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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叶在藏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成为财富的象征，藏区饮用的茶叶多产自于四川地区，因此边茶运输线在川藏之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贸易线。边茶后期在英茶的冲击下，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边茶贸易的兴衰成为了清末民初川边转口贸易枯荣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边茶；雅安；康定；清末民初
清末开商通埠以后，国内的贸易开始大量地与国外进行交流，到民国时期川西北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而其时沿路的城镇趁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位于交通线上和中转枢纽的城镇，更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边茶在川康贸易中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商业地位，但后期在英茶的冲击下，却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边茶贸易的兴衰成为了清末民初川边转口贸易枯荣的历史见证。
一、清末民初的川边茶叶贸易概况
茶叶在藏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成为财富的象征，藏区饮用的茶叶多产自于四川地区，因此边茶运输线在川藏之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贸易线。乾隆时期曾对边茶有过明确的划分规定，雅安、天全、荣经等地所产的茶叶专销康藏地区，成为“南路边茶”；而灌县、崇庆、大邑等地所产茶叶则专销松潘、理县等地，成为“西路边茶”。民国时期的边茶将其划分沿革下来，除了产地更为广阔以外，依旧按照其运销路线的不同，主要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是四川边茶的大宗产品，“按采摘时间不同，可分为六种。毛尖茶，产于清明前，芽茶产于谷雨前，谷雨时所产为砖茶，立夏后所产是金尖茶，金玉茶产于端阳后，金仓茶产于夏季[1]。”而西路边茶一般采用粗细兼收，其原料为一到两年的粗老茶枝，然后将其压制成茯砖和方包茶运往西边，其茶色枯黄，后在英茶的冲击下逐渐被淘汰。川边的茶叶运输多靠人力与牲畜驮运，就算在公路修通以后，也因为其道路艰险难行等诸多限制，汽运并没有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西路途经灌县、龙溪、兴文坪后抵达汶川，再从汶川抵威州。到威州后可分为两道，一道至理番至杂古脑、金川和懋功；另一道至茂县，行60公里左右抵达垒溪后，最终抵达松潘，自从再由懋功和松潘二地运往甘肃、青海一带。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作、中转中心，其中康定因其重要地理位置。南路边茶主要运往康藏等地，路线先由雅安运至康定，再由康定分别运往玉树、拉萨以及拉萨后藏等地。一般由雅安运达的茶叶都会在康定存放一定时间。锅庄成为边茶贸易上重要的中转和交易中心，而后交易完成，再由藏地商人通过牦牛和人力辗转运往拉萨，其中从康定最终抵达拉萨全程共计2578公里，在这漫长的运输途中主要靠人力。“在边茶业盛时，康定经营边茶业之锅庄一度达38家之多。民国7年川边有事，康藏边销茶税收转归川边镇守使，增引8000道，民国10年又增2000引[2]。”这条繁忙的川藏贸易线却没有成为常青树，而是在英、印茶叶的冲击下开始衰败起来。
二、旅人视野中的边茶贸易
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凡经过这条交通线的，茶叶贸易始终是引人注意的一点，于是在众多旅人的笔记下，留下了许多关于边茶贸易的记载。英国人古柏曾记述道，茶背子的工资“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茶叶包依次叠放在竹篾编织的背筐里，背带用宽宽的皮带绑制。每人手上持一根木头的丁字形手杖，手杖尖头镶有铁皮，歇气时就用手杖支撑背上的茶包……这种艰苦的旅程为240公里，同时还带上一点用具，需要自备干粮[3]。”古柏在返回印度之后便向当局提供了报告，讲述了他在川康的一些实地考察情况，并指出茶叶是打通西藏的重要武器，若能加以妥善经营，英茶必能代替川茶，并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古柏带回的信息显然对英国当局带来巨大的震撼，至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英方取得云南口岸的通商也不无关系[4]。著名的汉人喇嘛邢肃芝在前往雅安的时候，沿路便看见大量的茶背子，同时也有大量的康藏商人来此采购货物，市场上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可以见得，雅安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茶叶制作和转运中心，据邢肃芝记载，“雅安的几家大茶行，每天都有成千篓的生茶和上万块的熟茶砖输入输出，尤其在春夏两季的产茶期最红火。住在永昌茶行，我每天看他们不断地收购生茶，茶叶堆积得像小山一样”藏区对茶叶的依赖促进了边茶贸易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制茶城市商业的繁荣，离雅安195公里的康定就是其重要代表，雅安茶商多在康定设立分行，“据1939年的统计，‘包家锅庄’年销售额达80万大洋、‘白家锅庄’70万大洋、‘充家锅庄’60万大洋，各家的‘退头’也有数万大洋之多[5]。”繁荣的边茶贸易不仅给当地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是政府西南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是何地来的“外乡人”总会对边茶的贸易进行一定的关注，并留下或多或少的一笔。
三、边茶贸易的衰落因素
1893年，英茶和印茶开始自南向北由云南、西藏边界涌入内地，对南路边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笔者认为，边茶的衰败原因主要分为外部英、印茶叶冲击与内部经营僵化两部分，而其中占主要位置的为内部因素。首先在产茶技术方面，川康地区的茶农对于茶叶的种植并不是特别重视，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且就管理规范的茶园。再加上川大在运进藏区的过程中全靠人力，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相反英、印茶叶的运输成本却相对廉价，且其制作的过程也比较先进和规范，茶叶汤色远比比本地川茶好，因此英、印茶叶一经涌入，便在西南边去迅速打开了市场。其次，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市场管理体制，茶商在经营的过程中往往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甚至压榨和欺压茶农。许多茶商和锅庄主人甚至结成垄断的联盟，从而操作市场。更有甚者，奸商将假茶、次茶混跡其中，鱼目混珠销往藏区，“当藏区人民发现出高价买来的是假茶，干脆就近购买印茶”而茶农经过茶商的垄断盘剥，既没有获得适当的经济收益，更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扩大茶叶，改进技术，再加上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社会动荡不堪，战乱连年，并没有给边茶的发展留有一块相对安定的市场环境。川边地区先有清末列强的争夺，后军阀混战，国民党的长征围剿以及日军侵华，战乱让川茶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当地驻军对茶叶种植的破坏，严重伤害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日军侵华，国民经济紧张导致边茶的欠款无法收回，许多茶商坚持不住巨大的损失便纷纷破了产，而茶业萧条的致使茶农和茶背子失去经济来源，人民的生活来源也受到了威胁，从而又转为对茶叶的购买能力下降[6]。总的来说，在众多因素中内因是导致民国时期边茶贸易衰颓的根本所在，而外部市场的冲击只是加速了边茶衰颓的节奏。因此川康茶叶贸易至今仍然需要被重视起来，不仅在于其重要的经济税收和政治地位，更是在于边茶贸易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民族交流渠道，依托边茶贸易这条渠道，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融合，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汉藏关系长久融洽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邢肃芝（口述），张建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J].三联书店，2008，（B07）：46-46.
[2][英]古柏（T.T.Cooper）.《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摘译）》.屈小玲（译）.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六卷）[J].巴蜀书社，2008，242-247.
[3]董春美，陈廷湘.民国时期西康边茶衰落的原因[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1，（6）：125-128.
[4]陶勇.康定在茶马古道中的历史地位及新时期复兴探讨[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25（5）：19-26.
[5]张保见.民国时期（1912～1949）川西北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述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9（3）：75-82.
[6]陶德臣.民国川康边茶的生产与贸易[J].贵州茶叶，2011，（2）：53-56.
关键词：边茶；雅安；康定；清末民初
清末开商通埠以后，国内的贸易开始大量地与国外进行交流，到民国时期川西北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而其时沿路的城镇趁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位于交通线上和中转枢纽的城镇，更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边茶在川康贸易中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商业地位，但后期在英茶的冲击下，却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边茶贸易的兴衰成为了清末民初川边转口贸易枯荣的历史见证。
一、清末民初的川边茶叶贸易概况
茶叶在藏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成为财富的象征，藏区饮用的茶叶多产自于四川地区，因此边茶运输线在川藏之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贸易线。乾隆时期曾对边茶有过明确的划分规定，雅安、天全、荣经等地所产的茶叶专销康藏地区，成为“南路边茶”；而灌县、崇庆、大邑等地所产茶叶则专销松潘、理县等地，成为“西路边茶”。民国时期的边茶将其划分沿革下来，除了产地更为广阔以外，依旧按照其运销路线的不同，主要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是四川边茶的大宗产品，“按采摘时间不同，可分为六种。毛尖茶，产于清明前，芽茶产于谷雨前，谷雨时所产为砖茶，立夏后所产是金尖茶，金玉茶产于端阳后，金仓茶产于夏季[1]。”而西路边茶一般采用粗细兼收，其原料为一到两年的粗老茶枝，然后将其压制成茯砖和方包茶运往西边，其茶色枯黄，后在英茶的冲击下逐渐被淘汰。川边的茶叶运输多靠人力与牲畜驮运，就算在公路修通以后，也因为其道路艰险难行等诸多限制，汽运并没有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西路途经灌县、龙溪、兴文坪后抵达汶川，再从汶川抵威州。到威州后可分为两道，一道至理番至杂古脑、金川和懋功；另一道至茂县，行60公里左右抵达垒溪后，最终抵达松潘，自从再由懋功和松潘二地运往甘肃、青海一带。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作、中转中心，其中康定因其重要地理位置。南路边茶主要运往康藏等地，路线先由雅安运至康定，再由康定分别运往玉树、拉萨以及拉萨后藏等地。一般由雅安运达的茶叶都会在康定存放一定时间。锅庄成为边茶贸易上重要的中转和交易中心，而后交易完成，再由藏地商人通过牦牛和人力辗转运往拉萨，其中从康定最终抵达拉萨全程共计2578公里，在这漫长的运输途中主要靠人力。“在边茶业盛时，康定经营边茶业之锅庄一度达38家之多。民国7年川边有事，康藏边销茶税收转归川边镇守使，增引8000道，民国10年又增2000引[2]。”这条繁忙的川藏贸易线却没有成为常青树，而是在英、印茶叶的冲击下开始衰败起来。
二、旅人视野中的边茶贸易
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凡经过这条交通线的，茶叶贸易始终是引人注意的一点，于是在众多旅人的笔记下，留下了许多关于边茶贸易的记载。英国人古柏曾记述道，茶背子的工资“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茶叶包依次叠放在竹篾编织的背筐里，背带用宽宽的皮带绑制。每人手上持一根木头的丁字形手杖，手杖尖头镶有铁皮，歇气时就用手杖支撑背上的茶包……这种艰苦的旅程为240公里，同时还带上一点用具，需要自备干粮[3]。”古柏在返回印度之后便向当局提供了报告，讲述了他在川康的一些实地考察情况，并指出茶叶是打通西藏的重要武器，若能加以妥善经营，英茶必能代替川茶，并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古柏带回的信息显然对英国当局带来巨大的震撼，至于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英方取得云南口岸的通商也不无关系[4]。著名的汉人喇嘛邢肃芝在前往雅安的时候，沿路便看见大量的茶背子，同时也有大量的康藏商人来此采购货物，市场上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可以见得，雅安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茶叶制作和转运中心，据邢肃芝记载，“雅安的几家大茶行，每天都有成千篓的生茶和上万块的熟茶砖输入输出，尤其在春夏两季的产茶期最红火。住在永昌茶行，我每天看他们不断地收购生茶，茶叶堆积得像小山一样”藏区对茶叶的依赖促进了边茶贸易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制茶城市商业的繁荣，离雅安195公里的康定就是其重要代表，雅安茶商多在康定设立分行，“据1939年的统计，‘包家锅庄’年销售额达80万大洋、‘白家锅庄’70万大洋、‘充家锅庄’60万大洋，各家的‘退头’也有数万大洋之多[5]。”繁荣的边茶贸易不仅给当地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是政府西南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是何地来的“外乡人”总会对边茶的贸易进行一定的关注，并留下或多或少的一笔。
三、边茶贸易的衰落因素
1893年，英茶和印茶开始自南向北由云南、西藏边界涌入内地，对南路边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笔者认为，边茶的衰败原因主要分为外部英、印茶叶冲击与内部经营僵化两部分，而其中占主要位置的为内部因素。首先在产茶技术方面，川康地区的茶农对于茶叶的种植并不是特别重视，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且就管理规范的茶园。再加上川大在运进藏区的过程中全靠人力，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相反英、印茶叶的运输成本却相对廉价，且其制作的过程也比较先进和规范，茶叶汤色远比比本地川茶好，因此英、印茶叶一经涌入，便在西南边去迅速打开了市场。其次，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市场管理体制，茶商在经营的过程中往往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甚至压榨和欺压茶农。许多茶商和锅庄主人甚至结成垄断的联盟，从而操作市场。更有甚者，奸商将假茶、次茶混跡其中，鱼目混珠销往藏区，“当藏区人民发现出高价买来的是假茶，干脆就近购买印茶”而茶农经过茶商的垄断盘剥，既没有获得适当的经济收益，更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扩大茶叶，改进技术，再加上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社会动荡不堪，战乱连年，并没有给边茶的发展留有一块相对安定的市场环境。川边地区先有清末列强的争夺，后军阀混战，国民党的长征围剿以及日军侵华，战乱让川茶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当地驻军对茶叶种植的破坏，严重伤害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日军侵华，国民经济紧张导致边茶的欠款无法收回，许多茶商坚持不住巨大的损失便纷纷破了产，而茶业萧条的致使茶农和茶背子失去经济来源，人民的生活来源也受到了威胁，从而又转为对茶叶的购买能力下降[6]。总的来说，在众多因素中内因是导致民国时期边茶贸易衰颓的根本所在，而外部市场的冲击只是加速了边茶衰颓的节奏。因此川康茶叶贸易至今仍然需要被重视起来，不仅在于其重要的经济税收和政治地位，更是在于边茶贸易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民族交流渠道，依托边茶贸易这条渠道，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融合，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汉藏关系长久融洽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邢肃芝（口述），张建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J].三联书店，2008，（B07）：46-46.
[2][英]古柏（T.T.Cooper）.《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摘译）》.屈小玲（译）.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六卷）[J].巴蜀书社，2008，242-247.
[3]董春美，陈廷湘.民国时期西康边茶衰落的原因[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1，（6）：125-128.
[4]陶勇.康定在茶马古道中的历史地位及新时期复兴探讨[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25（5）：19-26.
[5]张保见.民国时期（1912～1949）川西北商业及城镇的发展与布局述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9（3）：75-82.
[6]陶德臣.民国川康边茶的生产与贸易[J].贵州茶叶，2011，（2）：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