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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常常跟人倾谈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常常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对方的神情、语调，我便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言谈是多么不合时宜，他们的表情好像在说：一个过于关心精神生活的人，要么是情感过剩的文艺青年，要么就是时间过剩的富人。
显然我两者皆不是。情感、时间，对我而言都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但我一直很警惕陷入一种干燥的、单面的人生。
因为受邀参与今日美术馆的对谈，我又看了一遍薇薇安·迈尔的展览，有一些触动。大概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烦闷和焦虑，所以看到那种拥有自己的“小宇宙”的人，我会觉得特别亲近。
薇薇安很难被归类。你可以说她是保姆，可以说她是街头摄影师，也可以说她是飘荡在城市中的幽影。
她根本不关心自己属于哪一类，不在乎自己会“被归类”“被分类”，她不需要用“被确认”来消除身份上的焦虑感。
看她的自拍—事不关己的表情，眼神冷静，面容清明，她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自己，也旁观别人。有时她和路人同框，有时她的影子雁过留痕。
她拍他人，但丝毫没有把拍摄的对象当作景观。特别是看她拍街头的流浪汉、穷人、工人，你会觉得充满温度，觉得她就来自他们当中；拍玩耍的小孩儿，被拍摄者也没有任何表演痕迹，她的保姆身份让她轻易就能贴近孩子。在这方面，很多摄影艺术家是做不到的。他们的照片打磨得很精致，却缺少融入，与人是脱节的，他们是在拍另一个群体的故事，带着猎奇的视角。甚至，他们根本不关心边缘人群。那些重大的历史节点和事件，可以关心的题材太多了，每一个都比拍普通人、普通生活更炫目，更容易获得成就。
另一点让我感动的是，薇薇安根本没想过要用摄影为自己带来什么，她只是单纯地享受这个世界—远离自己工作的那个世俗世界。从她留下的十余万张没有洗出来的胶片中就可以看出，摄影让她的精神生活很丰足，这种丰足并不需要他人的点赞、叫好。在那个女性工作机会不多、很少有女摄影师的时代，她甚至跑去一些危险的现场进行拍摄，或许她的内心认为自己是一名现场记者。
当下，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愛好并不是真正的热爱。与其说他们热爱，不如说他们是为了变成被欣赏、被观看的“网红”，才去接近一个事物。
哲学家说，人要保持自己的本真性，就是说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因外界的压力与影响而改变。薇薇安将这点很好地呈现了出来：她是有本真性的人，在二战后相对保守的都市，她并不想被卷入一种雷同的、标准的生活。她选择独身一辈子，保全了自我的完整性，成为她真正想成为的人。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躲过努力成为中产的焦虑，躲过被催婚、被催生的压力。一位女性，孑然生活在城市中，用一点点继承的遗产和工资，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爱好。
二
这个时代，个人叙事已经不再新鲜。我们可以在广告、微信公众号、朋友口中等很多地方看到、听到“做自己”这几个字。“做自己”和“只要我觉得好就好”已经变成泛滥的口号，也是被消费主义滥用的宣传语。
我想起前段时间在网上看陈丹青老师回答年轻人提问的视频。一个年轻人问：“您担心现在的年轻一代太追求个性吗？”他回答说：“恰恰相反，我没有看到太多个性啊。”后来我听到刘擎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现代社会成就了现代人的个人意愿，人当然可以自己觉得爽就好，但就怕陷入“唯我论”—没有求知欲，没有成长，会耽误自己。深思一下“你自己觉得好就好”这句话，其实非常可怕。
人若想获得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是挺容易的，但人想要获得真正的自我其实不易。真正的自我，真的不是那些口号，也不是出格的表演，而是自己成为独特精神世界的主体。
在今天，我们在找寻自我，甚至把自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时，常常想要保留自己的纯真、本真。但只有拥有真正的对自我的确信，才能让你在现实世界里获得自由和对人生的掌握权。
2007年的一天，地产经纪人约翰·马卢夫在一场房屋拍卖会上花400美元买下一箱旧胶卷和照片。而两年后，当他在网上搜索这些胶卷和照片上面的署名“薇薇安·迈尔”时，出现的却是一条讣告。
薇薇安·迈尔是谁？她有过怎样的人生？她为什么不停地拍照？为什么拍了海量的照片又不洗出来？
她做了40多年的家庭保姆，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她留给我们最丰盛的遗产，是她的箱子里堆满的成吨的胶卷、照片。薇薇安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没有公开展示过自己拍的照片、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的摄影师，在离开世界后，人们才看到她拍下的超过10万张底片中的3%。因此，她的故事成了传奇。
2021年3月，薇薇安·迈尔的83张自拍作品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我前往展馆并追随她的那些照片，也随意地自拍了几张照片，试图体会她按下快门瞬间的感受。她的自拍不是我们今天语境中的自拍，从中我感受不到自恋。她只是一个为了记录自己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
根据接触过薇薇安·迈尔的人的只言片语，我们只能了解到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冷漠和暴力，她做保姆时，对雇主的要求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装下她随身携带的200多个行李箱。薇薇安曾说，她的一生就在一个个装满底片的行李箱中。
在保姆和摄影师的双面人生中，她始终孑然一身，独来独往，不在乎金钱，神秘得像是要在世界中隐身，却同时用一台相机热情地捕捉着城市街头的生动画面。
在鲜有女摄影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薇薇安捕捉耐人寻味的瞬间，拍摄和自己一样身处时代底层、“隐形”的劳苦大众。他们在她的镜头中获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