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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视点聚焦在《江格尔》高超的语言表现力，首先分析史诗语言的音乐性、形象性及文化性，其次提出史诗营造的象外之境，提供超越语言的范例。
关键词： 《江格尔》 音乐性 视觉性 文化性 意境
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这部活态史诗以宏大的规模、谐美的形式、瑰丽的语言及对古代蒙古族文化百科全书式的反映，吸引了一代代学人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式研究。本文将视点聚焦在《江格尔》高超的语言表现力方面，首先分析史诗语言的音乐性、形象性及文化性，其次提出史诗营造的象外之境，提供超越语言的范例。
日常语言经过人们的反复使用，逐渐失去新鲜感，其实用性功能决定其在生活中出现频率过高，变成自动化语言，容易被漠视，无处不在却不易被感知。《江格尔》的语言则通过民间艺人们的锻造，鲜活而明朗，充满诗情，富于节奏和韵律感，其“活态”的特点，更为它注入生命的活力。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江格尔奇们是天才的语言大师，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史诗原本就是由陶布舒尔琴伴奏演唱出来的，所以“按照声律来安排文辞”成为史诗的自然选择。序章中是这样介绍江格尔夫人十六岁的阿盖·夏布达勒的：
她面向东，东方天亮，
东海的鱼群清晰可数；
她面向西，西方明亮，
西海的鱼苗历历在目。
她脸蛋细嫩又雪白，
白中透出晚霞的绯绛。[1]54
agai xabdal hatun yamar düreer
baidag bee？ gekülee：
caaraan haliahula ni
caadu dalai in zagasun toolagdama
naaraan haliahula ni
naadu dalai in jirmaihais
toolagdama
cusunaasu ulaan halhatai
casunaasu cagaan sangsaatai①[2]550
上述選文声画兼备，句式齐整、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这种齐整之美增强了语言和谐悦耳的音乐性，能够充分调动人的思维和感觉，让感觉停留在视觉上，把江格尔夫人光彩照人、姣好的面容、青春的气息充分表现出来。
从说唱词记录下来的文本具有口头性的特点。此外，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更是成就了史诗音韵和谐、富于节奏的特点。现再举一例加以说明：史诗主要歌颂以江格尔为中心的勇士们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每章故事相对独立，但结构稳定，都由序诗、主体情节及结束语组成。序诗往往介绍圣主江格尔的宗谱及领地宝木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圣主江格尔可汗大战哈布罕·哈拉·索约和四岁的夏拉蟒古斯》一章的序篇中，是这样描述可汗属地辽阔、资源丰富的：
可汗的水源丰富，
占有四个浩瀚的大海：
清达赉，希柯尔达赉，
宝木巴达赉，布拉木达赉。
可汗的燃料充足，
四种檀木随意用来熬茶做饭：
桂旃檀，古希尔旃檀，
土伊旃檀，道库尔旃檀。[1]
janggarai haanaihani uula usu mal
Sürüg gebele
qing dalai xikir dalai
bumba dalai buram dalai
gedeg
eimü d？夼rb？夼n dalaitai genei
tüledeg tülexi ni gebele
güi zandan güxir zandan
tüi zandan dokuur zandan gedeg
eimü d？夼rb？夼n zandan genei①[2]648
丰富的资源，是百姓的生活之本。这一段引文，由概说到具体，通过词语的重复，延宕了声音的音乐感，形成了语言的回环之美。从地理区域来讲，卫拉特人游牧的阿尔泰山、天山到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的这一辽阔地区，地处内陆，远离海洋。而史诗中一一列举的四个达赉，让人不禁对碧波荡漾、水质清冽的美丽国度心怀神往。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能源危机仍时时威胁着人类，而在江格尔的汗国，现实生活中珍稀的树种，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词的重叠，增强了史诗的音乐美，更强化了宝木巴的富庶。
在《赤诚的雄狮洪古尔大战骑大灰马的残暴芒乃汗》一章中有萨纳勒向圣主江格尔请缨的情节，他说道：
我抛弃了慈祥的父亲，
让他没有了儿子。
我抛弃了善良的母亲，
让她没有了依撑。
我抛弃了千万臣民，
让他们没有了主人。
我抛弃了十八岁的夫人，
让她落了个孤身一人。
我独自骑上花脸灰白骏，
正是为了归顺英明的主公您。
请准我去会会凶猛芒乃汗，
让他尝尝我镖枪的厉害。[1]165
buyan t？夼g？夼s aabaan
k？夼büün ügei orkigsan ese bilüü bi
burhan saihan eejeen
buyan ügei orkigsan ese bilüü bi
bum ？夼rk？夼 albataan
noyon ügei orkigsan ese bilüü bi arban naimatai anggir xara
hatun yeen
gagca biyeer ni orkiji
buural galzanaaraan ireji
taniigi dahagsan ese bilüü bi
aihu dogxin mangnai haan du kürqi
nige aramdahu igi hairan bologtun
gebei①[2]734
这一段说辞一气呵成，匀称的句式铿锵有力、节奏鲜明。一系列排比、对仗手法的运用，达到史诗音韵谐美、回环往复的音乐效果，明晰地表达了英雄的意愿，透射出了英雄的气韵，凸显了英雄的口才和教养。
《江格尔》的语言美是由多方面的特点融汇而成的总体，除了音乐性外，它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语言的视觉性，即史诗语言所展现的画面感上。史诗中有一段洪古尔的战马花脸青骢不甘被束缚，急欲奔向远方的描写：
花脸马用水藻般蓬松的巨尾，
严严实实将天空遮挡。
又抖开稠密漂亮的长鬃，
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铜墙。
它躁动不安急欲奔腾，
它眺望着遥远的地方。[1]103
黑格尔言：“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理性的因素，就其为心灵的活动而言，它只有在积极企图涌现于意识时才算存在，但是要把它所含的意蕴呈现给意识，却非取感性形式不可。”[3]50引文连用两个比喻，通过艺术的想象和感性直观的表达，把战马高大雄伟而又俊美飘逸的雄姿刻画出来。被遮蔽的天空，密不透风的铜墙让人感到一种窒息的压力，反衬出战马挣脱束缚奔腾欲飞的渴望，这样一种艺术的张力，调动起欣赏者的想象力，透过形象性表现散发出史诗语言的无限魅力。
《桀骜不驯的洪古尔迫使阿尤蟒古斯三兄弟归顺江格尔》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江格尔和他的部众，
举行了七十天的宴席，
八十天的欢庆。
那四面八方的笑星们
梦中的机灵鬼们
可着嗓子高歌
扇动袍襟飞舞，
手拉手跳起优美的舞蹈，
肩靠肩唱着悠扬的歌，
享受着幸福安康、太平欢乐。[1]128
这一段描写着墨不多，把欢乐的宴席描摹得栩栩如生，江格尔臣民的音容笑貌、载歌载舞的动态场面跃然纸上，让人们暂时忘却现实的平淡与苦痛，随着史诗语言的引领，进入一个欢乐无忧的理想世界。
再谈谈史诗语言散发出的文化性。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在《江格尔》中，马被赋予了人性，是英雄背后的第二英雄，它们同主人一起作战，在紧要关头发出人言，劝诫、帮助主人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史诗中充满马文化的气息。除了各色战马的英姿外，对马嚼、笼头、鞍屉、鞍鞯、肚带等一整套战马行头也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表现出艺人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牧人生活的切身体验和热爱。对英雄手中的马鞭是这样描述的：
此鞭用四岁牛皮做鞭芯，
三岁牛皮做鞭身，
剧毒汁液先浸泡，
再编成毒蛇脊背样，
粗壮旃檀木做鞭柄，
柄身点缀用硬钢，
抓手包裹用软钢，
红绸挽手闪霞光。[1]135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4]85对牧民来说，马鞭是生活中熟视无睹的小用具，但在史诗中，艺人们却不惜笔墨，通过精雕细刻的描摹达到陌生化效果，唤醒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同时展示出马文化的风采。由此可见，史诗的内容并不是江格尔齐们的主观臆想，它扎根于朴素的生活，又以艺术的手法超越生活，才有了不朽的生命力。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江格尔》有一篇序章是这样开头的：
在那黄金时代的初期，
诸多佛门弟子传教群黎，
一代圣主江格尔汗
降生在宝木巴圣地。
读到这样的诗句，一种宗教的庄严肃穆，透过语言传递出来。
英明主公江格尔，
体魄魁伟，智慧超群。
金刚巴尼的法术，
附于他的头顶；
宗喀巴大师的神灵，
附于他的颅门，
玛哈噶拉的化身，
附于他的额心……[1]53
史诗这样的开篇，反映了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地区后对史诗内容产生的影响，蕴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使其意义从表层语义中解放出来，激发人们的丰富联想力，使江格尔汗王的合法性有了保障，神圣性更凸显。
“由神性和人性统一的划时代的审美特征，构成了英雄时代的崇高的英雄主义审美对象及其审美观念范畴”[5]155。史诗中江格尔的形象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审美观念的产物，人性和神性兼于一身，威力无比，智慧超群，自然众望所归、战无不胜。有了这样的圣主，宝木巴才能免遭外侮和动荡之苦，成为人间乐园。
语言是思维的外化，史诗通过语言构筑了特定的场域，这其中，除了语言表现出的音乐性、视觉性、文化性之外，史诗营造的象外之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的范例。
古今中外的作者们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言不尽意，心中想表达的很多，下诸笔端的东西却很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家布列东提出“自动写作”的方案，即调整好身心，拿起笔来在弗洛伊德所提倡的“自由联想”基础之上，随着意识的流动，随心所欲地奋笔疾书。自动写作的成果之一意识流小说虽然不落传统小说的窠臼，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形式，延展的心理时间取代了传统的物理时间，但这种创作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无意识，造成“尽意之言”的不知所云，意识的随意流动使语言表述出现断裂，逻辑混乱，令读者很难跟上作者的思路。相形之下，我国古代文论家提出的“文外之重旨”、“味外之旨”的主张，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江格尔》的创作者们就实现了这一“意生言外”的超越语言的理想，不能不使人對他们驾驭语言的能力为之叹服。
关键词： 《江格尔》 音乐性 视觉性 文化性 意境
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这部活态史诗以宏大的规模、谐美的形式、瑰丽的语言及对古代蒙古族文化百科全书式的反映，吸引了一代代学人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式研究。本文将视点聚焦在《江格尔》高超的语言表现力方面，首先分析史诗语言的音乐性、形象性及文化性，其次提出史诗营造的象外之境，提供超越语言的范例。
日常语言经过人们的反复使用，逐渐失去新鲜感，其实用性功能决定其在生活中出现频率过高，变成自动化语言，容易被漠视，无处不在却不易被感知。《江格尔》的语言则通过民间艺人们的锻造，鲜活而明朗，充满诗情，富于节奏和韵律感，其“活态”的特点，更为它注入生命的活力。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江格尔奇们是天才的语言大师，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史诗原本就是由陶布舒尔琴伴奏演唱出来的，所以“按照声律来安排文辞”成为史诗的自然选择。序章中是这样介绍江格尔夫人十六岁的阿盖·夏布达勒的：
她面向东，东方天亮，
东海的鱼群清晰可数；
她面向西，西方明亮，
西海的鱼苗历历在目。
她脸蛋细嫩又雪白，
白中透出晚霞的绯绛。[1]54
agai xabdal hatun yamar düreer
baidag bee？ gekülee：
caaraan haliahula ni
caadu dalai in zagasun toolagdama
naaraan haliahula ni
naadu dalai in jirmaihais
toolagdama
cusunaasu ulaan halhatai
casunaasu cagaan sangsaatai①[2]550
上述選文声画兼备，句式齐整、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这种齐整之美增强了语言和谐悦耳的音乐性，能够充分调动人的思维和感觉，让感觉停留在视觉上，把江格尔夫人光彩照人、姣好的面容、青春的气息充分表现出来。
从说唱词记录下来的文本具有口头性的特点。此外，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更是成就了史诗音韵和谐、富于节奏的特点。现再举一例加以说明：史诗主要歌颂以江格尔为中心的勇士们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每章故事相对独立，但结构稳定，都由序诗、主体情节及结束语组成。序诗往往介绍圣主江格尔的宗谱及领地宝木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圣主江格尔可汗大战哈布罕·哈拉·索约和四岁的夏拉蟒古斯》一章的序篇中，是这样描述可汗属地辽阔、资源丰富的：
可汗的水源丰富，
占有四个浩瀚的大海：
清达赉，希柯尔达赉，
宝木巴达赉，布拉木达赉。
可汗的燃料充足，
四种檀木随意用来熬茶做饭：
桂旃檀，古希尔旃檀，
土伊旃檀，道库尔旃檀。[1]
janggarai haanaihani uula usu mal
Sürüg gebele
qing dalai xikir dalai
bumba dalai buram dalai
gedeg
eimü d？夼rb？夼n dalaitai genei
tüledeg tülexi ni gebele
güi zandan güxir zandan
tüi zandan dokuur zandan gedeg
eimü d？夼rb？夼n zandan genei①[2]648
丰富的资源，是百姓的生活之本。这一段引文，由概说到具体，通过词语的重复，延宕了声音的音乐感，形成了语言的回环之美。从地理区域来讲，卫拉特人游牧的阿尔泰山、天山到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的这一辽阔地区，地处内陆，远离海洋。而史诗中一一列举的四个达赉，让人不禁对碧波荡漾、水质清冽的美丽国度心怀神往。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能源危机仍时时威胁着人类，而在江格尔的汗国，现实生活中珍稀的树种，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词的重叠，增强了史诗的音乐美，更强化了宝木巴的富庶。
在《赤诚的雄狮洪古尔大战骑大灰马的残暴芒乃汗》一章中有萨纳勒向圣主江格尔请缨的情节，他说道：
我抛弃了慈祥的父亲，
让他没有了儿子。
我抛弃了善良的母亲，
让她没有了依撑。
我抛弃了千万臣民，
让他们没有了主人。
我抛弃了十八岁的夫人，
让她落了个孤身一人。
我独自骑上花脸灰白骏，
正是为了归顺英明的主公您。
请准我去会会凶猛芒乃汗，
让他尝尝我镖枪的厉害。[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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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yon ügei orkigsan ese bilüü bi arban naimatai anggir xara
hatun yeen
gagca biyeer ni orkiji
buural galzanaaraan ireji
taniigi dahagsan ese bilüü bi
aihu dogxin mangnai haan du kürqi
nige aramdahu igi hairan bologtun
gebei①[2]734
这一段说辞一气呵成，匀称的句式铿锵有力、节奏鲜明。一系列排比、对仗手法的运用，达到史诗音韵谐美、回环往复的音乐效果，明晰地表达了英雄的意愿，透射出了英雄的气韵，凸显了英雄的口才和教养。
《江格尔》的语言美是由多方面的特点融汇而成的总体，除了音乐性外，它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语言的视觉性，即史诗语言所展现的画面感上。史诗中有一段洪古尔的战马花脸青骢不甘被束缚，急欲奔向远方的描写：
花脸马用水藻般蓬松的巨尾，
严严实实将天空遮挡。
又抖开稠密漂亮的长鬃，
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铜墙。
它躁动不安急欲奔腾，
它眺望着遥远的地方。[1]103
黑格尔言：“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理性的因素，就其为心灵的活动而言，它只有在积极企图涌现于意识时才算存在，但是要把它所含的意蕴呈现给意识，却非取感性形式不可。”[3]50引文连用两个比喻，通过艺术的想象和感性直观的表达，把战马高大雄伟而又俊美飘逸的雄姿刻画出来。被遮蔽的天空，密不透风的铜墙让人感到一种窒息的压力，反衬出战马挣脱束缚奔腾欲飞的渴望，这样一种艺术的张力，调动起欣赏者的想象力，透过形象性表现散发出史诗语言的无限魅力。
《桀骜不驯的洪古尔迫使阿尤蟒古斯三兄弟归顺江格尔》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江格尔和他的部众，
举行了七十天的宴席，
八十天的欢庆。
那四面八方的笑星们
梦中的机灵鬼们
可着嗓子高歌
扇动袍襟飞舞，
手拉手跳起优美的舞蹈，
肩靠肩唱着悠扬的歌，
享受着幸福安康、太平欢乐。[1]128
这一段描写着墨不多，把欢乐的宴席描摹得栩栩如生，江格尔臣民的音容笑貌、载歌载舞的动态场面跃然纸上，让人们暂时忘却现实的平淡与苦痛，随着史诗语言的引领，进入一个欢乐无忧的理想世界。
再谈谈史诗语言散发出的文化性。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在《江格尔》中，马被赋予了人性，是英雄背后的第二英雄，它们同主人一起作战，在紧要关头发出人言，劝诫、帮助主人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史诗中充满马文化的气息。除了各色战马的英姿外，对马嚼、笼头、鞍屉、鞍鞯、肚带等一整套战马行头也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表现出艺人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牧人生活的切身体验和热爱。对英雄手中的马鞭是这样描述的：
此鞭用四岁牛皮做鞭芯，
三岁牛皮做鞭身，
剧毒汁液先浸泡，
再编成毒蛇脊背样，
粗壮旃檀木做鞭柄，
柄身点缀用硬钢，
抓手包裹用软钢，
红绸挽手闪霞光。[1]135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写道：“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4]85对牧民来说，马鞭是生活中熟视无睹的小用具，但在史诗中，艺人们却不惜笔墨，通过精雕细刻的描摹达到陌生化效果，唤醒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同时展示出马文化的风采。由此可见，史诗的内容并不是江格尔齐们的主观臆想，它扎根于朴素的生活，又以艺术的手法超越生活，才有了不朽的生命力。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江格尔》有一篇序章是这样开头的：
在那黄金时代的初期，
诸多佛门弟子传教群黎，
一代圣主江格尔汗
降生在宝木巴圣地。
读到这样的诗句，一种宗教的庄严肃穆，透过语言传递出来。
英明主公江格尔，
体魄魁伟，智慧超群。
金刚巴尼的法术，
附于他的头顶；
宗喀巴大师的神灵，
附于他的颅门，
玛哈噶拉的化身，
附于他的额心……[1]53
史诗这样的开篇，反映了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地区后对史诗内容产生的影响，蕴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使其意义从表层语义中解放出来，激发人们的丰富联想力，使江格尔汗王的合法性有了保障，神圣性更凸显。
“由神性和人性统一的划时代的审美特征，构成了英雄时代的崇高的英雄主义审美对象及其审美观念范畴”[5]155。史诗中江格尔的形象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审美观念的产物，人性和神性兼于一身，威力无比，智慧超群，自然众望所归、战无不胜。有了这样的圣主，宝木巴才能免遭外侮和动荡之苦，成为人间乐园。
语言是思维的外化，史诗通过语言构筑了特定的场域，这其中，除了语言表现出的音乐性、视觉性、文化性之外，史诗营造的象外之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的范例。
古今中外的作者们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言不尽意，心中想表达的很多，下诸笔端的东西却很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家布列东提出“自动写作”的方案，即调整好身心，拿起笔来在弗洛伊德所提倡的“自由联想”基础之上，随着意识的流动，随心所欲地奋笔疾书。自动写作的成果之一意识流小说虽然不落传统小说的窠臼，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形式，延展的心理时间取代了传统的物理时间，但这种创作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其无意识，造成“尽意之言”的不知所云，意识的随意流动使语言表述出现断裂，逻辑混乱，令读者很难跟上作者的思路。相形之下，我国古代文论家提出的“文外之重旨”、“味外之旨”的主张，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江格尔》的创作者们就实现了这一“意生言外”的超越语言的理想，不能不使人對他们驾驭语言的能力为之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