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1岁。总是笑呵呵的海婴先生再不能谋面了。
自2005年编辑海婴先生所著《鲁迅家庭大相簿》始，数度前往先生住处聊天。第一次，因为书中一幅照片效果不佳，需要重新翻拍。他把家里的照相设备搬出来，灯光、脚架、电线、插线板等等，因为我的数码相机的充电插头是香港规格，很大，无法插进普通插座，他一转身，又从卧室拿出来两根胶皮电线，一头缠绕在大插头两极上，以剥掉胶皮的另一头作插头，直接插进插座。他很自豪地说：嘿嘿，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这可是我的本行。然后，望着我手忙脚乱地固定相机、调焦，又不客气地指点起来：嗯，你这个样子不对呀，你看反光太明显，你得这样子嘛！
他的声音很年轻、很干脆，还带着点调皮。
设备准备停当，他拿出家里珍藏的老照片来，先是把需要翻拍的那一张，鲁迅坐在厦门大学校园外坟场中间的，抽出来放在相机底下，让我拍了两张。又忍不住拿出两张带着最初相框的鲁迅、冯雪峰合影，来炫耀一下，让我切身感受一下30年代老上海影楼的精工细作，后来这张照片也带框收进书中。还有一张经他自己修复、未曾公开发表的鲁迅照片：鲁迅先生侧身坐在书桌前，眼睛望着窗外。我第一眼的反应，就是他的那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海婴先生很得意：你不晓得吧，我还是老摄影爱好者，照相、洗相片，都是我自己弄！那时，他的那本《镜匣人生》尚未出版。但这一张，却不允许我拍了：嘿嘿，这是绝版，是我独家收藏。
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再版了，此前该书我自己买过一本，曾经和他说起其中某些疑问和社会评论问题，我从来是直言不讳。海婴先生也明确地说，他要修订再版，专家们的批评意见，有道理的他都要吸收进去。这次一去，他就说，这个新的，送你一本，还给你签一个名。我很贪，说：海婴先生，我帮我的导师也讨要一本，也请你签个名。他写完两本，突然说：还给你盖个印章！我给别人都只签名，不盖章的，让你特殊化一下。于是，我和导师都有了一本带签名印章的“特殊化”收藏本了。
我想起2005年国庆节，《鲁迅家庭大相簿》出版后，第一次在地坛书市做签售，海婴先生在其公子令飞陪同下，先在方泽坛北面的書摊逛了一会儿，再步入方泽坛北广场搭起的临时会场，在这里，意外地碰上了也来逛书市的许世玮——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的小女儿，他非常高兴，招呼我给他们拍合影，将那本他签名的书举起来。在简短的仪式之后，海婴先生和令飞开始给读者签名。那天风刮得呼呼的，有些在晚报上预先知道这个活动的读者，不单来买这本书，还顺便把家里原先买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甚至鲁迅先生的书都带了来，请他一块儿签名。海婴先生先是很惊讶，咦，这里没有卖这本书呀！怎么这本也拿来了？这可不是我的书！不签，不能签！随后，又忍不住一笑，呵呵，那就给你一块儿签啦。给读者签完，又单独给出版社多签名二十本，以备其他活动使用。当然，这些签名都是不带印章的。
其实，写作并出版有关鲁迅的书，并非海婴先生主动的意愿。海婴先生自己，是记住了鲁迅临终那句针对他的遗言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他大学学习无线电，工作始终是行政管理，一直到退休都和文学或美术不沾边。
但是《鲁迅与我七十年》面世后，在学术与非学术圈内都掀起轩然大波，他自述是因为出版社编辑邀请他、动员他将近三年，才勉强动笔的。为此书还打过一个他特别不情愿的官司。
然而从这本书的写作，更主要从与鲁迅有关的官司里，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他后来的话说，“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他还说，“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我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而与鲁迅有关的官司，从1986年夏天开始的鲁迅稿酬追索案，到2010年3月审结的计算机网络鲁迅域名抢注案，20多年来，连续不断。
据周令飞介绍，当时，“对于我父亲，有一些东西他看不惯了，比如说过去，我们把鲁迅的一切几乎都交给国家了，是为了纪念，是为了研究和宣传，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会有个别人把鲁迅拿去赚钱呢？从我父亲的思维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赚钱的话，那我是继承者，你当然要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权利。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懂法，他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我是他儿子，你都不理我，就自己想方设法去赚钱，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呀。”
周海婴先生为维护鲁迅的形象、名誉和财产权利，甘冒“周海婴爱钱”、“鲁迅家属不孝”等等骂名，以法律条文为武器，开始一点一点、一件一件事情地跟各相关机构、各色人等，不依不饶地讲理，讲情理、讲法理、讲道理。从讲鲁迅个人的权利，到代左翼作家后裔们讲权利，最终讲出了有关著作权、肖像权、姓名权、商标注册法等等法律实践里许多空白或模糊地带的经典案例，用一直代理海婴先生各类官司的朱妙春律师的话说：他们为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开创了许多先河。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海婴先生自己也说过这话：我不怕当这个挨枪子的出头鸟。他迎着许多恶骂的子弹，走上前去。
前年7月，令飞策划了一个《鲁迅是谁》的选题，原本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开展普及鲁迅生活与精神全国巡回展的一本图文小册子，和海婴先生和令飞自己的三次讲座，即“鲁迅是谁？——谈鲁迅的精神和人格”；“鲁迅姓什么？——鲁迅遗产与法治语境”；“让鲁迅回家！——让鲁迅精神真正回归大家”。继《鲁迅与我七十年》真情讲述儿子眼里的父亲那些故事之后，第一次从精神文化、法治文化和社会理想方面讲出了鲁迅家属的想法和意见。
我自然乐意承担这个出版任务，并建议在讲演稿基础之上，将其中涉及到当前与鲁迅有关的文化、商业、法律纠纷等社会现象、文化事件更详尽地汇录起来，比如，鲁迅家属捐赠物品基本清单；“鲁迅是谁”全国巡回展的情况；国内外有关鲁迅纪念馆、学校、研究机构；全国鲁迅有关商标注册与使用情况；网络鲁迅注册使用情况；有关鲁迅著作权、遗产继承、商业纠纷等官司的情况，从文学、思想、革命以外的角度，评述鲁迅生平性格、经济价值、精神遗产、文化意义等。
海婴先生和令飞都很赞同，并且开始一个宏大而细致的整理任务。然而，时间如此无情，这本书尚未完稿、出版，海婴先生已经仙逝！▲
自2005年编辑海婴先生所著《鲁迅家庭大相簿》始，数度前往先生住处聊天。第一次，因为书中一幅照片效果不佳，需要重新翻拍。他把家里的照相设备搬出来，灯光、脚架、电线、插线板等等，因为我的数码相机的充电插头是香港规格，很大，无法插进普通插座，他一转身，又从卧室拿出来两根胶皮电线，一头缠绕在大插头两极上，以剥掉胶皮的另一头作插头，直接插进插座。他很自豪地说：嘿嘿，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这可是我的本行。然后，望着我手忙脚乱地固定相机、调焦，又不客气地指点起来：嗯，你这个样子不对呀，你看反光太明显，你得这样子嘛！
他的声音很年轻、很干脆，还带着点调皮。
设备准备停当，他拿出家里珍藏的老照片来，先是把需要翻拍的那一张，鲁迅坐在厦门大学校园外坟场中间的，抽出来放在相机底下，让我拍了两张。又忍不住拿出两张带着最初相框的鲁迅、冯雪峰合影，来炫耀一下，让我切身感受一下30年代老上海影楼的精工细作，后来这张照片也带框收进书中。还有一张经他自己修复、未曾公开发表的鲁迅照片：鲁迅先生侧身坐在书桌前，眼睛望着窗外。我第一眼的反应，就是他的那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海婴先生很得意：你不晓得吧，我还是老摄影爱好者，照相、洗相片，都是我自己弄！那时，他的那本《镜匣人生》尚未出版。但这一张，却不允许我拍了：嘿嘿，这是绝版，是我独家收藏。
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再版了，此前该书我自己买过一本，曾经和他说起其中某些疑问和社会评论问题，我从来是直言不讳。海婴先生也明确地说，他要修订再版，专家们的批评意见，有道理的他都要吸收进去。这次一去，他就说，这个新的，送你一本，还给你签一个名。我很贪，说：海婴先生，我帮我的导师也讨要一本，也请你签个名。他写完两本，突然说：还给你盖个印章！我给别人都只签名，不盖章的，让你特殊化一下。于是，我和导师都有了一本带签名印章的“特殊化”收藏本了。
我想起2005年国庆节，《鲁迅家庭大相簿》出版后，第一次在地坛书市做签售，海婴先生在其公子令飞陪同下，先在方泽坛北面的書摊逛了一会儿，再步入方泽坛北广场搭起的临时会场，在这里，意外地碰上了也来逛书市的许世玮——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的小女儿，他非常高兴，招呼我给他们拍合影，将那本他签名的书举起来。在简短的仪式之后，海婴先生和令飞开始给读者签名。那天风刮得呼呼的，有些在晚报上预先知道这个活动的读者，不单来买这本书，还顺便把家里原先买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甚至鲁迅先生的书都带了来，请他一块儿签名。海婴先生先是很惊讶，咦，这里没有卖这本书呀！怎么这本也拿来了？这可不是我的书！不签，不能签！随后，又忍不住一笑，呵呵，那就给你一块儿签啦。给读者签完，又单独给出版社多签名二十本，以备其他活动使用。当然，这些签名都是不带印章的。
其实，写作并出版有关鲁迅的书，并非海婴先生主动的意愿。海婴先生自己，是记住了鲁迅临终那句针对他的遗言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他大学学习无线电，工作始终是行政管理，一直到退休都和文学或美术不沾边。
但是《鲁迅与我七十年》面世后，在学术与非学术圈内都掀起轩然大波，他自述是因为出版社编辑邀请他、动员他将近三年，才勉强动笔的。为此书还打过一个他特别不情愿的官司。
然而从这本书的写作，更主要从与鲁迅有关的官司里，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用他后来的话说，“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他还说，“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我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而与鲁迅有关的官司，从1986年夏天开始的鲁迅稿酬追索案，到2010年3月审结的计算机网络鲁迅域名抢注案，20多年来，连续不断。
据周令飞介绍，当时，“对于我父亲，有一些东西他看不惯了，比如说过去，我们把鲁迅的一切几乎都交给国家了，是为了纪念，是为了研究和宣传，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会有个别人把鲁迅拿去赚钱呢？从我父亲的思维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赚钱的话，那我是继承者，你当然要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权利。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懂法，他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我是他儿子，你都不理我，就自己想方设法去赚钱，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呀。”
周海婴先生为维护鲁迅的形象、名誉和财产权利，甘冒“周海婴爱钱”、“鲁迅家属不孝”等等骂名，以法律条文为武器，开始一点一点、一件一件事情地跟各相关机构、各色人等，不依不饶地讲理，讲情理、讲法理、讲道理。从讲鲁迅个人的权利，到代左翼作家后裔们讲权利，最终讲出了有关著作权、肖像权、姓名权、商标注册法等等法律实践里许多空白或模糊地带的经典案例，用一直代理海婴先生各类官司的朱妙春律师的话说：他们为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开创了许多先河。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海婴先生自己也说过这话：我不怕当这个挨枪子的出头鸟。他迎着许多恶骂的子弹，走上前去。
前年7月，令飞策划了一个《鲁迅是谁》的选题，原本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开展普及鲁迅生活与精神全国巡回展的一本图文小册子，和海婴先生和令飞自己的三次讲座，即“鲁迅是谁？——谈鲁迅的精神和人格”；“鲁迅姓什么？——鲁迅遗产与法治语境”；“让鲁迅回家！——让鲁迅精神真正回归大家”。继《鲁迅与我七十年》真情讲述儿子眼里的父亲那些故事之后，第一次从精神文化、法治文化和社会理想方面讲出了鲁迅家属的想法和意见。
我自然乐意承担这个出版任务，并建议在讲演稿基础之上，将其中涉及到当前与鲁迅有关的文化、商业、法律纠纷等社会现象、文化事件更详尽地汇录起来，比如，鲁迅家属捐赠物品基本清单；“鲁迅是谁”全国巡回展的情况；国内外有关鲁迅纪念馆、学校、研究机构；全国鲁迅有关商标注册与使用情况；网络鲁迅注册使用情况；有关鲁迅著作权、遗产继承、商业纠纷等官司的情况，从文学、思想、革命以外的角度，评述鲁迅生平性格、经济价值、精神遗产、文化意义等。
海婴先生和令飞都很赞同，并且开始一个宏大而细致的整理任务。然而，时间如此无情，这本书尚未完稿、出版，海婴先生已经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