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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往南四十公里，有个叫丰德托多斯的村庄。村里的一百多位居民，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游客。他们怀着崇敬之心，拜访那座保持着三百年前面貌的民宅—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故居。这位浪漫主义画派的大师，如惊雷一般纯直、勇敢，对这个世界毫无畏惧……
恶作剧少年
1746年3月30日，在萨拉戈萨附近的村庄里降临了一名男婴：他的母亲是没落贵族的女儿，父亲是平凡的祭坛镀金匠。人们无法想象，有一日这个贫苦家庭的男孩会成为整个西班牙的骄傲。他的雕像矗立在声名赫赫的普拉多美术馆前，代表着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绘画水平。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少年戈雅，成长在朴实又民风强悍的乡村。也许是母亲贵族血液中对美的敏感，让他早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16岁时，已经跟随城中著名的圣像画师吕尚学习。在天分之外，同样让人难忘的是他大胆的个性。
有一天，老师正在课上讲授如何制作教堂壁画，无心的一瞥让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墙壁上颜料未干的圣母脸上，竟多了两撇胡子！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下，任何对圣母的亵渎行为都是大不敬，会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吕尚凭直觉就猜到恶作剧出自谁手，大声呵到“戈雅！”一个长着宽额头的男孩，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不慌不忙地承认了。他还提醒老师：旁边的圣约瑟嘴边“多了”一支烟斗。老师回身一看，上面还冒着烟圈儿。
尽管犯了大忌，吕尚并不忍心将得意门生送官，偷偷放走了他。闯了祸的戈雅也只得踏上了背井离乡之路。
正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开启了他对艺术真正的热爱。因为他意识到画笔不仅给枯燥的乡村生活带来乐趣，还是他说出心声的工具。在早期的作品中，这样的“反叛”随处可见。戈雅曾绘制过很多讽刺宗教和影射政府的漫画：贪婪的教士，盗窃犯，抢劫犯，接生婆……形象一针见血又滑稽可笑，很受大众喜爱。幸好受一位修道士雇主的袒护，才没被投进监狱。
与那些同具声望的画家相比，戈雅没有鲁本斯博学，也不似凡·代克与生俱来的贵公子派头。但他身上有着一种鲜活的力量：像孩子般纯洁，又有伊比利亚血统里斗牛士般的勇气。这让他的创作不顾条框，带着真正的人性之眼。可以用赞美贵族的笔触描绘底层人民，也敢对上流社会的无能斜眼冷对。
直言不讳的宫廷画家
离开家乡后，戈雅去了马德里投奔他的同乡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这位受雇于宫廷的画家，正是后来戈雅的“大舅哥”。在他的引荐下，戈雅开始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挂毯。而后，凭借出色的画技进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作品也开始博得官方的好评。到1775年时，他已经是皇家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了。
即使成为最受贵族欢迎的画家，他的内心，也从未和那些穿着金丝绒的家伙站在一起。后来的一件事，让他更加明确地感到出身的差异是无法磨灭的。
当时，西班牙的上层社会是奢华放荡的，甚至连皇后也拥有自己的情夫。在这种环境下，风流被贵族们视为一种时尚。才华出众的戈雅得到了很多贵妇的青睐，但真正让他动心的只有一位：阿尔巴女公爵。她天生大胆、任性，公然与画家去平民区的酒馆，上戏院，在工作室里幽会。深陷情谷的戈雅，甚至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托词去应约。不幸的是，他的女儿真的在一场生病中离世了，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阿尔巴身边的青年从未间断，对戈雅也日渐冷落起来。画家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那是她漂亮、高傲、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本来面目。她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这场情感，让戈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富贵中的一员。
而这个伤透他心的可人儿，正是后来的名画《裸体的玛哈》的主人公。在整个西班牙美术史上，描绘裸体的作品极为罕见。仅有的两幅为世人所知的，是委拉斯开支的《镜子中的维纳斯》和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侧面表露出西班牙社会的民风是传统的。
关于这幅作品，坊间还有一段轶闻。
当女爵的丈夫得知有人给自己的妻子画裸体画时，决意发起决斗。得到消息的戈雅，连夜重新绘制了一幅《裸体的玛哈》，并在上面加上了薄纱睡衣，丝质的腰带和外套。人物既丰腴性感又毫无伤风败俗之处。当愤怒的贵族破门而入时，手执画笔的戈雅自如地迎了上去，令对方哑口无言。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裸体的玛哈》和《着装的玛哈》，这两幅作品日后分别被发行成邮票，得到极大的追捧。
尽管与阿尔巴的情缘失败了，作为画家的戈雅仍是幸运的。他有资格自由进出收藏室，欣赏皇室历年收入的真迹。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前辈，当属委拉斯开支。无论对复杂构图的处理，暗部的丰富细节，还是栩栩如生的质感，都让他受益匪浅。
而继承以外，戈雅也有自我的发展。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思潮蔓延到各个领域之时。在绘画方面，表现为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将过去强调和再现外部世界，发展为揭示和研究人物内心。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主观的情感也更加鲜明了。在《查理四世一家》中，我们能明显感到浪漫主义画派的特征。
主人公查理四世仿佛一只傲慢的公鸡，目光极其浅薄；而王后喜怒无常、骄扬跋扈的性格也刻画地入木三分。据文献记载，当时她与情夫—朝臣马努埃尔·哥多伊实际上掌握了西班牙的一切大权，戈雅将她置于画面中央正是为了说明这个悍妇才是西班牙的真正统治者。光线自画面左上方倾泻下来，刺绣的华服、珠宝被映射地更加夺目，人物的面庞也更清晰。画中其他人物，同样看似庄严华贵又蠢笨无知。后人笑称它为“中彩票的杂货店老板一家”。在构图上，画家将国王和亲眷们呈一字排列，仿佛落难中受审的囚犯。而左侧阴影中隐藏的半身像，正是戈雅本人。起初，这样处理是为了避免西方对数字13的忌讳；但画家严肃的神情，正像用一双冷峻的眼审视着腐朽的王朝。整幅作品流露出一种浓浓的危机感。
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曾说，“戈雅以当时绝无仅有的勇敢揭露着社会的沉疴痼疾，但他很少指名道姓地说出敌人， 宁肯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果然，六年后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西班牙，查理四世的王朝宣告了终结。
绝望的寂静
此时的戈雅，有着同行们最想往的待遇：良好的创作环境，备受贵族们的喜爱，国王查理四世还亲自颁发了“西班牙第一画家”称号给他。但上帝一场恶意的玩笑，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792年，46岁的戈雅成了聋子。
生病导致的双耳耳聋，让他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马德里往日的喧嚣，跃动的人群，成了无声的流淌。这种巨大的变化同样反映在作品中。前期，表现为画家开始强调“嘴部”的描绘：微微牵动的嘴角，讥讽的笑意，欲言又止的抿嘴……这是他探索有声世界的线索，在观察中揣测人们的意图。到了中期，他仍在以宫廷画师的身份为贵族们服务，但仿佛一夜间所有的光线都被收走了：画面中的人物暗淡无光，连华丽的宫廷也像陈旧潮湿的陋室，完全是病态造成的映射。最终，耳聋的折磨将他的精神也一并压倒了，情绪更加暴戾无常。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聋人屋”，房内的二十几幅装饰性壁画，开始出现鬼魅的影子。单色的、扭曲的、死亡的气息仿佛攫住每个路过的人。
后人称这些让人惊恐的作品为—黑画。
《喝汤的老人》是其中一幅。人们习惯认为左边戴白头巾的是女性，右边是男性。两位老人没有牙齿，嘴部紧包着，干枯的皮肤衬托出颅骨的形状；眼睛如黑洞一样，毫无光彩。大面积黑色的背景，好像置身地狱，让人产生尸体的联想。这个时期的作品已经开始远离现实主义，出现表现主义色彩。
此时的戈雅，像一位武功尽废的高手，让人痛心。
复活
1807年拿破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作为“法兰西的皇帝”、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人、瑞士的统治者，他的帝国版图广阔无比。西班牙也沦陷于铁蹄之下。他不仅废黜了在位的查理四世，另立自己的弟弟约瑟夫·波拿巴为统治者，还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
西班牙孱弱的军队，并不能对抗强大的法国侵略者。但如法军总参谋长茹尔丹元帅所说“在别的国家，只要打两场像样的胜仗，就可以征服全部地区。可是在西班牙，你越是以为已经打垮了他的军队，他的人民就越发积极地拿起武器反抗。”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1813年才结束，政权再次回到西班牙人民手中。为了纪念这次抗争，费尔南多七世邀请戈雅执笔。在1813年到1814年间，画家接连创作了两幅姐妹画，分别是《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和《1808年5月3日的马德里》（下文称《5月2日》和《5月3日》），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受害者的悲悯。
在《5月2日》中，采用了典型的古典主义历史画风格，描绘了大军入侵西班牙的场景：强调恢宏的场面、饱满的力量、动感的展现……但作品的缺陷也正在于此，过度注重画面效果而缺乏情感。很快，戈雅又创作了《5月3日》，一扫之前的造作，充分融入感情。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哪幅作品如此清晰、直白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弯子。在构图上，这幅画与《布列达的投降》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左边手无寸铁的百姓与右边全副武装的军队构成了两个对峙阵营。瘫倒在地的尸体、血迹，人们因不敢面对而掩面的姿态与严整、冷酷的士兵形成对比。灯笼照出的光线，直射在穿白衬衫的男子身上，将他锁定为视线的焦点；而人物展开双臂的姿势，也让人联想到耶稣受难时的场景。在强烈的图式反差中，表现出人民的无辜和对侵略行为不可撤销的控诉。
此时的戈雅已经年近七旬，他仿佛一个颤巍巍复苏的勇士，与那些他嘲笑了一生的宫廷贵人们站在了一起。确切地说，是与他的国家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正义却被迫害的人。这种强烈的情感让他的作品重获力量。
后记
在西方艺术史上，戈雅是一个鲜明的存在。和平时期，他像一面哈哈镜，照出了上流社会的滑稽与迂腐；战争时期，又化身执笔的斗士，呵斥着手染鲜血的暴徒。即使被病痛折磨，也在用画笔描绘令自己惊惧的“陌生世界”。他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体相机”，直爽、敢言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让所有的“戈雅出品”都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1824年，戈雅移居到法国波尔多生活，4年后逝世。70年后，他的骨灰才被送回魂牵梦萦的西班牙，安放在圣安东尼奥德拉佛罗里达教堂。
恶作剧少年
1746年3月30日，在萨拉戈萨附近的村庄里降临了一名男婴：他的母亲是没落贵族的女儿，父亲是平凡的祭坛镀金匠。人们无法想象，有一日这个贫苦家庭的男孩会成为整个西班牙的骄傲。他的雕像矗立在声名赫赫的普拉多美术馆前，代表着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绘画水平。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
少年戈雅，成长在朴实又民风强悍的乡村。也许是母亲贵族血液中对美的敏感，让他早早就对绘画产生兴趣。16岁时，已经跟随城中著名的圣像画师吕尚学习。在天分之外，同样让人难忘的是他大胆的个性。
有一天，老师正在课上讲授如何制作教堂壁画，无心的一瞥让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墙壁上颜料未干的圣母脸上，竟多了两撇胡子！在欧洲的宗教传统下，任何对圣母的亵渎行为都是大不敬，会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吕尚凭直觉就猜到恶作剧出自谁手，大声呵到“戈雅！”一个长着宽额头的男孩，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不慌不忙地承认了。他还提醒老师：旁边的圣约瑟嘴边“多了”一支烟斗。老师回身一看，上面还冒着烟圈儿。
尽管犯了大忌，吕尚并不忍心将得意门生送官，偷偷放走了他。闯了祸的戈雅也只得踏上了背井离乡之路。
正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开启了他对艺术真正的热爱。因为他意识到画笔不仅给枯燥的乡村生活带来乐趣，还是他说出心声的工具。在早期的作品中，这样的“反叛”随处可见。戈雅曾绘制过很多讽刺宗教和影射政府的漫画：贪婪的教士，盗窃犯，抢劫犯，接生婆……形象一针见血又滑稽可笑，很受大众喜爱。幸好受一位修道士雇主的袒护，才没被投进监狱。
与那些同具声望的画家相比，戈雅没有鲁本斯博学，也不似凡·代克与生俱来的贵公子派头。但他身上有着一种鲜活的力量：像孩子般纯洁，又有伊比利亚血统里斗牛士般的勇气。这让他的创作不顾条框，带着真正的人性之眼。可以用赞美贵族的笔触描绘底层人民，也敢对上流社会的无能斜眼冷对。
直言不讳的宫廷画家
离开家乡后，戈雅去了马德里投奔他的同乡弗朗西斯科·巴依也乌。这位受雇于宫廷的画家，正是后来戈雅的“大舅哥”。在他的引荐下，戈雅开始为皇家圣巴巴拉织造厂绘制挂毯。而后，凭借出色的画技进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作品也开始博得官方的好评。到1775年时，他已经是皇家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了。
即使成为最受贵族欢迎的画家，他的内心，也从未和那些穿着金丝绒的家伙站在一起。后来的一件事，让他更加明确地感到出身的差异是无法磨灭的。
当时，西班牙的上层社会是奢华放荡的，甚至连皇后也拥有自己的情夫。在这种环境下，风流被贵族们视为一种时尚。才华出众的戈雅得到了很多贵妇的青睐，但真正让他动心的只有一位：阿尔巴女公爵。她天生大胆、任性，公然与画家去平民区的酒馆，上戏院，在工作室里幽会。深陷情谷的戈雅，甚至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托词去应约。不幸的是，他的女儿真的在一场生病中离世了，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阿尔巴身边的青年从未间断，对戈雅也日渐冷落起来。画家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那是她漂亮、高傲、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本来面目。她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这场情感，让戈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是，也不会是富贵中的一员。
而这个伤透他心的可人儿，正是后来的名画《裸体的玛哈》的主人公。在整个西班牙美术史上，描绘裸体的作品极为罕见。仅有的两幅为世人所知的，是委拉斯开支的《镜子中的维纳斯》和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侧面表露出西班牙社会的民风是传统的。
关于这幅作品，坊间还有一段轶闻。
当女爵的丈夫得知有人给自己的妻子画裸体画时，决意发起决斗。得到消息的戈雅，连夜重新绘制了一幅《裸体的玛哈》，并在上面加上了薄纱睡衣，丝质的腰带和外套。人物既丰腴性感又毫无伤风败俗之处。当愤怒的贵族破门而入时，手执画笔的戈雅自如地迎了上去，令对方哑口无言。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裸体的玛哈》和《着装的玛哈》，这两幅作品日后分别被发行成邮票，得到极大的追捧。
尽管与阿尔巴的情缘失败了，作为画家的戈雅仍是幸运的。他有资格自由进出收藏室，欣赏皇室历年收入的真迹。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前辈，当属委拉斯开支。无论对复杂构图的处理，暗部的丰富细节，还是栩栩如生的质感，都让他受益匪浅。
而继承以外，戈雅也有自我的发展。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思潮蔓延到各个领域之时。在绘画方面，表现为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将过去强调和再现外部世界，发展为揭示和研究人物内心。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主观的情感也更加鲜明了。在《查理四世一家》中，我们能明显感到浪漫主义画派的特征。
主人公查理四世仿佛一只傲慢的公鸡，目光极其浅薄；而王后喜怒无常、骄扬跋扈的性格也刻画地入木三分。据文献记载，当时她与情夫—朝臣马努埃尔·哥多伊实际上掌握了西班牙的一切大权，戈雅将她置于画面中央正是为了说明这个悍妇才是西班牙的真正统治者。光线自画面左上方倾泻下来，刺绣的华服、珠宝被映射地更加夺目，人物的面庞也更清晰。画中其他人物，同样看似庄严华贵又蠢笨无知。后人笑称它为“中彩票的杂货店老板一家”。在构图上，画家将国王和亲眷们呈一字排列，仿佛落难中受审的囚犯。而左侧阴影中隐藏的半身像，正是戈雅本人。起初，这样处理是为了避免西方对数字13的忌讳；但画家严肃的神情，正像用一双冷峻的眼审视着腐朽的王朝。整幅作品流露出一种浓浓的危机感。
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曾说，“戈雅以当时绝无仅有的勇敢揭露着社会的沉疴痼疾，但他很少指名道姓地说出敌人， 宁肯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 果然，六年后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西班牙，查理四世的王朝宣告了终结。
绝望的寂静
此时的戈雅，有着同行们最想往的待遇：良好的创作环境，备受贵族们的喜爱，国王查理四世还亲自颁发了“西班牙第一画家”称号给他。但上帝一场恶意的玩笑，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792年，46岁的戈雅成了聋子。
生病导致的双耳耳聋，让他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马德里往日的喧嚣，跃动的人群，成了无声的流淌。这种巨大的变化同样反映在作品中。前期，表现为画家开始强调“嘴部”的描绘：微微牵动的嘴角，讥讽的笑意，欲言又止的抿嘴……这是他探索有声世界的线索，在观察中揣测人们的意图。到了中期，他仍在以宫廷画师的身份为贵族们服务，但仿佛一夜间所有的光线都被收走了：画面中的人物暗淡无光，连华丽的宫廷也像陈旧潮湿的陋室，完全是病态造成的映射。最终，耳聋的折磨将他的精神也一并压倒了，情绪更加暴戾无常。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聋人屋”，房内的二十几幅装饰性壁画，开始出现鬼魅的影子。单色的、扭曲的、死亡的气息仿佛攫住每个路过的人。
后人称这些让人惊恐的作品为—黑画。
《喝汤的老人》是其中一幅。人们习惯认为左边戴白头巾的是女性，右边是男性。两位老人没有牙齿，嘴部紧包着，干枯的皮肤衬托出颅骨的形状；眼睛如黑洞一样，毫无光彩。大面积黑色的背景，好像置身地狱，让人产生尸体的联想。这个时期的作品已经开始远离现实主义，出现表现主义色彩。
此时的戈雅，像一位武功尽废的高手，让人痛心。
复活
1807年拿破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作为“法兰西的皇帝”、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人、瑞士的统治者，他的帝国版图广阔无比。西班牙也沦陷于铁蹄之下。他不仅废黜了在位的查理四世，另立自己的弟弟约瑟夫·波拿巴为统治者，还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毁灭。
西班牙孱弱的军队，并不能对抗强大的法国侵略者。但如法军总参谋长茹尔丹元帅所说“在别的国家，只要打两场像样的胜仗，就可以征服全部地区。可是在西班牙，你越是以为已经打垮了他的军队，他的人民就越发积极地拿起武器反抗。”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1813年才结束，政权再次回到西班牙人民手中。为了纪念这次抗争，费尔南多七世邀请戈雅执笔。在1813年到1814年间，画家接连创作了两幅姐妹画，分别是《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和《1808年5月3日的马德里》（下文称《5月2日》和《5月3日》），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受害者的悲悯。
在《5月2日》中，采用了典型的古典主义历史画风格，描绘了大军入侵西班牙的场景：强调恢宏的场面、饱满的力量、动感的展现……但作品的缺陷也正在于此，过度注重画面效果而缺乏情感。很快，戈雅又创作了《5月3日》，一扫之前的造作，充分融入感情。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哪幅作品如此清晰、直白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弯子。在构图上，这幅画与《布列达的投降》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左边手无寸铁的百姓与右边全副武装的军队构成了两个对峙阵营。瘫倒在地的尸体、血迹，人们因不敢面对而掩面的姿态与严整、冷酷的士兵形成对比。灯笼照出的光线，直射在穿白衬衫的男子身上，将他锁定为视线的焦点；而人物展开双臂的姿势，也让人联想到耶稣受难时的场景。在强烈的图式反差中，表现出人民的无辜和对侵略行为不可撤销的控诉。
此时的戈雅已经年近七旬，他仿佛一个颤巍巍复苏的勇士，与那些他嘲笑了一生的宫廷贵人们站在了一起。确切地说，是与他的国家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正义却被迫害的人。这种强烈的情感让他的作品重获力量。
后记
在西方艺术史上，戈雅是一个鲜明的存在。和平时期，他像一面哈哈镜，照出了上流社会的滑稽与迂腐；战争时期，又化身执笔的斗士，呵斥着手染鲜血的暴徒。即使被病痛折磨，也在用画笔描绘令自己惊惧的“陌生世界”。他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体相机”，直爽、敢言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让所有的“戈雅出品”都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1824年，戈雅移居到法国波尔多生活，4年后逝世。70年后，他的骨灰才被送回魂牵梦萦的西班牙，安放在圣安东尼奥德拉佛罗里达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