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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执政过程中，自觉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基本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推动我国走上了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科学执政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72-04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人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以人、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崭新阶段。”[1]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中的负面效应，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
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很多论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机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2]。这就是说，一方面，人具有能动性，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他又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受他所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制约和约束，是“受限制的存在物”[3]。他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3]72。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善，人自身修养的提高必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现实中，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自己国家、地区和阶级的利益需求，置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大前提不顾，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恩格斯在总结工业社会对森林资源掠夺的历史时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无林化。美国，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还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4]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有利于人类改变以往对生态环境颐指气使、任意妄为、蔑视生态的生活观念和实践方式；有利于引导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切实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建立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协调配合的和谐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自然界面前，既保持和发扬了人类合理改造和科学驾驭自然的勇气，又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态环境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把生态文明作为科学执政、追求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给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5]。在建国最初的20年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没有全面地显现。生态文明的思想只是体现在单项工作和局部领域，仅停留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防洪减灾、环境污染问题等方面。
（一）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方面。毛泽东对林业的关注是多元的，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建国后，他曾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6]。1956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紧接着提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6]67。1958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6]51。在积极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同时，毛泽东非常重视森林保护。他曾批示：“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6]78。
（二）防洪减灾、水土保持方面。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要求，“同流域规划相结合，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之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5]262。之后，“兴水利，保持水土”上升为全党意志，中央并于1957年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对于垦荒工作，毛泽东要求“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6]38。他认为尤其要注意避免水土流失，对水土冲刷地区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工作，对山水田林进行综合治理。
（三）环境污染方面。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工业化加快推进等因素的影响，环境污染形势每况愈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给予特别关注。周恩来曾指出，“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了，就是保护了最大生产力，是最大的财富”[7]。1973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并陆续下发了一系列环保文件。比如，1974年的《环境保护规划要点》、1975年的《关于环境保护的10年规划意见》、1976年的《关于编制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知》等，有效地推动了“三废”治理和循环利用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把保护环境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植树绿化、环境保护等具体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增长速度、资源环境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
（一）植树造林、水土保护方面。邓小平既是义务植树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义务植树运动的实践者。他从1982年起连续十几年都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他认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件大好事，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8]。他对西部地区的造林绿化工作尤其关心，要求将植树种草与改善生态、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林业的综合效益。针对水土保护问题，他指出：“黄河所以叫做‘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9]。
（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方面。邓小平多次谈到，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影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对待。建国以来，邓小平始终对中国人口问题高度重视，他要求应做好人口数量的控制、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充分就业等工作。他认为，人口数量过多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他说，“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10]。
关于资源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资源紧张，要合理利用，节约使用。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对天津市负责人讲，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11]。他指出，必须坚持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过量开荒造成的环境恶化。他说，“特别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10]239。对于资源保护，他认为：应从制度入手，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依法保护和科学利用资源。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此后，《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在1978年，邓小平提醒黑龙江等地领导，大面积开荒一定要慎重，有的没搞清，开了荒得不偿失，破坏了土地资源，引起了气候变化，出现了黑风暴、风沙现象。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积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实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了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
（一）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生态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作出了中国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2002年，中国政府向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履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关文件的进展和中国今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想，以及中国对可持续发展若干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与看法。江泽民指出：“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好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13]。他提出，“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必须做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与生态良好的辨证统一。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二）重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开发与利用好资源则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而资源开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做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投资少、消耗资源少。1996年，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3]533。1999年，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立足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要求“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1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记载，到2002年全国已建成20个国家级园林城市、102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和2000多个生态农业示范点。在这一阶段，我国在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同时，加强了工业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实行限期达标排放措施，强制淘汰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生产装置。我国城市环境得到了综合整治，城乡居民的居住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要“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 （三）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在部署西部大开发工作过程中，江泽民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建设问题，提出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他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做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而且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4]343。他认为，要坚持合理利用和节约能源的原则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优势。
五、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观，汲取了人类社会关于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绿色经济等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相连的重大命题和重要论断，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则、主要任务和措施作了具体安排。这一科学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探索，也是对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定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保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6]8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问题作出了重大决定。中央对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了部署；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进行了安排；对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小组会上，温家宝说，甘肃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他强调，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和子孙后代的发展，关系世界的环保事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方针，把这项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提高和升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相对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生态文明是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经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执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硕果累累，但也面临诸多亟需破解的难题。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态政绩观，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法制、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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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7.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毛泽东论林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6.
[7] 孟浪.环境保护事典[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531.
[8] 翟泰丰.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395.
[9]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33.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0.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5.
[12] 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13]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2.
[14]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
[15]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4.
[16] 本书编写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78.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科学执政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6-0072-04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人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以人、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崭新阶段。”[1]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中的负面效应，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
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很多论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机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2]。这就是说，一方面，人具有能动性，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他又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受他所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制约和约束，是“受限制的存在物”[3]。他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3]72。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善，人自身修养的提高必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现实中，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自己国家、地区和阶级的利益需求，置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大前提不顾，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恩格斯在总结工业社会对森林资源掠夺的历史时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无林化。美国，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还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4]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有利于人类改变以往对生态环境颐指气使、任意妄为、蔑视生态的生活观念和实践方式；有利于引导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切实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建立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服务、协调配合的和谐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自然界面前，既保持和发扬了人类合理改造和科学驾驭自然的勇气，又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态环境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把生态文明作为科学执政、追求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给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5]。在建国最初的20年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没有全面地显现。生态文明的思想只是体现在单项工作和局部领域，仅停留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防洪减灾、环境污染问题等方面。
（一）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方面。毛泽东对林业的关注是多元的，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建国后，他曾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6]。1956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紧接着提出了“实行大地园林化”[6]67。1958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6]51。在积极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同时，毛泽东非常重视森林保护。他曾批示：“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6]78。
（二）防洪减灾、水土保持方面。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要求，“同流域规划相结合，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之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5]262。之后，“兴水利，保持水土”上升为全党意志，中央并于1957年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对于垦荒工作，毛泽东要求“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6]38。他认为尤其要注意避免水土流失，对水土冲刷地区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工作，对山水田林进行综合治理。
（三）环境污染方面。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工业化加快推进等因素的影响，环境污染形势每况愈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给予特别关注。周恩来曾指出，“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了，就是保护了最大生产力，是最大的财富”[7]。1973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并陆续下发了一系列环保文件。比如，1974年的《环境保护规划要点》、1975年的《关于环境保护的10年规划意见》、1976年的《关于编制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知》等，有效地推动了“三废”治理和循环利用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把保护环境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植树绿化、环境保护等具体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人口增长速度、资源环境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
（一）植树造林、水土保护方面。邓小平既是义务植树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义务植树运动的实践者。他从1982年起连续十几年都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他认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件大好事，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8]。他对西部地区的造林绿化工作尤其关心，要求将植树种草与改善生态、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林业的综合效益。针对水土保护问题，他指出：“黄河所以叫做‘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9]。
（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方面。邓小平多次谈到，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影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对待。建国以来，邓小平始终对中国人口问题高度重视，他要求应做好人口数量的控制、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充分就业等工作。他认为，人口数量过多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他说，“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10]。
关于资源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资源紧张，要合理利用，节约使用。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对天津市负责人讲，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11]。他指出，必须坚持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过量开荒造成的环境恶化。他说，“特别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10]239。对于资源保护，他认为：应从制度入手，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依法保护和科学利用资源。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此后，《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在1978年，邓小平提醒黑龙江等地领导，大面积开荒一定要慎重，有的没搞清，开了荒得不偿失，破坏了土地资源，引起了气候变化，出现了黑风暴、风沙现象。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积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实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了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
（一）形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生态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作出了中国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2002年，中国政府向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履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关文件的进展和中国今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想，以及中国对可持续发展若干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与看法。江泽民指出：“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好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13]。他提出，“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必须做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与生态良好的辨证统一。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二）重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开发与利用好资源则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而资源开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做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投资少、消耗资源少。1996年，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3]533。1999年，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立足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实际，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要求“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1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记载，到2002年全国已建成20个国家级园林城市、102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和2000多个生态农业示范点。在这一阶段，我国在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同时，加强了工业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实行限期达标排放措施，强制淘汰技术落后和污染严重的生产装置。我国城市环境得到了综合整治，城乡居民的居住质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要“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 （三）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在部署西部大开发工作过程中，江泽民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建设问题，提出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他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做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而且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4]343。他认为，要坚持合理利用和节约能源的原则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优势。
五、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观，汲取了人类社会关于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绿色经济等与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相连的重大命题和重要论断，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则、主要任务和措施作了具体安排。这一科学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探索，也是对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定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保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6]8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问题作出了重大决定。中央对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了部署；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进行了安排；对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小组会上，温家宝说，甘肃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他强调，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和子孙后代的发展，关系世界的环保事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方针，把这项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努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提高和升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相对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生态文明是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经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执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硕果累累，但也面临诸多亟需破解的难题。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如何树立正确的生态政绩观，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法制、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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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2.
[14]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
[15]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4.
[16] 本书编写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78.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