，都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以个人的雄心和抱负，为族群、社会和国家展现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时代意义——在游走之间拉近各国人民的距离，在多重身份之间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全球移民时代，移民个人和群体的跨国愿望、努力和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趋势：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互动模式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主要有三大移民群体：一是留学生移民，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二是底层劳工为主的农村移民，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是中产阶层为代表的投资和技术移民，始于21世纪初至今。三大移民群体中，留学生移民群体的大致分布情况为，1/3由留学而留居住在国，1/3学成后归国，还有1/3会成为跨国移民，也就是在留居或归返的基础上重新游走于彼此之间，发挥特定的能量。底层劳工移民群体中的大多数仍属于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一代，在选择居留方式上，他们和先辈的差别不大，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等限制，他们中能够成为跨国移民群体中一部分者比较少。三大移民群体中，最有条件和能力成为跨国移民群体的，当属中产的投资和技术移民，他们拥有可以携带的资金和技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多种语言，能够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从容游走。事实上，对于中国跨国移民的走向判别或趋势预测，这一群体可以视作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愈加开放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大陆逐渐增多的中产阶层出于各种原因，开始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移民，以期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权。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数据，但这股潮流和趋势已为当下政府、媒体和民众所关注。据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相关人士透露，1999年后的10年间，中国内地有200万人合法获得外国绿卡，其中获加拿大绿卡者超过40万人。在所有这些富裕的中产移民人群中，也即本文所谓的中国跨国移民群体之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海外买房和投资移民。从移民中介分析看，私营企业老板、个体经营者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组成了中产阶层，成为海外移民大军中的主力。当然那些拥有400万人民币资产的人们，无论身份如何，都是投资移民的潜在客户。据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每个名额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明星换籍和人才移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文化名人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其他国籍，或者虽然保持中国国籍，但具备其他国家绿卡，以便在国内发展同时享受更多利益。迄今，那些拥有其他国家公民身份权或永久居住权的知名人士受个人隐私权保护，没有回应或证实相关报道和网络名单的虚实，但相关报道和网络名单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明星、名流比一般普通人更容易获得多重身份。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订移民政策方面，更愿意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入境，以提升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落地国籍和境外生子。近年中国大陆孕妇通过旅游签证方式赴美国、加拿大和香港诞生婴孩，以获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国籍”和出生证，以及相应的公民权益和社会福利与保障。目前，赴美生子这一群体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他们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曾经最受大陆妈妈们欢迎的是“赴港生子”，既能规避二胎政策，又能为宝宝赢得香港身份。不过随着2013年香港大力收紧“双非”父母生子政策，明确表示不保证“双非”孕妇在2014年生下的宝宝会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后，不少准妈妈们就把视线投向了海外，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都是好选择。
近十多年出现的以知识和财富为代表的中产移民，方式不同，目的类似，都试图通过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移民，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策略（在祖籍地和移居地之间双边获利）。这批中产移民在人数上虽不构成中国社会大多数，但这一移民现象却促使人们思考，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是整个社会知识和财富的集中代表，他们的移民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何在？中产移民现象，除了涉及资金和人才的外流之外，更涉及到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它触发的是公众之于国家认同的价值情感，引申的是政府之于海外移民的政策取向。因此，其社会反响和政策思考，事关跨国移民之于国家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人们愈益觉悟到，一个安全公正的外部制度环境是留住人才和财富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讲，哪里有公平、自由、法治的宏观环境，它们就去哪里，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维京群岛。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人员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已顺理成章，正是这种自由流动，才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这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对此，人们正越来越理性客观地看待中产移民带来的利弊。
如今，部分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演员、企业家和社会名流热衷加入外国国籍，这种身份变化带来的区别就是这些人在中国发展时，他们的一些权利受到外国身份保护，如在投资方面，中国曾给予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在税收上，可以避税。不过，公民在加入外国国籍时，中国国籍就自动废止，在中国他们只享有居住权。但有些人虽然加入了外国国籍，仍然在中国居住，根本没去办理户口注销手续，两国的优惠都在享受，这就属于违法行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人身权方面没有根本区别，但一些政治权利，外国人不能享有。当然，如果是党政官员拥有多重身份，则有碍其政治认同和社会职责，遭到政党和民众的质疑和唾弃，自不待言；而明星或普通人，他们的多重身份，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和家庭发展策略，无需苛求。关键是，除了官员的国籍或绿卡事件之外，人们关心的是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的新富阶层，如何能够享受到政府政策的宽松和优待，从而令流动更方便，权益有保障。
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中产移民现象，无论是民间舆论，学者论说，还是政府政策、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如何通过中产移民现象反思国家发展道路中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交相辉映的时代里，协调移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利弊。大陆这一波中产移民的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既是全球化时代移民的一种家庭发展策略，更是民族国家时代移民多重认同的必然模式，值得慎思与观察。 中产移民的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跨国移民的模式正在“以海外为中心”向“以海内为中心”的过渡和转移——中国中心，家在两边，人在游移。笔者以为，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从多种意义上改变了移民和民族国家的认同情感，这种转变既是全球化时代移民多种身份特征的体现，也是民族国家时代移民单一认同的变更。它需要从全球化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的结合中去寻找互为协调的方向。
从全球化视野中解决有关财富、人才流失的焦虑症。经济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不过，仲大军也表示，富人移民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也是全球化时代资金流、人才流的必然。许多数据都在显示移民的热情和浪潮逐年不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透过移民的力量而愈加显示和加强。对此，政府人士、媒体、专家都在询问，这一波移民在寻求什么？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显然，从民族国家的认识格局而言，中国富有人群的移民毫无意外地引发了人们对财富、人才流失的焦虑，但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而言，人们又看到，这批新富阶层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日趋紧密的一个重要成果。当中国愈益发展和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财富和人才回流和环流的时期。对于这种可期待和展望的历史进程，许多人显得更为坦然和自信。
从民族国家观念中肯定移民多重身份和跨国栖居的必然性。如今，中国沿海省份的商人持有外国护照的比例颇大。他们既保持中国公民身份，又拥有国外的永久居住权，以便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相比中国护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国家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34。故而，“移民（获取绿卡身份），而不移居（国外）”，已成为一部分中产移民日常生活的常态。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企业的崛起，“海鸥”成为“人才环流”群体的典型代表。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消费市场，或转移生产基地到海外廉价地区，或为了“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时，就会让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人才环流”成为大规模的趋势。同时，不仅仅是投资银行家、企业家，还包括许多外交工作人员、学者、科学家等，“海鸥”或者说“空中飞人”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群体。在留学生、移民当中，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2007年多伦多大学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他们的平均企业年收入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到加拿大发展。
以往有关跨国移民的研究，更多地着眼移居地的移民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推进故乡的政治变革、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新一波中产移民不以移居海外为目的，而是在获得发达国家和地区身份之后留在国内打拼，他们更愿意实施“家在两边，人在游移”的跨国家庭发展策略，这从过去香港、台湾的“空中飞人”到新近大陆中产移民的“一家两国”或“一家多国”的生存发展模式，都可以看到其追求“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和行为方式。
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告诉人们，跨国身份来源于移民本身身份与他们在住在国获得身份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更多“双重身份”的发展，超过了冲突身份的出现。移民们被看作有能力去协调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无论是在住在国还是在祖籍国，并着眼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全球跨国流动成为潮流的时代，各国政府要找到合理的战略来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就必须对国家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整，换言之，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相比，主权、国家权力以及领土日益处于更复杂的关系之中，各国政府在实施战略合作、建构国际管理体制方面，其管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换言之，全球化没有带来“国家的终结”，反而推动了各种职能调整战略的出现，而且在某些方面推动了国家更加积极的发展。而国际移民正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职能调整的积极促进因素，中国的中产移民也不例外。
Hein de Haas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摩洛哥移民现状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移民的影响与移民输出地区和国家的整个发展背景高度相关，移民只有伴随着移民输出地区和国家普遍性的发展背景和开明的移民政策，其对发展的潜能才能被全部释放出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把移民外推的因素（如上所述），更有把移民留住的吸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各种发展机会等）。正因此，许多中产移民改变了过去延续的“以海外为中心”的跨国移民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模式，这种现象是否代表着中国国际移民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笔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改变，决定了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多重身份和认同情感。随着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移民“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栖居特征将愈加显著，它也因此决定着中国跨国移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取向——在进退游移之间，把根留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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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书记端午节赞华侨捐赠近120亿》，中新网，2010年6月17日。
刘莹：《当代浙南跨国移民活动的变迁》，《侨务工作研究》，2009年第4期。
杜维明，哈佛大学研究教授，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
《范曾与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对话“中国艺术精神”》，《学习时报》，2010年4月27日。
钟雪萍：《一份他者的差事：我在美国教中国》，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石之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如，新华侨华人开展的各类事关中国国家利益的声援、签名等活动，对住在国决策层和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和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有所助益。
如，近年不断有海外华人团体签名呼吁，希望中国政府恢复双重国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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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锐成：《协力同心编修好〈广东华侨史〉》，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华侨与华人》，2012年第1～2期，第5页。
福建侨联，http：//www.fjql.org/xjjkj/827.htm，2012年9月11日。
《浙江华侨反哺心意浓 30年捐赠公益达120亿元》，中新网，2010年9月3日。
《“智富阶层”成为海外移民主力》，《人民日报》，2011年5月23日。
《移民潮富人带走大量财富 回头把中国当发财主场》，腾讯网，2010年7月19日。
据香港殷诚国际公司统计，50多万家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约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他们通过境外借壳，改制成外资独资企业。李铁：《香港人李宁与经济民族主义》，《东方早报》，2008年8月28日。
2010年12月1日起，国家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本月起终结 让竞争回归公平的属性》，杭州网，2010年12月4日。
《外国人纷纷涌入中国 中国富人却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中评社，201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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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凌、阎靖靖：《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他们寻求什么？》，《南方周末》，201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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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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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