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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政府完成新一轮的更迭，新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浮出水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目前尚无意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在对华科技政策问题上改弦更张的可能性也不够大，对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执行将会继续下去。
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产品出现部分结构变化。中国进口农产品1627.4亿元，增长了66.9%，进口大豆、猪肉、棉花、原油分别增长了56.3%、223.8%、121.7%和88%。显然，中美货物贸易受到双边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进口急剧增加。既然拜登政府短期内没有表现出松动或缓和的态势。中国继续加大进口美国上述产品的趋势将会延续。
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没有可能建立新的经贸合作领域。随着在2月底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重新表现出活跃态势，以重建其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权，体现出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力。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合作。拜登无论在选举前和当选后也均表现出希望合作的态度。中国在2020年年底宣布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双方在气候变化上正在尝试建立默契。
气候变化虽然是个政治话题，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经济话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实现碳中和，这关乎能源领域的结构性转变，即人类的生产活动所需能源要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由于可再生能源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对电网等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带动基础设施的新投资，引发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和市场发展。此外，大量的新能源投资又将会驱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其中，光伏生产和新能源汽车两个领域，中美之间已存在较多合作。中国正在加速开放金融领域，这无疑也对中美之间在绿色金融合作有所帮助。这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为双边提供了合作的契机，也将为中美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上依然存在着新旧障碍。一方面是在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分配問题。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会以话语霸权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而付出经济代价；另一方面，则是中美双边在气候变化经济利益上的纠葛。2012年和2014年美国对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动的“双反”调查至今历历在目。而绿色电网由于涉及安全问题等敏感领域，准入门槛很高。在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摩擦后，中美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彼此需求，以气候变化为契机迈开合作的第一步，仍有待探索。
2020年，中美货物贸易产品出现部分结构变化。中国进口农产品1627.4亿元，增长了66.9%，进口大豆、猪肉、棉花、原油分别增长了56.3%、223.8%、121.7%和88%。显然，中美货物贸易受到双边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进口急剧增加。既然拜登政府短期内没有表现出松动或缓和的态势。中国继续加大进口美国上述产品的趋势将会延续。
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没有可能建立新的经贸合作领域。随着在2月底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重新表现出活跃态势，以重建其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权，体现出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力。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合作。拜登无论在选举前和当选后也均表现出希望合作的态度。中国在2020年年底宣布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双方在气候变化上正在尝试建立默契。
气候变化虽然是个政治话题，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经济话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实现碳中和，这关乎能源领域的结构性转变，即人类的生产活动所需能源要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由于可再生能源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对电网等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带动基础设施的新投资，引发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和市场发展。此外，大量的新能源投资又将会驱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其中，光伏生产和新能源汽车两个领域，中美之间已存在较多合作。中国正在加速开放金融领域，这无疑也对中美之间在绿色金融合作有所帮助。这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为双边提供了合作的契机，也将为中美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上依然存在着新旧障碍。一方面是在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分配問题。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会以话语霸权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而付出经济代价；另一方面，则是中美双边在气候变化经济利益上的纠葛。2012年和2014年美国对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动的“双反”调查至今历历在目。而绿色电网由于涉及安全问题等敏感领域，准入门槛很高。在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摩擦后，中美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彼此需求，以气候变化为契机迈开合作的第一步，仍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