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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耳夜鹭》作为艾玛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自2013年春到2017年秋共八则短篇小说。小说中构筑出古今各色的格局背景，创造了各式的“小人物”，其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辛。在明与暗的博弈中，艾玛以短篇的方寸之地，贯彻着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生命主体出发，传递罪案下的体谅与温情。
关键词：《白耳夜鹭》 艾玛 现实主义
一、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2007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米线店》开始，艾玛就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张丽军从历史的视角对“70后”作家群进行梳理时谈到，以卫慧、棉棉、魏微、鲁敏、徐则臣、张学东、艾玛等为代表的“70后可谓是既‘断’又‘续’、既‘新’又‘旧’、既开放又保守地处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夹缝中的一代尴尬群体”。在这种尴尬的境遇中，艾玛则填补了文学传统的“断裂”。她的阅读喜好十分广泛，但存共通之处——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再加她自身所拥有的历史背景，使她的作品内容能与前一时期、后一时期的小说对话，成为衔接新旧时期小说的桥梁。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既能看到“50后”“60后”作家群语境中常见的时代体验（如《初雪》），又能看到“80后”作品中表现的消费主义时代逐利求欲的心态（如《白耳夜鹭》）；既有上承沈从文的古典主义写作风格（如《白鸭》），又有消解小说情节、依靠纯话语叙述的先锋写法（如《路过是何人》）。初读艾玛，甚至怀疑文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不得不为她的语调多变和叙述灵活所折服。深入细读又发现，创作十余年，无论是涔水镇的屋檐，还是岛城的海潮，无论是村民，还是知识分子，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中心——现实主义。
“一个好作家，即便只是在完全虚构的世界里讲述‘非人’的故事，骨子里也要或多或少地流着些现实主义的血”，艾玛在谈到受《聊斋志异》的启发时这样写道。在她2014年创作的《歧途》中，作家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以及作法的道士，还有渴望为爱情变成人类的小灰兔，从情节到字里行间都带有“聊斋”的风采。当作家笔下梦幻的童话照进了生活的现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因忙碌而忽视孩子成长的父亲的内疚，也从小灰兔的视角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残酷不公与真爱短暂。小说叙述的模糊与留白使作品解读充满了多义性，但每个读者都会读出点故事。
在《白耳夜鹭》小说集中，少有人物扭转自身命运、走向成功，大多来时庸庸碌碌，去时碌碌庸庸。“初雪”来时，来家拜访的年轻人使“我”想起了多年前自己违心陷害了一位法律界泰斗的过往，过往已过，现实再也无法改变；旁人所不理解的马德走了，临终也没有留下一个好名声，儿子小勇的爱情事业双失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四季录》的读书会上，艾玛阐释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追求：“现实的真相，永远比小说中更残酷。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生活要继续向前，就势必要付出一些代价，而历史要继续向前，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在原来的沟壑废墟上，铺上泥土，种上鲜花。”既不掩盖，也不丑化，能对现实给予正视与改善就是小说创作的意义。
艾玛有历史和法律的双重学科知识背景、双重的地域文化，再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看待事物更加深刻，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丰厚而辽阔的资源与视角。艾玛对现实主义的贯彻，突出表现在她对社会事件、社会制度的关注：“现在的我，可能更关注制度建设中的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建设法治中国，我认为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值得去写的。”人的心灵是感性的，社会制度是理性的，正是温热而柔软的人性与文学，才能反衬出现实的残酷，也更突显了人文关怀的必要性，这是艾瑪创作的初衷，也是现实精神的核心。
二、法理之上的人性体恤
对艾玛的访谈中，很多人问她自身如何平衡法律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学习与教学使她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事件的关注点，她甚至跟朋友调侃道：“我这几个短篇，其实也可以换个题目写成学术论文。”《白耳夜鹭》中扑朔迷离的案情得益于法学所带来的逻辑的理性和严谨，这为艾玛的创作打上了独一无二的印记——欲说还休的悬疑，事实背后的隐情，使小说题材在泛泛的爱情故事、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又因为热爱文学给她带来的敏锐的感受力，使得艾玛能够抛弃“平庸的学术理性”，以小说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宣泄内心的感受。艾玛认同“法律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选择”的说法，在小说中体现了对法和情的独特思考，也暗含着令人动容的人情。
《白鸭》是为一例。其上篇讲述了北宋时期通判大人到上城查案，下篇则写了“我”在外漂泊多年携妻回到家乡上镇“偶遇”故人小豪，都紧扣“白鸭”刘流儿的故事。“白鸭”就是替罪羊，犯法之人可以用大笔的金钱“买”人顶罪：富者舍财留人，贫者舍人留财，暗中交易，各取所需。从公义的角度，作恶者没有受到惩罚，是违背法律、公理的。从宏观的角度，心照不宣的白鸭使上城“物盛民安、词清讼简”，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从当事人的角度，下篇中的“我”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一事无成，用六年的牢狱生活换了价值五十万的黄金，出狱之后携妻遍览山水，生活惬意。小豪虽免除了牢狱之灾，但由于后来恩伯中风，生活窘迫无比，好似以另一种方式偿还了年轻时犯下的“血债”。因此，“白鸭”虽不合法，但却“合情”。上城也好、上镇也罢，几百年都在延续着相似的故事，展现着艾玛对于人情的思考。
三、生命感受凌驾于事实真相
艾玛的小说具有先锋意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结构，她的故事真相总是隐藏在叙述者背后，似昏黄而模糊的微光却使窗外人始终看不清也摸不透结局。
李屹在读完《白耳夜鹭》后感慨：“不敢相信自己找到的是完整的小说”，“怎么有作者敢这样‘放弃’故事的明线？”这正反映了艾玛的创作追求——相比故事情节的叙述，她更重生命感受的流露。在《白耳夜鹭》的创作谈《一点题外话》中，艾玛这样写道：“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了关于导致希波战争的两种说法，他说：‘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也是。”艾玛真正想呈现给读者的不是“解谜”般的阅读体验，也并非孰正孰恶道德说教，而是亡命天涯之人的精神常态——失语、恍惚。表面上的“我”莳花弄草、酒馆偷闲，但摄影师的调查乃至一举一动都拨弄着“我”敏感的神经。在与秦后来谈到此事时，“我”故作镇定地“装出一副特别兴奋的样子”，为了逃避过去的罪孽，“我”伪装的面具已经习惯性地生长在面颊上。而犯罪场景、故人往事却深植于记忆中，像一面挂在床头的镜子，在每个寂静的深夜将明月的冷光反照到“我”脸上：惊醒，心慌，难眠，又是一夜。艾玛曾说“我偏爱人物，胜过故事。”于是，深藏秘密却始终未提姓名的“我”，一位又一位地出现在小说中。“我”是《白耳夜鹭》里杀掉木歌而流亡外省的凶手，“我”也是《初雪》中为保全自身而陷害前辈的退休教授，“我”还可以是《往事一页》中与好友丈夫暗生情愫的丧偶妇人。“我”姓甚名谁并不重要，这并不妨碍“我”使读者记住、给读者以震撼、留读者以余味，这要归功于艾玛对每个主人公苦心孤诣的体谅与摹写。作者真正将自身的生命体验、心理感受投射到人物当中去，人物才 “活”起来。
我们在书中读到了一个个委顿平庸的生命：他瞒过爱人，带着亲手做的手切糕，穿过大半个城市来探望“朋友”；他没有勇气为出轨负责，却总宣称是妻子“要死要活”不肯离婚；他以无知之箭射伤了前辈，还为了自保误将前辈送上了批斗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的“懦弱”本质暴露无遗，这种“懦弱”在艾玛冷静的心理剖析下拥有了获得谅解的机会，他们的困境与窘迫全都跃然纸上，与无数读者产生共鸣。
“白耳夜鹭”是孤独的鸟，没有亚种分化、没有表亲，就如彷徨在车水马龙中的知识分子。熙熙攘攘的热闹不属于他们，深埋在心中的秘辛使他们在喧哗的闹市中仍深感孤独。艾玛以生活经历与现实案件为素材，用现代、多样的笔法不断地衡量着法理与人情的重量，完成了以人性之明博罪罚之暗，勾勒出知识分子们孤独的内心旁白。
参考文献：
[1] 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2）.
[2] 周玮舒.艾玛访谈录[J].时代文学，2013（9）.
[3] 艾玛.以小博大的短篇[N].文艺报，2012.
[4] 桂鱼.走出乌托邦，就进入了真实[N].载“良友书坊”公众号，2018.
[5] 艾玛.写作是一种释放[N].山东商报，2018.
[6] 李屹.亡命之徒啊，你触碰什么，什么就破碎——从《白耳夜鹭》回看艾玛小说中的爱恨情仇[N].同代人，2017.
作 者： 杨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白耳夜鹭》 艾玛 现实主义
一、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2007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米线店》开始，艾玛就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张丽军从历史的视角对“70后”作家群进行梳理时谈到，以卫慧、棉棉、魏微、鲁敏、徐则臣、张学东、艾玛等为代表的“70后可谓是既‘断’又‘续’、既‘新’又‘旧’、既开放又保守地处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夹缝中的一代尴尬群体”。在这种尴尬的境遇中，艾玛则填补了文学传统的“断裂”。她的阅读喜好十分广泛，但存共通之处——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再加她自身所拥有的历史背景，使她的作品内容能与前一时期、后一时期的小说对话，成为衔接新旧时期小说的桥梁。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既能看到“50后”“60后”作家群语境中常见的时代体验（如《初雪》），又能看到“80后”作品中表现的消费主义时代逐利求欲的心态（如《白耳夜鹭》）；既有上承沈从文的古典主义写作风格（如《白鸭》），又有消解小说情节、依靠纯话语叙述的先锋写法（如《路过是何人》）。初读艾玛，甚至怀疑文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不得不为她的语调多变和叙述灵活所折服。深入细读又发现，创作十余年，无论是涔水镇的屋檐，还是岛城的海潮，无论是村民，还是知识分子，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中心——现实主义。
“一个好作家，即便只是在完全虚构的世界里讲述‘非人’的故事，骨子里也要或多或少地流着些现实主义的血”，艾玛在谈到受《聊斋志异》的启发时这样写道。在她2014年创作的《歧途》中，作家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以及作法的道士，还有渴望为爱情变成人类的小灰兔，从情节到字里行间都带有“聊斋”的风采。当作家笔下梦幻的童话照进了生活的现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因忙碌而忽视孩子成长的父亲的内疚，也从小灰兔的视角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残酷不公与真爱短暂。小说叙述的模糊与留白使作品解读充满了多义性，但每个读者都会读出点故事。
在《白耳夜鹭》小说集中，少有人物扭转自身命运、走向成功，大多来时庸庸碌碌，去时碌碌庸庸。“初雪”来时，来家拜访的年轻人使“我”想起了多年前自己违心陷害了一位法律界泰斗的过往，过往已过，现实再也无法改变；旁人所不理解的马德走了，临终也没有留下一个好名声，儿子小勇的爱情事业双失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四季录》的读书会上，艾玛阐释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追求：“现实的真相，永远比小说中更残酷。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生活要继续向前，就势必要付出一些代价，而历史要继续向前，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在原来的沟壑废墟上，铺上泥土，种上鲜花。”既不掩盖，也不丑化，能对现实给予正视与改善就是小说创作的意义。
艾玛有历史和法律的双重学科知识背景、双重的地域文化，再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看待事物更加深刻，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丰厚而辽阔的资源与视角。艾玛对现实主义的贯彻，突出表现在她对社会事件、社会制度的关注：“现在的我，可能更关注制度建设中的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建设法治中国，我认为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值得去写的。”人的心灵是感性的，社会制度是理性的，正是温热而柔软的人性与文学，才能反衬出现实的残酷，也更突显了人文关怀的必要性，这是艾瑪创作的初衷，也是现实精神的核心。
二、法理之上的人性体恤
对艾玛的访谈中，很多人问她自身如何平衡法律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学习与教学使她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事件的关注点，她甚至跟朋友调侃道：“我这几个短篇，其实也可以换个题目写成学术论文。”《白耳夜鹭》中扑朔迷离的案情得益于法学所带来的逻辑的理性和严谨，这为艾玛的创作打上了独一无二的印记——欲说还休的悬疑，事实背后的隐情，使小说题材在泛泛的爱情故事、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又因为热爱文学给她带来的敏锐的感受力，使得艾玛能够抛弃“平庸的学术理性”，以小说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宣泄内心的感受。艾玛认同“法律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选择”的说法，在小说中体现了对法和情的独特思考，也暗含着令人动容的人情。
《白鸭》是为一例。其上篇讲述了北宋时期通判大人到上城查案，下篇则写了“我”在外漂泊多年携妻回到家乡上镇“偶遇”故人小豪，都紧扣“白鸭”刘流儿的故事。“白鸭”就是替罪羊，犯法之人可以用大笔的金钱“买”人顶罪：富者舍财留人，贫者舍人留财，暗中交易，各取所需。从公义的角度，作恶者没有受到惩罚，是违背法律、公理的。从宏观的角度，心照不宣的白鸭使上城“物盛民安、词清讼简”，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从当事人的角度，下篇中的“我”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一事无成，用六年的牢狱生活换了价值五十万的黄金，出狱之后携妻遍览山水，生活惬意。小豪虽免除了牢狱之灾，但由于后来恩伯中风，生活窘迫无比，好似以另一种方式偿还了年轻时犯下的“血债”。因此，“白鸭”虽不合法，但却“合情”。上城也好、上镇也罢，几百年都在延续着相似的故事，展现着艾玛对于人情的思考。
三、生命感受凌驾于事实真相
艾玛的小说具有先锋意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结构，她的故事真相总是隐藏在叙述者背后，似昏黄而模糊的微光却使窗外人始终看不清也摸不透结局。
李屹在读完《白耳夜鹭》后感慨：“不敢相信自己找到的是完整的小说”，“怎么有作者敢这样‘放弃’故事的明线？”这正反映了艾玛的创作追求——相比故事情节的叙述，她更重生命感受的流露。在《白耳夜鹭》的创作谈《一点题外话》中，艾玛这样写道：“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了关于导致希波战争的两种说法，他说：‘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他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也是。”艾玛真正想呈现给读者的不是“解谜”般的阅读体验，也并非孰正孰恶道德说教，而是亡命天涯之人的精神常态——失语、恍惚。表面上的“我”莳花弄草、酒馆偷闲，但摄影师的调查乃至一举一动都拨弄着“我”敏感的神经。在与秦后来谈到此事时，“我”故作镇定地“装出一副特别兴奋的样子”，为了逃避过去的罪孽，“我”伪装的面具已经习惯性地生长在面颊上。而犯罪场景、故人往事却深植于记忆中，像一面挂在床头的镜子，在每个寂静的深夜将明月的冷光反照到“我”脸上：惊醒，心慌，难眠，又是一夜。艾玛曾说“我偏爱人物，胜过故事。”于是，深藏秘密却始终未提姓名的“我”，一位又一位地出现在小说中。“我”是《白耳夜鹭》里杀掉木歌而流亡外省的凶手，“我”也是《初雪》中为保全自身而陷害前辈的退休教授，“我”还可以是《往事一页》中与好友丈夫暗生情愫的丧偶妇人。“我”姓甚名谁并不重要，这并不妨碍“我”使读者记住、给读者以震撼、留读者以余味，这要归功于艾玛对每个主人公苦心孤诣的体谅与摹写。作者真正将自身的生命体验、心理感受投射到人物当中去，人物才 “活”起来。
我们在书中读到了一个个委顿平庸的生命：他瞒过爱人，带着亲手做的手切糕，穿过大半个城市来探望“朋友”；他没有勇气为出轨负责，却总宣称是妻子“要死要活”不肯离婚；他以无知之箭射伤了前辈，还为了自保误将前辈送上了批斗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的“懦弱”本质暴露无遗，这种“懦弱”在艾玛冷静的心理剖析下拥有了获得谅解的机会，他们的困境与窘迫全都跃然纸上，与无数读者产生共鸣。
“白耳夜鹭”是孤独的鸟，没有亚种分化、没有表亲，就如彷徨在车水马龙中的知识分子。熙熙攘攘的热闹不属于他们，深埋在心中的秘辛使他们在喧哗的闹市中仍深感孤独。艾玛以生活经历与现实案件为素材，用现代、多样的笔法不断地衡量着法理与人情的重量，完成了以人性之明博罪罚之暗，勾勒出知识分子们孤独的内心旁白。
参考文献：
[1] 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2）.
[2] 周玮舒.艾玛访谈录[J].时代文学，2013（9）.
[3] 艾玛.以小博大的短篇[N].文艺报，2012.
[4] 桂鱼.走出乌托邦，就进入了真实[N].载“良友书坊”公众号，2018.
[5] 艾玛.写作是一种释放[N].山东商报，2018.
[6] 李屹.亡命之徒啊，你触碰什么，什么就破碎——从《白耳夜鹭》回看艾玛小说中的爱恨情仇[N].同代人，2017.
作 者： 杨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