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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赵新月 （中国工运理论学者)
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工资谈判，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
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理认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情况将使得某类劳动需求曲线，具有很高的劳动需求的工资弹性：第一，劳动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较大；第二，对利用该类劳动要素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第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较大；第四，该类劳动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这个定理本来是谈“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问题的，但我想把它移植到工会的谈判能力上。
一 产品需求，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影响消费者！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工会的一条策略。依常理，工会最关注的对象，除了劳动者，就是资本拥有者。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会组织，却非常关注消费者，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来达到提高工会谈判能力的目的。
美国工会近年来，一直对“中国制造”抱有敌意，认为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甚而发展到强烈呼吁国会，通过贸易手段阻止中国产品进入，有的工会还发起抵制中国货的运动。其目的，也是要影响消费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品，就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到902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纺织业、家电业、钢铁业乃至近来的汽车业产品大量进入美国。美国工人觉得自己怎么叫卖都不行了，于是开始采取抵制行动。以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家的格局一去不返，却出现了这部分工人反对那部分工人的运动。
二、产业兴衰和替代工人的难易，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在美国工会来华访问的成员中，有一个“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是安迪·斯特恩，他在访华期间表示，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在面对全球化时增加讨价还价的实力。
在美国，清洁工收入最低，尤其在大城市，清洁工的来源主要是移民。为了替清洁工争取工资和福利，斯特恩首先成功地组织了 纽约的清洁工，使其工资从原来每小时不到7美元上升到18.5美元，并且医疗、退休等福利实现了从无到有。之后，工会在其他城市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组建活动，两年就有超过55%的清洁工加入了服务业工会。这样，工会对劳动力的供应就有了垄断权，工资和福利的谈判随即开始。如今，清洁工平均工资每小时11.75美元，并且还能够享受到医疗和退休福利，超过70%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令人吃惊的是，当地服务业的老板对此也表示满意。因为老板之间减少了相互拼命减价的压力，而且工人辞职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斯特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个：一是服务业的发展为服务业工会提供了经济背景。夕阳产业往往催生“夕阳工会”，朝阳产业可以孕育“朝阳工会”。与服务业工会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会的瓦解乃至消亡。二是清洁工作为劳动力资源，不容易被机器、技术取代。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清洁工人会永远存在，甚至社会越发展，就越需要清洁工。美国、加拿大如此，中国、越南也不例外。
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清洁工不容易被机器取代，所以，服务业工会永远有谈判能力增长的空间。同时，如果有一种更先进的机器发明出来，又必须由清洁工亲自操作，而这种机器价格过于昂贵，以至于公司购买后成本太高，那么，公司自然不愿意购买，而是宁愿维持现状，让清洁工保持原来的劳作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要求增加工资，也有可能成功，或者说，工会的谈判能力会增强。因为公司宁愿给工人长一点工资，而不愿意付出更高的购买机器的成本。这就叫“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四、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一个企业或单位，如果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是个小数，那么，这个企业的工会谈判能力就高。 这通常被经济学家戏称为“不重要之物的重要性”。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正因为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很小，所以如果增长一点，企业并不太在意，好比你拥有一件名贵的衣服，换几粒好扣子，你不会心疼。反过来，如果总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是个大数，所占比例太高，那么工人想增加工资的可能性就不大，工会的谈判能力就低。
以上四个结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工会可以去“叫卖”，可以选择在朝阳产业、用机器替代工人较难的产业、其他生产要素成本过高的产业、以及劳动力成本比例占总成本比例较低的产业里，大力推进工资协商，因为在这些产业或企业里，工会的谈判能力最强。
今天，我们的工资谈判虽然大面积推开了，但还没有人去仔细分析，哪些产业和企业的谈判因为工会谈判能力差而走了形式，哪些产业和企业的谈判因为工会能力强而尚未到位。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大轰大嗡的推进方式，而要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在一些特定产业、企业更为扎实的增长工资！
【本期嘉宾】
赵新月 （中国工运理论学者)
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工资谈判，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
希克斯—马歇尔派生需求定理认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情况将使得某类劳动需求曲线，具有很高的劳动需求的工资弹性：第一，劳动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较大；第二，对利用该类劳动要素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第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较大；第四，该类劳动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较大。这个定理本来是谈“劳动力需求的自身工资弹性”问题的，但我想把它移植到工会的谈判能力上。
一 产品需求，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影响消费者！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工会的一条策略。依常理，工会最关注的对象，除了劳动者，就是资本拥有者。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会组织，却非常关注消费者，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来达到提高工会谈判能力的目的。
美国工会近年来，一直对“中国制造”抱有敌意，认为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甚而发展到强烈呼吁国会，通过贸易手段阻止中国产品进入，有的工会还发起抵制中国货的运动。其目的，也是要影响消费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品，就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到902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纺织业、家电业、钢铁业乃至近来的汽车业产品大量进入美国。美国工人觉得自己怎么叫卖都不行了，于是开始采取抵制行动。以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家的格局一去不返，却出现了这部分工人反对那部分工人的运动。
二、产业兴衰和替代工人的难易，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在美国工会来华访问的成员中，有一个“国际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是安迪·斯特恩，他在访华期间表示，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在面对全球化时增加讨价还价的实力。
在美国，清洁工收入最低，尤其在大城市，清洁工的来源主要是移民。为了替清洁工争取工资和福利，斯特恩首先成功地组织了 纽约的清洁工，使其工资从原来每小时不到7美元上升到18.5美元，并且医疗、退休等福利实现了从无到有。之后，工会在其他城市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组建活动，两年就有超过55%的清洁工加入了服务业工会。这样，工会对劳动力的供应就有了垄断权，工资和福利的谈判随即开始。如今，清洁工平均工资每小时11.75美元，并且还能够享受到医疗和退休福利，超过70%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令人吃惊的是，当地服务业的老板对此也表示满意。因为老板之间减少了相互拼命减价的压力，而且工人辞职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斯特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原因有两个：一是服务业的发展为服务业工会提供了经济背景。夕阳产业往往催生“夕阳工会”，朝阳产业可以孕育“朝阳工会”。与服务业工会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会的瓦解乃至消亡。二是清洁工作为劳动力资源，不容易被机器、技术取代。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清洁工人会永远存在，甚至社会越发展，就越需要清洁工。美国、加拿大如此，中国、越南也不例外。
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清洁工不容易被机器取代，所以，服务业工会永远有谈判能力增长的空间。同时，如果有一种更先进的机器发明出来，又必须由清洁工亲自操作，而这种机器价格过于昂贵，以至于公司购买后成本太高，那么，公司自然不愿意购买，而是宁愿维持现状，让清洁工保持原来的劳作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要求增加工资，也有可能成功，或者说，工会的谈判能力会增强。因为公司宁愿给工人长一点工资，而不愿意付出更高的购买机器的成本。这就叫“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四、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决定工会的谈判能力。
一个企业或单位，如果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是个小数，那么，这个企业的工会谈判能力就高。 这通常被经济学家戏称为“不重要之物的重要性”。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正因为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很小，所以如果增长一点，企业并不太在意，好比你拥有一件名贵的衣服，换几粒好扣子，你不会心疼。反过来，如果总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是个大数，所占比例太高，那么工人想增加工资的可能性就不大，工会的谈判能力就低。
以上四个结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工会可以去“叫卖”，可以选择在朝阳产业、用机器替代工人较难的产业、其他生产要素成本过高的产业、以及劳动力成本比例占总成本比例较低的产业里，大力推进工资协商，因为在这些产业或企业里，工会的谈判能力最强。
今天，我们的工资谈判虽然大面积推开了，但还没有人去仔细分析，哪些产业和企业的谈判因为工会谈判能力差而走了形式，哪些产业和企业的谈判因为工会能力强而尚未到位。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大轰大嗡的推进方式，而要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在一些特定产业、企业更为扎实的增长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