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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饕餮纹甗进行分析，推定其年代；并对该甗内“”族徽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一些观点，以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饕餮纹甗；族徽；“”族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71-02
近日笔者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见一连体饕餮纹甗。此甗侈口，两立耳作绳索形，略向外撇，颈部微收，甑腹较深，甑鬲合铸，鬲部设兽蹄足，足较细长。内有铭文“ 父丁”三字。本文主要对该器进行两点探讨，一是器物的年代断定；二是对其铭文涉及的族徽进行简单的探究。
图：连体饕餮纹甗
一、年代的判定
首先，从其型制上来判定。参照马承源先生的《中国青铜器》一书，此甗型式为侈口立耳柱足式，柱足较为细长，甑鬲连体，侈口立耳，分裆柱足，腹深比商代浅，鬲体升高，属西周早期器［1］。该饕餮纹甗与 母癸甗极为相似，此甗侈口，索形立耳，鬲宽腹，三足较细长，口沿下饰环柱角兽面纹，腹部是弯角回首对鸟组成的垂叶纹，鬲腹部为三个牛角大兽面，纹饰粗壮。而该件器陈佩芬先生认为属于西周早期器［2］。
其次，从纹饰上来判定。此甑的颈部饰外卷角形兽面纹，类似牛角形兽面纹，但其角回环多转，与牛角形兽面纹有区别［3］。甑腹饰三角雷纹，外围是三角形，内填以雷纹，三角形的一角向下连成横列，形成大的锯齿带状，这类纹饰盛行于商末周初［4］，鬲的腹部饰有浮雕兽面纹，这种纹饰是商末周初装饰在甗的鬲部的主要纹饰。
再次，从铭文上来判定。西周早期铭文书体的总体趋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笔道自如，称为“波磔体”［5］。这件甗的铭文虽然很少，只有三个字，但根据这三个字的字体，尤其是“父”字，可以看出，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具有西周早期的特点。
经对比和查找资料得出，该饕餮纹甗铭文中的“丁”字与作册大鼎的“丁”字字体相似，郭沫若先生认为此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陈梦家先生也将此鼎断定为康王时器［6］。而“”字与罗振玉先生《三代吉金文存》中的乙亥父丁鼎的“”字相似，而这件鼎吴闓生先生认为是西周初年器。
由以上结论可以得出，该饕餮纹甗应断定为西周早期器。
二、族徽
根据此甗的三字铭文“父丁”可知，第一字“”为族徽，即族名的文字符号。父丁为日名（商人特有的对先人的称呼），推断完整铭文应为“ 作父丁”四字。即“”族的某作器者为纪念其先祖父丁所作之器。
张懋镕先生的《周人不用族徽说》一文中认为，以前的学者多将有无族徽看成区分商代与周代铜器的主要标志，但一个国家的灭亡并不伴随着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同时灭亡，有无族徽不能作为区分商代与周代铜器的标准，而应作为区分周氏族人与非周氏族人，即区分姬姓与非姬姓族人的铜器的标准。根据此论断可以得出结论，这件青铜甗上存在族徽，应为非周氏族人之器。
“”符号有学者认为其形状像食器鬲，所以释其为“鬲”字［7］，也有学者将其释为“丙”字［8］。
（一）出土地
该族铜器共计162件。
1、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西区。M697随葬铜爵，铜戈，矛各一，其中爵上有“”符号，该墓年代为殷墟四期。
安阳小屯村北。M17随葬铜礼器鼎，觚，爵各一件，鼎上有“”符号。《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0：4117号卣，13：7663号爵，14：8353号爵，均有此族铭，年代为殷代，出土地均为安阳一带。
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共发现三座编号分别为1，2，3的墓。有“”符号的铜器分别为：
罍一件，（M1：32），卣两件（M1：17，33），爵八件（M1：10，12，18，21-24，42），觯一件（M1：19），鼎一件（M2：38），簋一件（M2：45，46合成一件），觚四件（M2：29，30，31，41），爵十（M2：18，25，27，34-37，42-44），矛两件（M2：23，5）。3号墓出土的方鼎两件，形制，铭文完全相同，三个墓年代均为殷墟晚期。旌介村发现的这三座墓中随葬的铜器铭文都以“”为主，可以看出这三座墓地是属于“”族。
陕西省渭南市。在渭南市采集到一件铜簋，上有铭文“”，铜簋年代为商代晚期。
河南省洛阳市。《集成》10：5396号鼎，铭末缀有“”字，年代为殷代，出土地为河南洛阳。
2、西周时期
陕西扶风县建和乡北桥村。在北桥村发现一个窖藏，此窖藏出土有铜器罍、簋、盘，其中罍有铭文“”，窖藏年代为西周晚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张家坡村。M106随葬有铭文“”的有觚（M106：4）：“” 父乙”，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早期。M80随葬铜器爵、戈，爵上有铭文“”，该墓年代为西周初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马王村。1963年在马王村发现一墓葬，其中有铭文“”的有爵一件，年代为西周早期。在马王村还采集到一件鼎，上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在沣西乡采集到一卣，出自墓葬中，盖内和器底均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陕西长安县。在长安县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一簋，上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河南洛阳。《集成》5：2659号鼎，铭末缀有“”字，年代为西周早期。
山东黄县归城乡小刘庄。出土一批铜器，计卣、尊、盉盖、觯各1件，其中盉盖有铭文：“ 父辛”，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
辽宁朝阳。M1，出土青铜礼器中有一壶，壶上有铭文作“”，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
（二）“”族的所在地
由以上出土地点的分布可知，在殷商时期，“”族的铜器集中出土的地点是山西灵石县。李伯谦先生认为：“以山西灵石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当地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稳固的臣属关系包括居住在灵石一带的‘’族在内的诸友好方国的遗存”，而旌介商墓的主人必是“” 族的成员，该处应是“”族的墓地。灵石旌介铜器中殷墟风格铜器占主要部分，表明“”族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商代，“”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灵石一带，进入周代后，灵石一带不见该族铜器，而是多出土于陕西长安一带，说明原来与商朝关系密切的“”族，在商灭亡后已离开原居住地，迁至长安一带，且臣服于周王朝。
（三）意义
本文中的这件青铜甗断代为西周早期，因此推断其出土地应不是山西灵石县，而是应在陕西长安县附近。此时商灭亡，西周建立，周自古公亶父居于岐邑，周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河西），周武王时又迁都于镐，即为宗周。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至周成王时，兴建东都洛邑，为成周。以此为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虽然经常在成周驻节，但还是以宗周为活动的中心。作为殷商遗民的“”族在商灭亡后迁居至西周王都的所在地，即现在的陕西长安县附近，而刻有族徽“”的该族所使用的铜器也随之被带到了这里。
参考文献：
［1］［3］［4］［5］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06；326；333；384.
［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西周篇上）［M］. 上海：古籍出版社.
［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3.
［7］陶正刚.灵石商墓亚羌铭试析［A］.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92.
［8］殷玮璋，曹淑琴. 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J］.考古，1990，（7）：621-631.
关键词：饕餮纹甗；族徽；“”族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071-02
近日笔者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见一连体饕餮纹甗。此甗侈口，两立耳作绳索形，略向外撇，颈部微收，甑腹较深，甑鬲合铸，鬲部设兽蹄足，足较细长。内有铭文“ 父丁”三字。本文主要对该器进行两点探讨，一是器物的年代断定；二是对其铭文涉及的族徽进行简单的探究。
图：连体饕餮纹甗
一、年代的判定
首先，从其型制上来判定。参照马承源先生的《中国青铜器》一书，此甗型式为侈口立耳柱足式，柱足较为细长，甑鬲连体，侈口立耳，分裆柱足，腹深比商代浅，鬲体升高，属西周早期器［1］。该饕餮纹甗与 母癸甗极为相似，此甗侈口，索形立耳，鬲宽腹，三足较细长，口沿下饰环柱角兽面纹，腹部是弯角回首对鸟组成的垂叶纹，鬲腹部为三个牛角大兽面，纹饰粗壮。而该件器陈佩芬先生认为属于西周早期器［2］。
其次，从纹饰上来判定。此甑的颈部饰外卷角形兽面纹，类似牛角形兽面纹，但其角回环多转，与牛角形兽面纹有区别［3］。甑腹饰三角雷纹，外围是三角形，内填以雷纹，三角形的一角向下连成横列，形成大的锯齿带状，这类纹饰盛行于商末周初［4］，鬲的腹部饰有浮雕兽面纹，这种纹饰是商末周初装饰在甗的鬲部的主要纹饰。
再次，从铭文上来判定。西周早期铭文书体的总体趋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笔道自如，称为“波磔体”［5］。这件甗的铭文虽然很少，只有三个字，但根据这三个字的字体，尤其是“父”字，可以看出，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具有西周早期的特点。
经对比和查找资料得出，该饕餮纹甗铭文中的“丁”字与作册大鼎的“丁”字字体相似，郭沫若先生认为此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陈梦家先生也将此鼎断定为康王时器［6］。而“”字与罗振玉先生《三代吉金文存》中的乙亥父丁鼎的“”字相似，而这件鼎吴闓生先生认为是西周初年器。
由以上结论可以得出，该饕餮纹甗应断定为西周早期器。
二、族徽
根据此甗的三字铭文“父丁”可知，第一字“”为族徽，即族名的文字符号。父丁为日名（商人特有的对先人的称呼），推断完整铭文应为“ 作父丁”四字。即“”族的某作器者为纪念其先祖父丁所作之器。
张懋镕先生的《周人不用族徽说》一文中认为，以前的学者多将有无族徽看成区分商代与周代铜器的主要标志，但一个国家的灭亡并不伴随着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同时灭亡，有无族徽不能作为区分商代与周代铜器的标准，而应作为区分周氏族人与非周氏族人，即区分姬姓与非姬姓族人的铜器的标准。根据此论断可以得出结论，这件青铜甗上存在族徽，应为非周氏族人之器。
“”符号有学者认为其形状像食器鬲，所以释其为“鬲”字［7］，也有学者将其释为“丙”字［8］。
（一）出土地
该族铜器共计162件。
1、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西区。M697随葬铜爵，铜戈，矛各一，其中爵上有“”符号，该墓年代为殷墟四期。
安阳小屯村北。M17随葬铜礼器鼎，觚，爵各一件，鼎上有“”符号。《殷周金文集成引得》10：4117号卣，13：7663号爵，14：8353号爵，均有此族铭，年代为殷代，出土地均为安阳一带。
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共发现三座编号分别为1，2，3的墓。有“”符号的铜器分别为：
罍一件，（M1：32），卣两件（M1：17，33），爵八件（M1：10，12，18，21-24，42），觯一件（M1：19），鼎一件（M2：38），簋一件（M2：45，46合成一件），觚四件（M2：29，30，31，41），爵十（M2：18，25，27，34-37，42-44），矛两件（M2：23，5）。3号墓出土的方鼎两件，形制，铭文完全相同，三个墓年代均为殷墟晚期。旌介村发现的这三座墓中随葬的铜器铭文都以“”为主，可以看出这三座墓地是属于“”族。
陕西省渭南市。在渭南市采集到一件铜簋，上有铭文“”，铜簋年代为商代晚期。
河南省洛阳市。《集成》10：5396号鼎，铭末缀有“”字，年代为殷代，出土地为河南洛阳。
2、西周时期
陕西扶风县建和乡北桥村。在北桥村发现一个窖藏，此窖藏出土有铜器罍、簋、盘，其中罍有铭文“”，窖藏年代为西周晚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张家坡村。M106随葬有铭文“”的有觚（M106：4）：“” 父乙”，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早期。M80随葬铜器爵、戈，爵上有铭文“”，该墓年代为西周初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马王村。1963年在马王村发现一墓葬，其中有铭文“”的有爵一件，年代为西周早期。在马王村还采集到一件鼎，上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在沣西乡采集到一卣，出自墓葬中，盖内和器底均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陕西长安县。在长安县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一簋，上有铭文“”，年代为西周早期。
河南洛阳。《集成》5：2659号鼎，铭末缀有“”字，年代为西周早期。
山东黄县归城乡小刘庄。出土一批铜器，计卣、尊、盉盖、觯各1件，其中盉盖有铭文：“ 父辛”，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
辽宁朝阳。M1，出土青铜礼器中有一壶，壶上有铭文作“”，器物年代为西周早期。
（二）“”族的所在地
由以上出土地点的分布可知，在殷商时期，“”族的铜器集中出土的地点是山西灵石县。李伯谦先生认为：“以山西灵石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当地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稳固的臣属关系包括居住在灵石一带的‘’族在内的诸友好方国的遗存”，而旌介商墓的主人必是“” 族的成员，该处应是“”族的墓地。灵石旌介铜器中殷墟风格铜器占主要部分，表明“”族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商代，“”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灵石一带，进入周代后，灵石一带不见该族铜器，而是多出土于陕西长安一带，说明原来与商朝关系密切的“”族，在商灭亡后已离开原居住地，迁至长安一带，且臣服于周王朝。
（三）意义
本文中的这件青铜甗断代为西周早期，因此推断其出土地应不是山西灵石县，而是应在陕西长安县附近。此时商灭亡，西周建立，周自古公亶父居于岐邑，周文王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河西），周武王时又迁都于镐，即为宗周。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至周成王时，兴建东都洛邑，为成周。以此为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虽然经常在成周驻节，但还是以宗周为活动的中心。作为殷商遗民的“”族在商灭亡后迁居至西周王都的所在地，即现在的陕西长安县附近，而刻有族徽“”的该族所使用的铜器也随之被带到了这里。
参考文献：
［1］［3］［4］［5］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06；326；333；384.
［2］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西周篇上）［M］. 上海：古籍出版社.
［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3.
［7］陶正刚.灵石商墓亚羌铭试析［A］.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92.
［8］殷玮璋，曹淑琴. 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J］.考古，1990，（7）：62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