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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专访
他编剧的《吴清源》和《贞观之治》在放映、播出后影响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大，小说集仍然在市场上看得到，但是关于阿城的新闻却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这样隐居于都市之中。
自从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露过一回脸，阿城就几乎没有再在公众场合出现过。他编剧的《吴清源》和《贞观之治》放映、播出后影响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大，小说集仍然在市场上看得到，但是关于阿城的新闻却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这样隐居于都市之中。
这些年来，少见他写作小说，甚至连一度风靡坊间的随笔也停了，专心加入编剧的洪流，从谢晋的《芙蓉镇》开始，在田壮壮、侯孝贤、严浩等人的影片中担任编剧。事实上，他本人如果去做演员一定也会很成功，宁瀛有回和查建英议论阿城：“应该有人扛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
对于阿城不写小说写剧本的事，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很不以为然，说到激动处不免言辞激烈，他对记者说，他不能同意阿城关于作家是乞丐的论调，“一个作家应该忠实于他的事业，不应该把钱看得那么重。为什么不在写剧本的同时也写小说呢？我不能理解，这些中国作家都是怎么了？”对此，阿城反驳说：“还不够清贫吗？我抽的烟都是大前门，太贵的我抽不起。”
阿城也许属于歪打正着变成作家的那一类幸运儿之一。他最初的身份是个业余画家，在“星星画会”的回忆文章中能看到阿城的名字，并不显眼，但总少不了他这一号。“星星画会”的严力对《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阿城，时任某文化机构小职员，因其父钟惦棐牵连，童年、少年颇为不顺，那时，他用极美的线描为《今天》作插图。”他说阿城在星星第二届展览上展出的是线描，很干净的线条，形象把握很准确。
星星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似乎并不属于阿城，或者说对他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些画油画、搞雕塑的因为材质的关系，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还有天生的演说家马德升，和他们相比，他依旧寂寞。
寂寞中，没有什么比文学更为强大。他1969年在内蒙古阿荣旗插队，插在一个叫“东新发”的小屯子里，第一次读到食指的《酒》，就开始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且喜欢上了它。这应该说是那时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也一样，反反复复地看，感动。他特别推崇的另一位诗人是根子，那首传诵一时的《三月与末日》是他全部写下的九首诗中的一首，他愿意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写小说，写《遍地风流》。
1986年，正当阿城发表《棋王》后在国内大红大紫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了出国。
在美国，他白天打工、刷墙，晚上在家写作，问他累不累，他的回答很简单：“不累，工具那么多。有刷子，长的短的都有。”问他即使是刷墙为什么不找个能发挥一技之长的，至少也画个图案，搞个涂鸦，不要光顾着刷白墙，多单调啊，他回答说：“别费脑子了，就是不想动脑子。”
在海外，他和陈丹青两个人成了死党。陈丹青曾对记者说：“我从很早开始不太看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我只看少数几个人的东西，阿城、王安忆都是朋友，他们写完了会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看。阿城刚开始写作，他寄来的都是原稿，大概十来天就到了，然后就给他回信。他比我大四岁，当时我31，他35。”那是1986年的事，“阿城在我寓所住了断断续续有半年吧，我们睡在可以摊开的沙发上，天亮醒来看见阿城就在旁边，简直不能相信。”
我不会下棋
记者：你是电影《吴清源》的编剧，你喜欢围棋吗？《棋王》写的是象棋，也喜欢下象棋？
阿城：围棋和象棋我都不会。小时候父母不让下棋。
记者：那吴清源先生怎么会让你来写《吴清源》的呢？
阿城：误会吧，他误以为我很懂棋。
记者：你不懂棋的话，写剧本的时候是否也有困难？
阿城：如果一部电影完全在描写下棋的情景，谁来看呢？观众和我们一样，大多数都不会棋。
记者：怎么会开始当编剧的？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写香港的前卫戏剧导演荣念曾将您介绍给侯孝贤，是这样的吗？
阿城：他将侯孝贤的片子介绍给我看。他也曾经把侯孝贤的片子推荐给陈凯歌，陈凯歌不以为然，我就觉得《童年往事》非常好。就这么个关系。80年代初的时候，谁买得起录像机和录像带？只能是这些香港人，他们有钱，所以能让我们接触到一些港台的电影。
记者：你当时就觉得很不错？
阿城：是挺好的。我突然发现中国也有像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这样的作品。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有许多在50年代国内都放过，比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钟》，可惜就是中国没有跟上去。那时影评对这批电影也都是正面的报道。
记者：那时候您还小吧？
阿城：那时能看懂电影了。虽然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很好，但是中国人不爱看意大利的这类电影。中国观众是好莱坞训练出来的，最成熟的观众是上海观众，电影院门口卖手绢，知道你们爱哭。
记者：您父亲也研究电影，对您的童年影响大吗？
阿城：他是管电影的，算是领导，但实际也管不了什么。划成右派之后他就劳改去了，他跟我们说不上话。等我长大了，我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电影观念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我父亲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也是很喜欢的，你看他50年代写的影评就知道了，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
我做很多事情
记者：你现在既写电视剧，又做策划。
阿城：我做很多事情。这些只是你们看到名字了，不怎么挣钱，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有很多你们看不到名字的事情。
记者：那么写电视剧、电影剧本是不是完成就好，就当交差？
阿城：你们不太了解编剧这行当。特别麻烦。经常导演说这里要加两句废话，要磨很久。要磨很久是什么意思？好比说原来你一年可以挣到十万，现在可能要磨五年。
记者：自己编剧的电影会去看看吗？
阿城：一个电影编好剧，可能七八年才拍出来，人家早把你给忘了。
记者：近期写了一部电视剧《贞观之治》，怎么会去写历史题材的？
阿城：因为大家对历史都不感兴趣。之前的历史戏那是历史戏吗？都是戏说。我说的是正史。
记者：对现在的文学期刊、小说有了解吗？
阿城：基本上不看了，也不太关注。
记者：你说对当代文坛完全不了解，但如果有朋友新出了一本书，送您一本，您总会去读读吧？
阿城：我一般都谢绝此类赠书。我要买，不要送。朋友的话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应该占他便宜。他的样书可以送给企业家，企业家对他帮助更大。
记者：你说作家是乞丐。据我所知，进入体制内也可以糊口，你是特别看重这种体制外的生活方式？
阿城：我认为在体制内糊不了口……
记者：那我们试着过一种清贫一些的生活呢？
阿城：还不够清贫吗？电影我都不看，那样的票价我承受不了。
不需要做多余动作
记者：在洛杉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阿城：就是因为不认识人，所以在洛杉矶的生活比较好过。在中国是你必须认识人你才能过，关系是一种资源，而在美国不是，不需要做多余动作。
记者：你还是有偏爱的文学作品，比如木心的作品，你个人就比较喜爱。
阿城：木心的作品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知识构成的一部分。反过来，现在的文章，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能看。面对木心的困境，其实是一个新中国的读者所面临的困境。
木心、陈丹青的作品会有新鲜感，那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相似的，是同构的，看到第一句话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就是这么个情况。
记者：但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知识结构和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肯定是不同的，这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文字一定是优秀的。
阿城：先不要说他是优秀还是糟糕的，不要挑挑拣拣，先拿进来，没多少菜了，还挑什么？挑的结果肯定是营养不良。
记者：说到知识结构，同样是亚洲人，你觉得日本的电影如何？
阿城：日本电影大师太多了，不要老说黑泽明北野武，他们是拍给西方人看的。在日本，只有没水平的导演才把获奖当一回事。文学也一样，日本的剑侠小说一出来，金庸那些小说就不用讨论了，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没法比。
他编剧的《吴清源》和《贞观之治》在放映、播出后影响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大，小说集仍然在市场上看得到，但是关于阿城的新闻却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这样隐居于都市之中。
自从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露过一回脸，阿城就几乎没有再在公众场合出现过。他编剧的《吴清源》和《贞观之治》放映、播出后影响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大，小说集仍然在市场上看得到，但是关于阿城的新闻却少之又少，他似乎就是这样隐居于都市之中。
这些年来，少见他写作小说，甚至连一度风靡坊间的随笔也停了，专心加入编剧的洪流，从谢晋的《芙蓉镇》开始，在田壮壮、侯孝贤、严浩等人的影片中担任编剧。事实上，他本人如果去做演员一定也会很成功，宁瀛有回和查建英议论阿城：“应该有人扛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
对于阿城不写小说写剧本的事，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很不以为然，说到激动处不免言辞激烈，他对记者说，他不能同意阿城关于作家是乞丐的论调，“一个作家应该忠实于他的事业，不应该把钱看得那么重。为什么不在写剧本的同时也写小说呢？我不能理解，这些中国作家都是怎么了？”对此，阿城反驳说：“还不够清贫吗？我抽的烟都是大前门，太贵的我抽不起。”
阿城也许属于歪打正着变成作家的那一类幸运儿之一。他最初的身份是个业余画家，在“星星画会”的回忆文章中能看到阿城的名字，并不显眼，但总少不了他这一号。“星星画会”的严力对《新民周刊》记者回忆说，“阿城，时任某文化机构小职员，因其父钟惦棐牵连，童年、少年颇为不顺，那时，他用极美的线描为《今天》作插图。”他说阿城在星星第二届展览上展出的是线描，很干净的线条，形象把握很准确。
星星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似乎并不属于阿城，或者说对他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些画油画、搞雕塑的因为材质的关系，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还有天生的演说家马德升，和他们相比，他依旧寂寞。
寂寞中，没有什么比文学更为强大。他1969年在内蒙古阿荣旗插队，插在一个叫“东新发”的小屯子里，第一次读到食指的《酒》，就开始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且喜欢上了它。这应该说是那时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也一样，反反复复地看，感动。他特别推崇的另一位诗人是根子，那首传诵一时的《三月与末日》是他全部写下的九首诗中的一首，他愿意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写小说，写《遍地风流》。
1986年，正当阿城发表《棋王》后在国内大红大紫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了出国。
在美国，他白天打工、刷墙，晚上在家写作，问他累不累，他的回答很简单：“不累，工具那么多。有刷子，长的短的都有。”问他即使是刷墙为什么不找个能发挥一技之长的，至少也画个图案，搞个涂鸦，不要光顾着刷白墙，多单调啊，他回答说：“别费脑子了，就是不想动脑子。”
在海外，他和陈丹青两个人成了死党。陈丹青曾对记者说：“我从很早开始不太看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我只看少数几个人的东西，阿城、王安忆都是朋友，他们写完了会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看。阿城刚开始写作，他寄来的都是原稿，大概十来天就到了，然后就给他回信。他比我大四岁，当时我31，他35。”那是1986年的事，“阿城在我寓所住了断断续续有半年吧，我们睡在可以摊开的沙发上，天亮醒来看见阿城就在旁边，简直不能相信。”
我不会下棋
记者：你是电影《吴清源》的编剧，你喜欢围棋吗？《棋王》写的是象棋，也喜欢下象棋？
阿城：围棋和象棋我都不会。小时候父母不让下棋。
记者：那吴清源先生怎么会让你来写《吴清源》的呢？
阿城：误会吧，他误以为我很懂棋。
记者：你不懂棋的话，写剧本的时候是否也有困难？
阿城：如果一部电影完全在描写下棋的情景，谁来看呢？观众和我们一样，大多数都不会棋。
记者：怎么会开始当编剧的？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写香港的前卫戏剧导演荣念曾将您介绍给侯孝贤，是这样的吗？
阿城：他将侯孝贤的片子介绍给我看。他也曾经把侯孝贤的片子推荐给陈凯歌，陈凯歌不以为然，我就觉得《童年往事》非常好。就这么个关系。80年代初的时候，谁买得起录像机和录像带？只能是这些香港人，他们有钱，所以能让我们接触到一些港台的电影。
记者：你当时就觉得很不错？
阿城：是挺好的。我突然发现中国也有像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这样的作品。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有许多在50年代国内都放过，比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钟》，可惜就是中国没有跟上去。那时影评对这批电影也都是正面的报道。
记者：那时候您还小吧？
阿城：那时能看懂电影了。虽然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很好，但是中国人不爱看意大利的这类电影。中国观众是好莱坞训练出来的，最成熟的观众是上海观众，电影院门口卖手绢，知道你们爱哭。
记者：您父亲也研究电影，对您的童年影响大吗？
阿城：他是管电影的，算是领导，但实际也管不了什么。划成右派之后他就劳改去了，他跟我们说不上话。等我长大了，我有自己的思想，所以他的电影观念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我父亲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也是很喜欢的，你看他50年代写的影评就知道了，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
我做很多事情
记者：你现在既写电视剧，又做策划。
阿城：我做很多事情。这些只是你们看到名字了，不怎么挣钱，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有很多你们看不到名字的事情。
记者：那么写电视剧、电影剧本是不是完成就好，就当交差？
阿城：你们不太了解编剧这行当。特别麻烦。经常导演说这里要加两句废话，要磨很久。要磨很久是什么意思？好比说原来你一年可以挣到十万，现在可能要磨五年。
记者：自己编剧的电影会去看看吗？
阿城：一个电影编好剧，可能七八年才拍出来，人家早把你给忘了。
记者：近期写了一部电视剧《贞观之治》，怎么会去写历史题材的？
阿城：因为大家对历史都不感兴趣。之前的历史戏那是历史戏吗？都是戏说。我说的是正史。
记者：对现在的文学期刊、小说有了解吗？
阿城：基本上不看了，也不太关注。
记者：你说对当代文坛完全不了解，但如果有朋友新出了一本书，送您一本，您总会去读读吧？
阿城：我一般都谢绝此类赠书。我要买，不要送。朋友的话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应该占他便宜。他的样书可以送给企业家，企业家对他帮助更大。
记者：你说作家是乞丐。据我所知，进入体制内也可以糊口，你是特别看重这种体制外的生活方式？
阿城：我认为在体制内糊不了口……
记者：那我们试着过一种清贫一些的生活呢？
阿城：还不够清贫吗？电影我都不看，那样的票价我承受不了。
不需要做多余动作
记者：在洛杉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阿城：就是因为不认识人，所以在洛杉矶的生活比较好过。在中国是你必须认识人你才能过，关系是一种资源，而在美国不是，不需要做多余动作。
记者：你还是有偏爱的文学作品，比如木心的作品，你个人就比较喜爱。
阿城：木心的作品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知识构成的一部分。反过来，现在的文章，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能看。面对木心的困境，其实是一个新中国的读者所面临的困境。
木心、陈丹青的作品会有新鲜感，那是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相似的，是同构的，看到第一句话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就是这么个情况。
记者：但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知识结构和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肯定是不同的，这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文字一定是优秀的。
阿城：先不要说他是优秀还是糟糕的，不要挑挑拣拣，先拿进来，没多少菜了，还挑什么？挑的结果肯定是营养不良。
记者：说到知识结构，同样是亚洲人，你觉得日本的电影如何？
阿城：日本电影大师太多了，不要老说黑泽明北野武，他们是拍给西方人看的。在日本，只有没水平的导演才把获奖当一回事。文学也一样，日本的剑侠小说一出来，金庸那些小说就不用讨论了，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