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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洱今年53岁。与同代作家相比，格非、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早已大奖加身，李洱显得有些寂寂无名。
同行时有新书发布，经常会给他寄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些书在书桌上、沙发上、墙角边散乱地堆了好几层。从书桌后边走出办公室要小心看着脚下，否则很容易踩到或者撞翻它们。李洱自己的作品也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散放着。与其他作家著作等身相比，李洱对自己的自嘲是著作等“脚”。
此前，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译介到德国之后，总理默克尔非常喜欢，媒体以此为新闻点进行了几番报道，让普通读者也知道了李洱。2006年之后，他写得越来越少。朋友聚会，问及李洱怎么不写小说了，他回答说，在构思一部长篇。过了两年，朋友再问，他说，正在写。又过了两年，依然如故。
十多年过去了，“听说李洱在写一部小说”成了圈内朋友调侃他的方式，而2019年元旦前的一周，他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终于举行了发布会。
《应物兄》80万字，故事却简单：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要回国弘扬儒学，惊动了国内政界、学界、商界各色人等，大家如饥似渴地期待着儒学大师的回归。透过国内儒学学者应物兄的眼睛，读者得以看到筹备中的儒学研究院如何从一门文化事业，一步步演变成国内外企业家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家的政绩工程。李洱着意展现1949年以来三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境。
2019年8月16日，李洱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奖项公布的前一天晚上，李洱关了手机，第二天一早，他打开手机，作家毕飞宇打电话过来让他自己上网看消息，他才知道自己获了奖。他说，他知道这部作品从一出生起就存在争议，但他愿意用文学与一切对话。《中国新闻周刊》问他，获得茅奖之后还准备写什么，他说，“挑最想写的写呗。”
李洱在家中的书房。在写作《应物兄》的13年里，唯有书房是他灵魂的安放之地。摄影/李行
2018年11月27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樊晓哲去看望李洱。敲门进去，李洱并没有起身，而是喊樊曉哲过去看他正写的《应物兄》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樊晓哲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音节上是否合衬。刚念完简短的第一段，樊晓哲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发现李洱已经哭了。
写作《应物兄》期间，李洱赶上母亲离世，儿子出生，生死之间，他疲于应对。妻子在北京工作，李洱从河南调往北京，几经辗转，才终以“特殊人才”的身份被现代文学馆接收。即将完稿时，还经历了电脑被偷的意外。这部小说于他而言像一种试炼。
2006年4月30日，李洱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母亲住院。当天，李洱回到郑州，诊断结果是临床上极少见的腹膜癌。生活的节奏突然被打乱了。
从母亲生病到离开人世的那段时间里，李洱没打开过电脑写作。母亲去世三个月后，他试着去完成这部《应物兄》，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语调了。
2010年，从济源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李洱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他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此后，不管走到哪里，李洱总是背着灰褐色帆布包，布包里装着他笨重的索尼电脑、几包烟和茶叶。
《应物兄》里，读者能看到李洱对知识分子、文化官员、商人等各类人的批判、嘲讽与质疑，也能看到他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同情与悲悯。李洱把自己放进每一个人物里，人物的进退维谷就是他自己的进退维谷。
“我不会刻意去批判什么。我首先会体会到人物的难处。当你把自己放进去以后，读者会随着你的视角与主人公感同身受。现代小说给人一个基本的感受是，生活不能这样过。那么应该怎么过？你看着办，反正不能这样过。”李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洱的“文学童年”是在1983年考上大学后完成的。
他的父亲在青年时代也向往写作，但特殊的年代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老人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因为文字而遭遇什么不可知的后果。为了避免李洱走写作的路子，他就培养李洱画画。“到了80年代，家人似乎还没有从‘文学是危险的’意识中走出来。但歪打正着的，画画可能对我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起过作用，我偏偏爱上了文学。”李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氛围浓郁。文史楼里有一个通宵教室，里面时常坐满了写小说的人。李洱记得，窗子外面有特别茂盛的夹竹桃，一到晚上就暗香浮动。
当时，格非在学校任教，马原、余华、《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关东文学》编辑宗仁发等人常常来校园与师生互动交流。“当时，最新的文学潮流很快就会波及到校园，甚至在它还没有形成潮流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校园。”程永新回忆说。
当时的李洱只能算是文学青年，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在朋友聚会时朗诵文学作品。“夜有四个月亮，而只有一棵树，一道影子，和一只鸟。”他说到鸟的时候，特别用力，引来一片笑声。“有时候他也会安静地看着窗外的树干，脸上布满迷思。在那一刻，他似乎有点加缪上身。这些情景，他的朋友们都记得很清楚。
后来，李洱加入学校的文学社团“散花社”。格非是校园杂志《散花》前任主编，李洱后来成为《散花》副主编，陆续发表了一些先锋色彩浓厚的校园散文。“上面发过李洱师兄他们几个才子的一组同题散文，叫《林荫道上的咖啡馆》，恕我愚笨，直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们那组散文表达的意味。“李洱的师弟谢宏说。
1987年大学毕业时，李洱在《关东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福音》，能看出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小说讲到奶奶的死，“我”的出生，人一样长的鱼肚里的鞋子等意象片段，读者看完便会发现这是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叙事圈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锋文学已经因为对形式、结构的过于沉迷而被诟病。 李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继续在这条路径上探索，也没有选择转身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放到了“知识分子”和“日常生活”的维度之中。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先给格非看，格非覺得好，就投给文学杂志，不好，就一把火烧掉。
《福音》发表之后的六年中，李洱从大学毕业，回到郑州师范学院教书。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很多小说投递出去。但投稿信基本都石沉大海。
“我曾经是博尔赫斯的忠实信徒，并模仿博尔赫斯写过一些小说。除了一篇小说，别的都没能发表出来，它们大概早已被编辑们扔进了废纸篓。虽然后来的写作与博尔赫斯几乎没有更多的关系，但我还是乐于承认自己从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小说技巧。”李洱说。
直到1993年，中篇《导师死了》在《收获》上发表，正是这篇小说让李洱学会了写作，并确立了“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书写”的风格。
小说写一位大学教授事业、家庭双双受挫，被送进疗养院。本来没病，却被诊断成了病号，每天服药，最后教授跳楼自杀。评论家陈晓明认为，《导师死了》彻底改写了新时期以来确立的知识分子主题，它是关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篇很重要的作品，或者说第一部作品。
凭一篇短篇就可以家喻户晓的时代过去了，李洱拿着1400块钱稿费，马上去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冰箱。那一年，贾平凹出版了《废都》，陈忠实出版了《白鹿原》，备受瞩目。尤其《废都》，因其大量性描写，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崩塌”“文学世俗化、边缘化”的大讨论。
在与程永新的来往信件中，李洱显露出他的态度，“眼下，敌情万变人心浮动。程老师麾下仍然聚集着一批热爱写作的人，这大概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奇异景观。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真正的不及物动词，热爱写作，并为此受穷受苦，我都认了。”
“历史将会记住，19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在整个1980年代，人们都认为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但是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落魄和失败感。改革开放了，天翻地覆，这样一个对文学史、精神史都特别重要的时代转折，沿用以前的语言、句式、范式显然不行，以前的东西都失效了。我站在 1990年代，需要用新的一种语言和视角去写作。”李洱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从主流加速退位，很多作家从文学跨界到更受资本青睐的商界、影视界。李洱却逆势而上，写出几十部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中短篇作品，他离开大学，进入河南文联旗下的《莽原》杂志担任编辑。
2002年，《花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李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整理”了三个叙事人医生白圣韬、犯人赵耀庆、著名法学家范继槐分别在抗战年代、“文革”期间和20世纪末的“口述纪实”。故事像罗生门，所有人的陈述都围绕着二里岗战斗中“死”于日本鬼子枪弹之下的共产党人葛任展开，没有人知道关于葛任之死的真实历史究竟是什么。李洱想探究的问题是，关于那些所谓的历史，究竟哪些才值得相信，也许所有人都在耍花腔。
2005年，《花腔》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名单，但最终落选。那一年，除了《花腔》，他还出版过另一本书《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本书其实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龙凤呈祥》扩展成的，讲述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和计划生育的故事。
当时，关注中国文学的德语翻译家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多方询问后，才找到李洱的联系方式。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很艰难，她决定先翻译《石榴树上结樱桃》。小说在德国出版后引发热议。
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一家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默克尔也通过德国媒体关注到了李洱。她曾将这本书作为访华时送给温家宝的礼物。默克尔说，在这本书中，她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变革，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
“某种程度上，是默克尔把我推到了大众读者面前。许多德国人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是通过以前那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他们对现代中国乡村完全不了解。因此，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了，他们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洱说，“很多乡土小说喜欢去写所谓的永恒人性，即人性恶与人性善。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写中国人的人性善可以获国内的奖;写中国人的人性恶可以获国外的奖。但我不喜欢这样做，我更喜欢写出文化上的复杂性，喜欢去探究复杂语境中人的存在状态。”
如今，李洱的新作《应物兄》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算是对他十几年创作的犒赏。不久前，书刚刚写完的时候，李洱终于可以回济源老家过年，此前六年的春节，他都待在北京，待在《应物兄》的虚构世界里。母亲坟前，他点燃《应物兄》，献给母亲，也给自己一个交待。
李洱曾对朋友们说，他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关于历史的《花腔》，一部关于现实的《应物兄》。如今都已经完成。他说，“如果上天眷顾，我在十年后可能会拿出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
同行时有新书发布，经常会给他寄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这些书在书桌上、沙发上、墙角边散乱地堆了好几层。从书桌后边走出办公室要小心看着脚下，否则很容易踩到或者撞翻它们。李洱自己的作品也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散放着。与其他作家著作等身相比，李洱对自己的自嘲是著作等“脚”。
此前，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译介到德国之后，总理默克尔非常喜欢，媒体以此为新闻点进行了几番报道，让普通读者也知道了李洱。2006年之后，他写得越来越少。朋友聚会，问及李洱怎么不写小说了，他回答说，在构思一部长篇。过了两年，朋友再问，他说，正在写。又过了两年，依然如故。
十多年过去了，“听说李洱在写一部小说”成了圈内朋友调侃他的方式，而2019年元旦前的一周，他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终于举行了发布会。
《应物兄》80万字，故事却简单：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要回国弘扬儒学，惊动了国内政界、学界、商界各色人等，大家如饥似渴地期待着儒学大师的回归。透过国内儒学学者应物兄的眼睛，读者得以看到筹备中的儒学研究院如何从一门文化事业，一步步演变成国内外企业家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家的政绩工程。李洱着意展现1949年以来三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境。
2019年8月16日，李洱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奖项公布的前一天晚上，李洱关了手机，第二天一早，他打开手机，作家毕飞宇打电话过来让他自己上网看消息，他才知道自己获了奖。他说，他知道这部作品从一出生起就存在争议，但他愿意用文学与一切对话。《中国新闻周刊》问他，获得茅奖之后还准备写什么，他说，“挑最想写的写呗。”
“体会到人物的难处，就不会高高在上”
2018年11月27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樊晓哲去看望李洱。敲门进去，李洱并没有起身，而是喊樊曉哲过去看他正写的《应物兄》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樊晓哲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音节上是否合衬。刚念完简短的第一段，樊晓哲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发现李洱已经哭了。
写作《应物兄》期间，李洱赶上母亲离世，儿子出生，生死之间，他疲于应对。妻子在北京工作，李洱从河南调往北京，几经辗转，才终以“特殊人才”的身份被现代文学馆接收。即将完稿时，还经历了电脑被偷的意外。这部小说于他而言像一种试炼。
2006年4月30日，李洱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母亲住院。当天，李洱回到郑州，诊断结果是临床上极少见的腹膜癌。生活的节奏突然被打乱了。
从母亲生病到离开人世的那段时间里，李洱没打开过电脑写作。母亲去世三个月后，他试着去完成这部《应物兄》，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语调了。
2010年，从济源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李洱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他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此后，不管走到哪里，李洱总是背着灰褐色帆布包，布包里装着他笨重的索尼电脑、几包烟和茶叶。
《应物兄》里，读者能看到李洱对知识分子、文化官员、商人等各类人的批判、嘲讽与质疑，也能看到他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同情与悲悯。李洱把自己放进每一个人物里，人物的进退维谷就是他自己的进退维谷。
“我不会刻意去批判什么。我首先会体会到人物的难处。当你把自己放进去以后，读者会随着你的视角与主人公感同身受。现代小说给人一个基本的感受是，生活不能这样过。那么应该怎么过？你看着办，反正不能这样过。”李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写作——不及物动词
李洱的“文学童年”是在1983年考上大学后完成的。
他的父亲在青年时代也向往写作，但特殊的年代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老人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因为文字而遭遇什么不可知的后果。为了避免李洱走写作的路子，他就培养李洱画画。“到了80年代，家人似乎还没有从‘文学是危险的’意识中走出来。但歪打正着的，画画可能对我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起过作用，我偏偏爱上了文学。”李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氛围浓郁。文史楼里有一个通宵教室，里面时常坐满了写小说的人。李洱记得，窗子外面有特别茂盛的夹竹桃，一到晚上就暗香浮动。
当时，格非在学校任教，马原、余华、《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关东文学》编辑宗仁发等人常常来校园与师生互动交流。“当时，最新的文学潮流很快就会波及到校园，甚至在它还没有形成潮流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校园。”程永新回忆说。
当时的李洱只能算是文学青年，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在朋友聚会时朗诵文学作品。“夜有四个月亮，而只有一棵树，一道影子，和一只鸟。”他说到鸟的时候，特别用力，引来一片笑声。“有时候他也会安静地看着窗外的树干，脸上布满迷思。在那一刻，他似乎有点加缪上身。这些情景，他的朋友们都记得很清楚。
后来，李洱加入学校的文学社团“散花社”。格非是校园杂志《散花》前任主编，李洱后来成为《散花》副主编，陆续发表了一些先锋色彩浓厚的校园散文。“上面发过李洱师兄他们几个才子的一组同题散文，叫《林荫道上的咖啡馆》，恕我愚笨，直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们那组散文表达的意味。“李洱的师弟谢宏说。
1987年大学毕业时，李洱在《关东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福音》，能看出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小说讲到奶奶的死，“我”的出生，人一样长的鱼肚里的鞋子等意象片段，读者看完便会发现这是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叙事圈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锋文学已经因为对形式、结构的过于沉迷而被诟病。 李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没有继续在这条路径上探索，也没有选择转身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放到了“知识分子”和“日常生活”的维度之中。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先给格非看，格非覺得好，就投给文学杂志，不好，就一把火烧掉。
《福音》发表之后的六年中，李洱从大学毕业，回到郑州师范学院教书。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很多小说投递出去。但投稿信基本都石沉大海。
“我曾经是博尔赫斯的忠实信徒，并模仿博尔赫斯写过一些小说。除了一篇小说，别的都没能发表出来，它们大概早已被编辑们扔进了废纸篓。虽然后来的写作与博尔赫斯几乎没有更多的关系，但我还是乐于承认自己从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小说技巧。”李洱说。
直到1993年，中篇《导师死了》在《收获》上发表，正是这篇小说让李洱学会了写作，并确立了“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书写”的风格。
小说写一位大学教授事业、家庭双双受挫，被送进疗养院。本来没病，却被诊断成了病号，每天服药，最后教授跳楼自杀。评论家陈晓明认为，《导师死了》彻底改写了新时期以来确立的知识分子主题，它是关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篇很重要的作品，或者说第一部作品。
凭一篇短篇就可以家喻户晓的时代过去了，李洱拿着1400块钱稿费，马上去买了一台梦寐以求的冰箱。那一年，贾平凹出版了《废都》，陈忠实出版了《白鹿原》，备受瞩目。尤其《废都》，因其大量性描写，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崩塌”“文学世俗化、边缘化”的大讨论。
在与程永新的来往信件中，李洱显露出他的态度，“眼下，敌情万变人心浮动。程老师麾下仍然聚集着一批热爱写作的人，这大概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奇异景观。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个真正的不及物动词，热爱写作，并为此受穷受苦，我都认了。”
“历史将会记住，19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在整个1980年代，人们都认为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但是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落魄和失败感。改革开放了，天翻地覆，这样一个对文学史、精神史都特别重要的时代转折，沿用以前的语言、句式、范式显然不行，以前的东西都失效了。我站在 1990年代，需要用新的一种语言和视角去写作。”李洱说。
“是默克尔把我推到了大众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从主流加速退位，很多作家从文学跨界到更受资本青睐的商界、影视界。李洱却逆势而上，写出几十部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中短篇作品，他离开大学，进入河南文联旗下的《莽原》杂志担任编辑。
2002年，《花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李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整理”了三个叙事人医生白圣韬、犯人赵耀庆、著名法学家范继槐分别在抗战年代、“文革”期间和20世纪末的“口述纪实”。故事像罗生门，所有人的陈述都围绕着二里岗战斗中“死”于日本鬼子枪弹之下的共产党人葛任展开，没有人知道关于葛任之死的真实历史究竟是什么。李洱想探究的问题是，关于那些所谓的历史，究竟哪些才值得相信，也许所有人都在耍花腔。
2005年，《花腔》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名单，但最终落选。那一年，除了《花腔》，他还出版过另一本书《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本书其实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龙凤呈祥》扩展成的，讲述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和计划生育的故事。
当时，关注中国文学的德语翻译家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多方询问后，才找到李洱的联系方式。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很艰难，她决定先翻译《石榴树上结樱桃》。小说在德国出版后引发热议。
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一家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默克尔也通过德国媒体关注到了李洱。她曾将这本书作为访华时送给温家宝的礼物。默克尔说，在这本书中，她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变革，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
“某种程度上，是默克尔把我推到了大众读者面前。许多德国人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是通过以前那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他们对现代中国乡村完全不了解。因此，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进程了，他们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洱说，“很多乡土小说喜欢去写所谓的永恒人性，即人性恶与人性善。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写中国人的人性善可以获国内的奖;写中国人的人性恶可以获国外的奖。但我不喜欢这样做，我更喜欢写出文化上的复杂性，喜欢去探究复杂语境中人的存在状态。”
如今，李洱的新作《应物兄》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算是对他十几年创作的犒赏。不久前，书刚刚写完的时候，李洱终于可以回济源老家过年，此前六年的春节，他都待在北京，待在《应物兄》的虚构世界里。母亲坟前，他点燃《应物兄》，献给母亲，也给自己一个交待。
李洱曾对朋友们说，他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关于历史的《花腔》，一部关于现实的《应物兄》。如今都已经完成。他说，“如果上天眷顾，我在十年后可能会拿出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