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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这本书就是张爱玲的自传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从书中了解到一个男人的无情和一个女人的多情将会蜕变成怎样苍凉的悲剧。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张爱玲《小团圆》的开头，雨下在九莉的天空，也下在张爱玲的心头。虽然张爱玲口口声声说自己写《小团圆》是为了讲一个“热情故事”，可是从故事叙述的笔调来看，依旧是张爱玲最拿手的“百转千回后的幻灭”。
张爱玲内心的冷寂却成了华语出版界的一支热烈的兴奋剂。自从传出《小团圆》要从故纸堆中整理出来正式出版的那一天起，关于这本书该不该出版的争论就没有停歇过，张迷盼望的眼神和正统派“尊重遗愿销毁《小团圆》”的呼声针锋相对，谁也不服谁。
“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1995年9月8日。“叮铃铃……”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吓了一跳，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果不其然，电话是张爱玲伊朗房东的女儿打来的。她对林式同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林式同匆忙赶至位于西木区罗切斯特街的张爱玲公寓，见到了张爱玲的遗体，还有她临终前简短的遗嘱。
张爱玲最后的遗嘱用英文清清楚楚地写着两条，翻译成中文是:
1、我死后，我的所有遗物都遗赠给宋淇、邝文美夫妇。
2、我希望立即火葬——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如果撒在陆地上的话就撒在空旷处。
“张爱玲遗嘱没有提《小团圆》一事，白纸黑字，一切‘遗嘱要求销毁’言论是谎言和妄言。”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先生急于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
这份最终遗嘱中确实没有提到《小团圆》的名字。关于张爱玲要求销毁《小团圆》手稿的要求出现在她更早的遗嘱中。1992年，张爱玲把当时的遗嘱正本寄给宋氏夫妇，其中说到了要将《小团圆》销毁，但是宋以朗强调，在同时寄来的一封附信中，张爱玲的态度又显得模棱两可，她说:“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犹豫尽显无遗。
张爱玲显然对《小团圆》珍视有加。夏志清说她1971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但直到她在26年之后去世时，也没有见到这本书变成铅字。宋以朗先生珍藏着1975年张爱玲给宋淇(Stephen)的去信，在此信中，张爱玲希望宋淇能帮忙在港台地区连载《小团圆》并出书，其心情是如此迫切:
Stephen，
《小团圆》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倒已经写完了。当然要多搁些天，预备改，不然又遗患无穷。平鑫涛那三千美元是预付连载稿费，作二十万字算。我告诉他，绝对没有二十万字，连十万字都还是个疑问。好在就快了，还是到时候再算字数。我因为没功夫去邮局，支票撕了寄还，没挂号。前后写了三张便条解释，
想必他不会误会。这篇小说有些地方会使你和Mae替我窘笑，但还是预备寄来给你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如果没有，就请空邮寄给平鑫涛，皇冠早点连载完了，可以早点出书，趁台湾还在，赚两文版税。上次《二谈红楼梦》，我当然赞成平邮寄去，而且要与香港刊登得合拍。上次寄来的二十元邮报费似乎没兑现，也许不在手边。再寄了一张来，省得费事找。平鑫涛又建议《谈看书》等出本散文，我告诉他都包括在文化生活预备出的集子里，如果搁浅了，他要是有兴趣就跟你商议，我都托了你全权代理。《谈看书》后记登在中国时报上很好。我不跟他们讲价钱，根本不通信，登了也还没寄来。我想我对红楼梦的看法跟你有点不同，因为我自己写小说，所以注重对白，认为这种地方是书的神髓。Hawkes的英文当然好到极点。——要到邮差来之前下楼去寄信。Mae和你都好？
Eileen
九月十八日
宋以朗:我这样继承张爱玲的遗产
当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拿到张爱玲从美国寄来的手稿时，他既感到兴奋，又觉得踌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小说中的指涉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担心当时尚健在的胡兰成会以这本书作为一个契机出风头和占便宜。当然了，其中与政治有关的用语又使此书在台湾的出版变得前景难料。“被禁”？也是很可能的事。宋淇的心头直打鼓——都是因为张爱玲所谓的“无赖人”胡兰成。
宋淇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他委婉地劝告张爱玲暂时将这部书收藏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出版不迟；但是对于张爱玲见出版无望，赌气式地说要将小说手稿付之一炬，宋淇夫妇也并没有太当回事，只是将其束之高阁而已。
在新出版的《小团圆》繁体字版前，宋以朗为《小团圆》写了长达7000字的长篇序文，为自己没有销毁《小团圆》辩解。他说，即使退一步，这是“违背了张爱玲的意愿”，那么“家父早在1975至1976年间就已堂而皇之地违背了”。
“假设你收到‘《小团圆》要销毁……’的信，你会怎么办？”宋以朗反问，“借你一个胆，你也不会把它烧了吧？朱天文对我说，希望我能促成这本书的最后出版，但是我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个人的影响。正如我在《小团圆》前言中所说的，我一个人整理和考虑了张爱玲的第一手文献，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我听从了他人的意见。”
《小团圆》是张爱玲晚年的心血之作。宋以朗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地保护它，他真的狠不下心肠把它销毁。因为摆在宋以朗面前的手稿复印本，是整整628页誊写得非常工整漂亮的定本，“绝不是修修改改的草稿”，宋以朗强调说他当时的心情是“简直震撼得呆了”。
这让他不由地回忆起自己和张爱玲的第一次见面:“1961年夏天，张爱玲为了给自己的美国丈夫赖雅筹集医药费，回香港赶写了两个剧本——《南北和》和《南北一家亲》(这两个剧本的第一稿都是家父写的)。那次她先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后来，也就是1962年的3月，她直接住进了我家中。”张爱玲终日足不出房，只顾埋头写作，但是，也许是时间久远的缘故，宋以朗对本刊记者说他并不太记得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她很瘦，人挺高，说一口上海话，除此之外，其他都不记得了。”
宋以朗的父亲宋淇、母亲邝文美是张爱玲的挚友。1949年以后，宋淇来到香港，遇到银行倒闭，家财尽失。宋以朗说，此时没有办法，父亲愿意做任何工作，后来美国情报部门给了他一份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他们的翻译，“这也是家父之所长”。
在香港，宋以朗的母亲经常在九龙、港岛与张爱玲一起喝咖啡闲聊。张爱玲之前出版了一本《张爱玲语录》，收录了张爱玲的只言片语，但多有漏网之鱼，宋以朗说，他一直在编辑补充这本语录:“今年年底之前大概会出版这本语录，我保证这本书和原来的那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语录，宋以朗也一直在整理张爱玲和他父母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有40万字之巨，要将它们全部整理完，对于宋以朗来说的确是一份吃力的工作。不过他也觉得这“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需要更多的耐心而已。
宋淇夫妇去世之后，宋以朗先生顺理成章地成为张爱玲所有遗物的法定继承人。因为版权，他可以得到合法的版税，这些钱他用来整理出版那些还没有出版的张爱玲著作和书信，宋以朗从未以张爱玲的名义创立基金会，但是他以张爱玲的名义在香港大学创立了一个100万港币的纪念奖学金。“我想，她不会喜欢一个非常正式的机构。她宁愿是低调的”，宋以朗对记者解释说，“我相信不论是张爱玲还是我的父母，都不希望这笔钱用于我们自己，因此，我将这些钱都用于与张爱玲有关的事务。”
张爱玲留下了14箱的遗物，除了书稿和信件之外，还有眼镜、化妆品、梳子、手表、毛毡等等，大部分存放在台湾皇冠出版社。
其中有些原本就是宋淇送给张爱玲的，比如宋淇的一部牙牌签。张爱玲很喜欢它，大凡“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但是宋以朗并不认为张爱玲是个很迷信的人:“当你坐着等待一本书的消息时，你可能会期待着某些预兆，因为除了等待之外，你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读了《小团圆》开头和结尾时关于等待的描写，你可能会对张爱玲着迷于牙牌签的心情有所体悟。”
苍凉的悲剧
对于张爱玲本人，宋以朗印象模糊，但是对于她的小说文本，宋以朗读了一遍又一遍。记者问他，宋淇曾建议将男主人公角色改为双面间谍，并被人暗杀，但被张爱玲拒绝，是否觉得张爱玲是个固执的人？宋以朗说:“不会啊，反而是我觉得，她有坚持，没有让现实生活中的叛国者变成一个双重间谍。如果真的就此认为张爱玲很固执，那反而是个很愚蠢的念头。”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将自己与那位“无赖人”的爱恨情仇描写得令人不寒而栗。面对这位汉奸、朝秦暮楚的浪荡子、张爱玲悲剧人生的一手制造者，张爱玲也曾经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但是他的薄情、他的寡意，他迹近游戏的感情纠葛，终究还是压倒了他韶华胜极的文笔功夫留下的美好印记。
张爱玲终究忍耐不住，要“自己来揭发”。如果我们相信这本书就是张爱玲的自传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从书中了解到一个男人的无情和一个女人的多情将会蜕变成怎样苍凉的悲剧。除了胡兰成，还有更多的男人，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如何，也是悲剧。九莉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欺负，后来成了著名戏剧家和文化领导人的荀桦“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为了和赖雅的那段清苦的生活，张爱玲堕过胎，眼睁睁地看着四个月的胎儿被抽水马桶冲走……
心痛，也许是痛到心底的。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又是一个“罗生门”，将胡兰成的书写和张爱玲的描述对照起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胡兰成版的《今生今世》中，胡和张的爱情纯洁到了极点，胡兰成一见张爱玲而喜，再度则惊艳，继而执子之手，两情相悦，活脱脱两个赤诚的男女，抛妻之事似乎也多了几分徐志摩式的情有可原，于是，有了后来严浩《滚滚红尘》中乱世儿女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可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则将这种美丽统统戳破，正如她在《小团圆》的结尾时所说的:“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
尽管之前张爱玲也喜欢从房门外偷偷地端详胡兰成，也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间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安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但是从性格上就决定了，张爱玲总是从秽亵平俗之处看到人生的美、人生的悲凉，“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胡兰成语)，是《红楼梦》中人物；而胡兰成仿佛是她的一面镜子，沉溺于情感的游戏，也许可算是《金瓶梅》中人物，又是她真正的解人。这样一对冤家碰到一起，擦出多少爱情的火花和仇恨的怒火，也只有当事人了解其中的真相，旁人大概是无法简单地说谁对谁错的吧？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这本从尘封中翻出来的长篇小说，人们将太多的目光集中在爱情双方的八卦上了。除了《小团圆》，23万字的The Book of Change(暂译为《易经》)和30万字的The Fall of Pagoda(《坠塔》)也将由皇冠出版社翻译出版，据说这两本书也都是《小团圆》似的自传体，甚至可以看作是《小团圆》的上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中披露的种种真相，是否会被相关的人士对号入座？是否会引发更大程度的争议？从现在有关《小团圆》的口水仗中就可以预想未来。
这是张爱玲本人愿意看到的情景？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事人的往事不会因为张爱玲有没有写这些小说而改变。
历史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