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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基础差、底子薄、队伍散的状况依然比较突出，加之乡村医生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村医积极性受挫，思想出现波动，队伍难以稳定，村级卫生网底仍面临破裂的危险。
每日穿梭于天堑危途巡诊路上的居马泰、身背透析袋依然坚守在卫生所出诊的李前锋、因为爱情来到乡村但没有因为爱情离开的钟晶……如果没有央视 “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的影像为证，乡村医生这个曾被边缘化的群体似乎难以走进公众的视野。
“他们没有编制、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只剩下医者仁心还能让他们勉强支撑下去。”两会期间，当《民生周刊》记者把“乡村医生”作为采访话题抛给全国政协委员姚爱兴时，他的表情瞬间凝重。
事实上，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在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乡村医生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在提高乡村医生待遇、改善乡村医生执业环境、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乡村医生倍受鼓舞。
尽管如此，一些参会的代表委员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基础差、底子薄、队伍散的状况依然比较突出，加之乡村医生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村医积极性受挫，思想出现波动，队伍难以稳定，村级卫生网底仍面临破裂的危险，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尴尬的边缘行走
姚爱兴委员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认为，现阶段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老村医不退岗，大学生不进村”。近些年来，尽管宁夏地区施行“两补三定向”政策，每年针对农村培养1000名定向医生，但村医收入不稳定的现状很难让学子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基层。此外，目前我国有许多村医是在超龄工作。
“由于养老没有基本保障，这些由‘赤脚医生’转变身份的老人宁肯在岗位上硬顶着，也不愿退下来。他们的存在既占了‘村医’的岗位，让新人无法就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百姓看病就医。” 姚爱兴说。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南充市副市长朱家媛观点亦同。她指出，大部分乡村医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赤脚医生”或80年代的乡村医生，是跟师学艺或经短期非系统化医学培训进入乡村医生队伍的。一方面，由于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适应“走村入户”式的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岗位执业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学历水平低和专业基础知识薄弱，抵御医疗风险能力差，难以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更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卫生事业需要。
除此之外，朱家媛还认为，由于执业资格合格率低，导致乡村医生从业风险极大。
她分析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乡村医生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者具有中等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和经培训达到中等医学专业水平的其他人员方可申请执业注册。而大量的乡村医生由于专业素养较差，往往通不过资格考试，目前全国近百万乡村医生中仅有10余万人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加之2005年各省、市（州）在考核认定乡村医生执业资格中，由于操作层面的多种原因，还有不少人未能登记注册，没有合法行医资格，但仍在行医。现在如果取消了这部分没有执业资格的村医，则无人代其从事农村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如果保留这部分村医，则形成非法行医的尴尬局面。
其实，最让朱家媛担心的，是从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公职性质工作的乡村医生属于农民身份，没有得到与公共职能职责相符合的待遇，无法像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她指出，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村医可以加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但参保率不高的原因一是由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太低，与乡村医生盼望纳入体制内参保的期望值有较大差距，村医参加新农保积极性不高；二是要村医全额自费参保，村医并不愿意加入；三是新农保对参保人员的年龄都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普遍超龄的乡村医生队伍来说，养老保险有名无实。因此，村医仍处于无编制、无工资、无保障的“三无”状况。
不仅如此，由于乡村医生执业环境差、待遇低、无保障，难以吸引和留住年纪轻、有能力、有资质的医生，队伍中弃医改行和外出流失的人较多，村级卫生服务缺乏符合岗位执业要求的年轻村医，面临“人走网破”的威胁。
“因为目前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乡村医生这支队伍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朱家媛说。
医改的关键是基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基层。看病难背后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最失衡的地方在基层、在边远山区、在农牧区。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张健也指出，由于前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点在基层，基层的医疗服务环境、服务条件、服务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基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相对来说较为缓慢，其瓶颈在于人才。
张健称，培养一名医生比培养其他人才所需时间更长，而要使培养的人才能顺畅地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更难。这也就决定了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培养和素质提升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见到明显成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2年，张健参加了针对湖南省20个县市区基层卫生人才状况的调研活动，调研结果反映，在20个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学本科生仅占7%；医学中专学历比例达到46%；仍有9%的人员无医学学历。基层普遍反映缺乏医技、检验、妇产科、护士、公卫等方面的人才。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难提高状况令人堪忧。
稳定基层卫生队伍
张健认为，要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关键在于基层有一支引得进、留得住、提得高、用得上的医务人员队伍。
他建议，要畅通医学生下基层的渠道。一是要转变医学院校办学理念，适当调整教学课程，面向基层合理开设相关医学课程，培养适宜农村的卫生人才；积极指导、引导医学生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就业。二是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养。
除此之外，要夯实卫生人才自愿扎根基层的软硬件环境。要继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房屋、设备建设，以及职工住房建设，为引进、留住卫生人才打下基础。同时还要适当增加编制，保证基层医务人员的稳定，满足群众就近看病就医需求。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稳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保证财政投入到位，保证基层机构职工合理待遇不降低。四是切实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一类公益性事业机构对待，提升卫生人才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朱家媛的建议是，推行全面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将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的延伸（或派驻）机构，实行政务、财务、业务、药品、人才统一管理，使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融为一体，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同时对村医实行合同制（聘用制）管理，由乡镇卫生院与乡村医生签订聘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使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受《劳动法》保护。也可以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由乡镇卫生院根据乡村医生的业务收入、完成公共卫生服质量、工作年限、职称及综合目标考核等为其发放工资，落实与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同样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
每日穿梭于天堑危途巡诊路上的居马泰、身背透析袋依然坚守在卫生所出诊的李前锋、因为爱情来到乡村但没有因为爱情离开的钟晶……如果没有央视 “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的影像为证，乡村医生这个曾被边缘化的群体似乎难以走进公众的视野。
“他们没有编制、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只剩下医者仁心还能让他们勉强支撑下去。”两会期间，当《民生周刊》记者把“乡村医生”作为采访话题抛给全国政协委员姚爱兴时，他的表情瞬间凝重。
事实上，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在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乡村医生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在提高乡村医生待遇、改善乡村医生执业环境、稳定乡村医生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乡村医生倍受鼓舞。
尽管如此，一些参会的代表委员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基础差、底子薄、队伍散的状况依然比较突出，加之乡村医生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村医积极性受挫，思想出现波动，队伍难以稳定，村级卫生网底仍面临破裂的危险，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尴尬的边缘行走
姚爱兴委员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认为，现阶段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老村医不退岗，大学生不进村”。近些年来，尽管宁夏地区施行“两补三定向”政策，每年针对农村培养1000名定向医生，但村医收入不稳定的现状很难让学子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基层。此外，目前我国有许多村医是在超龄工作。
“由于养老没有基本保障，这些由‘赤脚医生’转变身份的老人宁肯在岗位上硬顶着，也不愿退下来。他们的存在既占了‘村医’的岗位，让新人无法就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百姓看病就医。” 姚爱兴说。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南充市副市长朱家媛观点亦同。她指出，大部分乡村医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赤脚医生”或80年代的乡村医生，是跟师学艺或经短期非系统化医学培训进入乡村医生队伍的。一方面，由于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适应“走村入户”式的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岗位执业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学历水平低和专业基础知识薄弱，抵御医疗风险能力差，难以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更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卫生事业需要。
除此之外，朱家媛还认为，由于执业资格合格率低，导致乡村医生从业风险极大。
她分析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乡村医生应当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者具有中等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和经培训达到中等医学专业水平的其他人员方可申请执业注册。而大量的乡村医生由于专业素养较差，往往通不过资格考试，目前全国近百万乡村医生中仅有10余万人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加之2005年各省、市（州）在考核认定乡村医生执业资格中，由于操作层面的多种原因，还有不少人未能登记注册，没有合法行医资格，但仍在行医。现在如果取消了这部分没有执业资格的村医，则无人代其从事农村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如果保留这部分村医，则形成非法行医的尴尬局面。
其实，最让朱家媛担心的，是从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等公职性质工作的乡村医生属于农民身份，没有得到与公共职能职责相符合的待遇，无法像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她指出，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村医可以加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但参保率不高的原因一是由于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太低，与乡村医生盼望纳入体制内参保的期望值有较大差距，村医参加新农保积极性不高；二是要村医全额自费参保，村医并不愿意加入；三是新农保对参保人员的年龄都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普遍超龄的乡村医生队伍来说，养老保险有名无实。因此，村医仍处于无编制、无工资、无保障的“三无”状况。
不仅如此，由于乡村医生执业环境差、待遇低、无保障，难以吸引和留住年纪轻、有能力、有资质的医生，队伍中弃医改行和外出流失的人较多，村级卫生服务缺乏符合岗位执业要求的年轻村医，面临“人走网破”的威胁。
“因为目前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乡村医生这支队伍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朱家媛说。
医改的关键是基层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医改的关键是基层。看病难背后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最失衡的地方在基层、在边远山区、在农牧区。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张健也指出，由于前一阶段深化医改的重点在基层，基层的医疗服务环境、服务条件、服务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基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相对来说较为缓慢，其瓶颈在于人才。
张健称，培养一名医生比培养其他人才所需时间更长，而要使培养的人才能顺畅地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更难。这也就决定了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培养和素质提升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不可能短期内见到明显成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2年，张健参加了针对湖南省20个县市区基层卫生人才状况的调研活动，调研结果反映，在20个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学本科生仅占7%；医学中专学历比例达到46%；仍有9%的人员无医学学历。基层普遍反映缺乏医技、检验、妇产科、护士、公卫等方面的人才。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难提高状况令人堪忧。
稳定基层卫生队伍
张健认为，要解决好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关键在于基层有一支引得进、留得住、提得高、用得上的医务人员队伍。
他建议，要畅通医学生下基层的渠道。一是要转变医学院校办学理念，适当调整教学课程，面向基层合理开设相关医学课程，培养适宜农村的卫生人才；积极指导、引导医学生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就业。二是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养。
除此之外，要夯实卫生人才自愿扎根基层的软硬件环境。要继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房屋、设备建设，以及职工住房建设，为引进、留住卫生人才打下基础。同时还要适当增加编制，保证基层医务人员的稳定，满足群众就近看病就医需求。
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稳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保证财政投入到位，保证基层机构职工合理待遇不降低。四是切实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一类公益性事业机构对待，提升卫生人才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朱家媛的建议是，推行全面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将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的延伸（或派驻）机构，实行政务、财务、业务、药品、人才统一管理，使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融为一体，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同时对村医实行合同制（聘用制）管理，由乡镇卫生院与乡村医生签订聘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使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受《劳动法》保护。也可以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由乡镇卫生院根据乡村医生的业务收入、完成公共卫生服质量、工作年限、职称及综合目标考核等为其发放工资，落实与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同样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