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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旸是跨国公司律师，国际环保组织高管；乐安东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荷兰语教授、音乐家、画家。二人有着超高的城市生存能力，但他们却到云南大山深处的景颇族村寨做了山民。他们为何要双双远离城市，扎根深山？在这特立独行的选择背后，有怎样的情怀？他们的诗意和远方，会一直浪漫吗？
荷兰教授遇见北京姑娘一眼认定你
2007年金秋十月，北京朝阳公园内正举办一场中国与荷兰的文化交流活动，一个矫小的女孩对着台下数百名观众，不疾不徐地演讲着。她就是时年25岁的北京女孩李旸，世界自然基金地（WWF）的中国区品牌经理兼媒体官。李旸浑然不知，不远处有个金发碧眼的“歪果仁”，已经盯着她看了很久。
李旸1982年出生于北京，是个准“学霸”，爸妈都是北京燕山石化的工程师。2004年，她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希望成为一名人权或环境律师，却阴差阳错地到跨国公司当了律师，月薪数万。可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她很快失去了激情。2006年，她直接裸辞。后来，她偶然接触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始做志愿者。是金子总会发光，她很快变成基金会公关传播部门的媒体官，再后来，她又成为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传播总监。
作为行色匆匆的“空中飞人”李旸身边追求者众多，她却独来独往“目中无人”。直到这次在北京朝阳公园，她遇见了白马王子——乐安东。
当天，乐安东到朝阳公园看望他当志愿者的学生，却意外发现了正真情实感演讲的李旸，顿时被吸引。等活动结束，李旸正要离开时，乐安东决定鼓起勇气打招呼。“嗨，你好……”乐安东身高1.9米，一头金黄“泡面”头发，留着长胡子，看起来有点邋遢。外国男人，李旸见多了，不过眼前这个大个子，北京话倒是说得挺溜的，李旸礼貌地回了句“你好”，结果乐安东就开始眉飞色舞地给李旸讲云南景颇族的故事……
“这人也是绝了，我跟你第一次见面诶！”李旸心想。她没空搭理他，最后，乐安东只好知趣地结束了谈话。可不一会儿，他又跑回来交换名片。李旸被他逗乐了，对乐安东有了深刻印象。
很快，李旸就收到了乐安东发来的邮件，请她去看他的画展。两人再次相见，是在乐安东位于北外的家。一进门，李旸就惊呆了，这是一个北外教授的家吗？客厅、卧室、厨房、吧台上，到处是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画，贝斯、架子鼓占据了房间的中心……一个字，乱。
但当乐安东弹起贝斯，和她聊起音乐、绘画、人生、理想时，李旸发现，两人竟有着相似的人生信条。聊天过程中，乐安东告诉李旸，他1964年出生在荷兰，在莱顿大学读书时，便对汉语中的滇藏语感兴趣。1991年，27岁的乐安东只身一人从荷兰来到了云南德宏的景颇山寨，没手机、没地图，他用双脚走过一个又一个寨子，深入开展语言文化搜集和记录，把当地口口相传的载瓦语，写成了长达1700页的《载瓦语法和词典》。听他说完，李旸对他刮目相看了几分。
那天，乐安东给李旸做了吃的，两人盘坐在一堆画中间，第一起吃饭，最后乐安东对李旸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带你去看云南德宏景颇族的孩子们……”
爱情如星火燎原。一星期后，李旸对家人说自己要结婚，和一个认识几天的老外，家人不接受这个与女儿年龄相差18岁的洋女婿。后来，乐安东用流利的中文、极好的修养，打动了李旸的家人。2008年10月，乐安东终于迎娶了北京姑娘李旸。
离开北京到山寨 被爱情忽悠的甜蜜下场
婚后，李旸还在国贸上班，而乐安东继续在北外任教。一个京城白领，一个书斋教授，生活本可一直从容静好下去，但却在2009年发生了转折——
2009年，乐安东带李旸去云南景颇山寨看那里的孩子。那是李旸第一次走进景颇族人的世界。寨子里没有高楼，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竹楼。寨子里的人见到乐安东，像见到外出归来的儿子一样亲切；有几个孩子，摘来芒果和波罗蜜，蹑手蹑脚地放在李旸身后。这些，对于李旸来说太新奇了。
几天后，他们回京了，而李旸的心却似乎没被带回，乐安东也时常津津乐道地跟她提起寨子里的人和事。一天，李旸脱口而出，说：“既然你那么想念德宏，不如我们就去那里吧。”乐安东惊讶极了，但他知道，喜欢一个地方和在那里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他决定先试一段时间。
假期里，乐安东带着李旸在西山乡营盘小学支教。尽管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但简陋的生活条件，一开始仍令李旸很不适应。他们的宿舍，就是教学楼一楼楼梯旁的空教室。没有柔软的大床，没有现代化的电器，没有汽车，每周一次去采买生活物资，他们要坐拖拉机突突进城，下雨天房子会漏雨……就连最基本的洗头都成了难题。没有洗脸台，他们只能蹲在屋外的小台阶上用水盆洗，而台阶下就是泥地，李旸长发及腰，蹲下再把头发往前一甩，就直接落地了。乐安东哈哈大笑，找来凳子把水盆垫高，再一瓢瓢舀水给她洗。边洗边问她：“你还想在这里吗？” 李旸笑着说：“这都不算事儿。”在他们眼里有彼此的地方就是天堂。后来，李旸从一开始看到鼠虫就上蹿下跳，再到后来的见怪不怪，从一开始的两手不沾阳春水，再到后来的上屋顶打玻璃胶、砌墙，李旸从里到外发生了改变。有乐安东和孩子的陪伴，虽然物质贫瘠，但李旸的精神却很富足。
他们在营盘小学开办夏令营和冬令营，好玩的游戏，创意绘画、戏剧、摄影、科学、自然物采集做艺术创作，孩子们每次都被快乐的气氛和好奇心吸引而来，无论酷暑严寒，一到时间，夏令营都爆满。
2010年他們请来荷兰专家，开办木偶夏令营，2011年又带领几位对外经贸大学的志愿者，开展了自然艺术主题夏令营，孩子们获益匪浅。比如，夏令营的主题是“制作一本关于我的书”，在李旸和乐安东的带领下，孩子们自己写文字、画插图、制作书皮，每天增加一页……书成那天，他们一个个翻看孩子们的作品，尽管还有些粗糙，但里面的内容却让他们泪目。他们有着惊人的天赋，同时，他们的画里，也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灰暗。 德宏在云南的最西南端，毗邻缅甸，边境地区距离缅甸的毒品原产地非常近。他们的200名学生中，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被毒品夺去父母。多数孩子早早辍学跑到城市打工，受到挫折后接过同伴递过来的毒品……李旸痛心地看到，在这个夏令营还能讲述有趣故事、创作美丽作品的孩子，到了下一个夏令营或短短数年，就变成在网吧、在灯红酒绿的场所穿梭，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的问题少年。她和乐安东知道，这里的孩子需要的不仅是短暂的体验，或是来来往往的支教老师，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的陪伴，引导和支持。而每次他们要离开时，孩子们总会送出老远，有的甚至嚎啕大哭，每当这时，李旸的内心就会被撕扯，内心有个声音在说留下来。
这年，李旸和乐安东不顾家人父母反对，任性地辞去了高管和教授的工作。他们退掉了北京的房子，将所有物品打包成37个大箱子，发往德宏，正式定居景颇山寨。离开那天，看着满车行李，李旸和乐安东背着背包，相视一笑，牵着手就上了车。
去了寨子后，乡亲们、校长、孩子们都来帮他们搬东西，场面犹如过盛大节日。一个学生问：“李老师，你和乐老师以后都不走了吗？” 李旸边忙边说：“是啊，以后你们连捣蛋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孩子高兴地朝伙伴们大喊：“李老师他们以后不走了！”孩子们听见这话，全都涌了过来。看着一个个黝黑的小脸蛋，李旸和乐安东都笑了。他们知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们才刚启程。
夫妻搭档排除万难 做山村里的启明星
景颇族有句谚语：“看不到未来的人，就像不会发芽的种子。”而以往的考察和经验告诉李旸夫妇，如果他们想要让这里的孩子生根发芽，全面发展，需要稳定的阵地。他们决定创办榕树根公益中心。说干就干，李旸换下高跟鞋和套装，穿上景颇族特有的织锦裹裙，而乐安东则像景频族汉子一样，骑着摩托车载着李旸，到处考察选址。
骄阳似火，原本皮肤白净的他们，一个月就晒得黑漆漆的。综合各种因素后，最后他们选择了营盘村，朋友建议就按照当地的样式盖楼，可李旸不肯，她将这里当成了他们未来的家，怎肯轻易对付过去。
李旸请了北京的设计师制作了60多页的3D效果图，可参加建房的景频族乡亲，即使简化了图纸，他们依然看不懂。每天图纸来了，李旸都要和设计师打两个小时电话或远程视频，搞懂图纸上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再用纸板、砖、筷子做成模型，一边比划，一边给工人解释。有时乐安东会笑李旸说：“你现在是专业的工程监理兼包工头啊！真了不得！” 李旸白他一眼，说：“我都觉得我是个男人。”
那段时间，又是确保工程质量，又是坚持工作挣工程款，还不能影响跟孩子们好好上课，做夏令营，夫妇俩简直精疲力竭。晚上，李旸腰酸腿疼，躺在床上直哼哼，乐安东心疼地一边给她揉脚，一边说：“要不，我们还是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李旸一翻身，说：“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吧？”乐安东嘿嘿笑了。
辛苦，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更大的危机在后面。他们请的施工队的工头是一个当地人，也很有势力，但他看似憨厚，其实隐藏得很深。2012年6月，他告诉李旸，原本40万的预算要增加到80万，李旸惊得说不出话来。建楼要钱，她一直承担着环保媒体官的工作，乐安东也在网上兼职，加起来每个月有6万左右的收入，可每月工资前脚到账，后脚就填进工程款里，根本没有结余。突然增加这么多预算，李旸开始怀疑工头偷奸耍滑，于是她跑遍了芒市、瑞丽的建材城，制作了一本88页的审核材料。
经核实，仅仅是确凿依法贪污款项就有8万，于是他们和工头摊牌，要求其归还钱款，但他不仅不还钱，还带着两个儿子到工地闹，一会儿装心脏病，一会儿要上吊自杀。有一次，他拿着通着电的切割机要拼命，李旸被逼急了，大声说：“你来把，有本事杀了我！”那天，乐安东不在，当他回来听到这事后，紧张地抱着李旸说：“下次不要逞强，知道吗？”李旸突然鼻子一酸，落了淚。人被逼到极限，就会非常勇敢。
赶走了黑工头后，夫妇俩带着志愿者起早贪黑，一边追缴款项，一边自己当起了包工头。可即使他们精打细算，钱还是不够。为了筹钱，李旸北京云南两头跑，白天做工地的活，夜里处理北京的事。每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个小时。乐安东也身兼数职，有时甚至带着铺盖，到工地上和衣而眠。
终于，2013年5月，历时18个月，榕树根之家在营盘村建成。混搭的材料，抗震的设计，妙趣的空间，多样的功能，全都是他们的心血。
看着装饰一新的新家，李旸和乐安东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天，两人并肩站在阳台上，早已忘却了经历的那些艰难，憧憬着终于能带孩子们唱歌、跳舞、办画展、排练木偶戏了。但一些村民不理解，他们凭借有限的想象力，猜测他们夫妇肯定在用孩子赚钱，甚至，他们带孩子出门演出都是借口，实际上是要把孩子卖了。甚至，有警察担心这两口子参与不法勾当，个别教师觉得李旸会抢了他们的饭碗……不仅如此，李旸做事泼辣，敢于说话，而乐安东是一个好脾气先生，当地一些观念保守的村民嘲笑乐安东，说他不像个男人。乐安东笑着说：“男人，不仅是身体上的强壮，更是精神上的高贵。”那些人听不懂，依然对他们指指点点。
一次，李旸带着孩子们去做木偶戏巡演。小志的爸爸不知从哪里听到谣言，以为榕树根在外面收门票，拿他的孩子赚钱，坚决不让儿子去，小志哭得很伤心。李旸和乐安东苦口婆心劝说无果，从没畏难过的两人非常沮丧。但回头想想，他们不想因为少数人的无知，就放弃这里的孩子，他们决定坚持下去。日久见人心，村民终究会理解的。平日里，他们教孩子们画画、唱歌、做手工、讲故事，他们还将景颇族那些逝去的传统故事挖掘整理出来，以木偶剧的形式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力。所有的道具，他们和孩子一起制作。最后，他们带着孩子走出大山，走向北京小剧场、北京清华附中等地，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看到孩子们安全快乐地归来，津津乐道地讲外面的见闻，那些说七道八的人也就哑口无言了。
李旸和乐安东挺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慢慢地，三名当地村寨的全职员工加入了他们。从2014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50余名长期志愿者、顾问向他们走来，还有很多大城市的小朋友，与景颇山寨的小伙伴共度自然艺术夏令营……
一转眼，榕树根开办8年多了，很多孩子身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2016年暑假，榕树根“山村少年职业教育计划”正式启动，他们与政府和职教社合作，遴选了10名孩子，为他们提供学费、生活费等，让他们赴昆明、北京等地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2017年暑假，他们推送的学生白昆先、孙珈乐、唐勒卖从烹调专业毕业，为榕树根的乡亲们露了一手。饭桌上，一位平时寡言少语的景颇族大妈端起一杯酒，激动地对李旸和乐安东说：“多亏你们管着这群臭小子，不然个个早成了大烟鬼……”紧接着，村民们纷纷端起酒杯……那天，乐安东和李旸也喝多了。他们躺在院子中间，看着天空繁星点点，自言自语地说：“但愿，我们的这些孩子，也能像夜空中的星星，发光发亮。”
荷兰教授遇见北京姑娘一眼认定你
2007年金秋十月，北京朝阳公园内正举办一场中国与荷兰的文化交流活动，一个矫小的女孩对着台下数百名观众，不疾不徐地演讲着。她就是时年25岁的北京女孩李旸，世界自然基金地（WWF）的中国区品牌经理兼媒体官。李旸浑然不知，不远处有个金发碧眼的“歪果仁”，已经盯着她看了很久。
李旸1982年出生于北京，是个准“学霸”，爸妈都是北京燕山石化的工程师。2004年，她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希望成为一名人权或环境律师，却阴差阳错地到跨国公司当了律师，月薪数万。可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她很快失去了激情。2006年，她直接裸辞。后来，她偶然接触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始做志愿者。是金子总会发光，她很快变成基金会公关传播部门的媒体官，再后来，她又成为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传播总监。
作为行色匆匆的“空中飞人”李旸身边追求者众多，她却独来独往“目中无人”。直到这次在北京朝阳公园，她遇见了白马王子——乐安东。
当天，乐安东到朝阳公园看望他当志愿者的学生，却意外发现了正真情实感演讲的李旸，顿时被吸引。等活动结束，李旸正要离开时，乐安东决定鼓起勇气打招呼。“嗨，你好……”乐安东身高1.9米，一头金黄“泡面”头发，留着长胡子，看起来有点邋遢。外国男人，李旸见多了，不过眼前这个大个子，北京话倒是说得挺溜的，李旸礼貌地回了句“你好”，结果乐安东就开始眉飞色舞地给李旸讲云南景颇族的故事……
“这人也是绝了，我跟你第一次见面诶！”李旸心想。她没空搭理他，最后，乐安东只好知趣地结束了谈话。可不一会儿，他又跑回来交换名片。李旸被他逗乐了，对乐安东有了深刻印象。
很快，李旸就收到了乐安东发来的邮件，请她去看他的画展。两人再次相见，是在乐安东位于北外的家。一进门，李旸就惊呆了，这是一个北外教授的家吗？客厅、卧室、厨房、吧台上，到处是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画，贝斯、架子鼓占据了房间的中心……一个字，乱。
但当乐安东弹起贝斯，和她聊起音乐、绘画、人生、理想时，李旸发现，两人竟有着相似的人生信条。聊天过程中，乐安东告诉李旸，他1964年出生在荷兰，在莱顿大学读书时，便对汉语中的滇藏语感兴趣。1991年，27岁的乐安东只身一人从荷兰来到了云南德宏的景颇山寨，没手机、没地图，他用双脚走过一个又一个寨子，深入开展语言文化搜集和记录，把当地口口相传的载瓦语，写成了长达1700页的《载瓦语法和词典》。听他说完，李旸对他刮目相看了几分。
那天，乐安东给李旸做了吃的，两人盘坐在一堆画中间，第一起吃饭，最后乐安东对李旸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带你去看云南德宏景颇族的孩子们……”
爱情如星火燎原。一星期后，李旸对家人说自己要结婚，和一个认识几天的老外，家人不接受这个与女儿年龄相差18岁的洋女婿。后来，乐安东用流利的中文、极好的修养，打动了李旸的家人。2008年10月，乐安东终于迎娶了北京姑娘李旸。
离开北京到山寨 被爱情忽悠的甜蜜下场
婚后，李旸还在国贸上班，而乐安东继续在北外任教。一个京城白领，一个书斋教授，生活本可一直从容静好下去，但却在2009年发生了转折——
2009年，乐安东带李旸去云南景颇山寨看那里的孩子。那是李旸第一次走进景颇族人的世界。寨子里没有高楼，一眼望去，都是低矮的竹楼。寨子里的人见到乐安东，像见到外出归来的儿子一样亲切；有几个孩子，摘来芒果和波罗蜜，蹑手蹑脚地放在李旸身后。这些，对于李旸来说太新奇了。
几天后，他们回京了，而李旸的心却似乎没被带回，乐安东也时常津津乐道地跟她提起寨子里的人和事。一天，李旸脱口而出，说：“既然你那么想念德宏，不如我们就去那里吧。”乐安东惊讶极了，但他知道，喜欢一个地方和在那里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他决定先试一段时间。
假期里，乐安东带着李旸在西山乡营盘小学支教。尽管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热情，但简陋的生活条件，一开始仍令李旸很不适应。他们的宿舍，就是教学楼一楼楼梯旁的空教室。没有柔软的大床，没有现代化的电器，没有汽车，每周一次去采买生活物资，他们要坐拖拉机突突进城，下雨天房子会漏雨……就连最基本的洗头都成了难题。没有洗脸台，他们只能蹲在屋外的小台阶上用水盆洗，而台阶下就是泥地，李旸长发及腰，蹲下再把头发往前一甩，就直接落地了。乐安东哈哈大笑，找来凳子把水盆垫高，再一瓢瓢舀水给她洗。边洗边问她：“你还想在这里吗？” 李旸笑着说：“这都不算事儿。”在他们眼里有彼此的地方就是天堂。后来，李旸从一开始看到鼠虫就上蹿下跳，再到后来的见怪不怪，从一开始的两手不沾阳春水，再到后来的上屋顶打玻璃胶、砌墙，李旸从里到外发生了改变。有乐安东和孩子的陪伴，虽然物质贫瘠，但李旸的精神却很富足。
他们在营盘小学开办夏令营和冬令营，好玩的游戏，创意绘画、戏剧、摄影、科学、自然物采集做艺术创作，孩子们每次都被快乐的气氛和好奇心吸引而来，无论酷暑严寒，一到时间，夏令营都爆满。
2010年他們请来荷兰专家，开办木偶夏令营，2011年又带领几位对外经贸大学的志愿者，开展了自然艺术主题夏令营，孩子们获益匪浅。比如，夏令营的主题是“制作一本关于我的书”，在李旸和乐安东的带领下，孩子们自己写文字、画插图、制作书皮，每天增加一页……书成那天，他们一个个翻看孩子们的作品，尽管还有些粗糙，但里面的内容却让他们泪目。他们有着惊人的天赋，同时，他们的画里，也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灰暗。 德宏在云南的最西南端，毗邻缅甸，边境地区距离缅甸的毒品原产地非常近。他们的200名学生中，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被毒品夺去父母。多数孩子早早辍学跑到城市打工，受到挫折后接过同伴递过来的毒品……李旸痛心地看到，在这个夏令营还能讲述有趣故事、创作美丽作品的孩子，到了下一个夏令营或短短数年，就变成在网吧、在灯红酒绿的场所穿梭，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的问题少年。她和乐安东知道，这里的孩子需要的不仅是短暂的体验，或是来来往往的支教老师，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的陪伴，引导和支持。而每次他们要离开时，孩子们总会送出老远，有的甚至嚎啕大哭，每当这时，李旸的内心就会被撕扯，内心有个声音在说留下来。
这年，李旸和乐安东不顾家人父母反对，任性地辞去了高管和教授的工作。他们退掉了北京的房子，将所有物品打包成37个大箱子，发往德宏，正式定居景颇山寨。离开那天，看着满车行李，李旸和乐安东背着背包，相视一笑，牵着手就上了车。
去了寨子后，乡亲们、校长、孩子们都来帮他们搬东西，场面犹如过盛大节日。一个学生问：“李老师，你和乐老师以后都不走了吗？” 李旸边忙边说：“是啊，以后你们连捣蛋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孩子高兴地朝伙伴们大喊：“李老师他们以后不走了！”孩子们听见这话，全都涌了过来。看着一个个黝黑的小脸蛋，李旸和乐安东都笑了。他们知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他们才刚启程。
夫妻搭档排除万难 做山村里的启明星
景颇族有句谚语：“看不到未来的人，就像不会发芽的种子。”而以往的考察和经验告诉李旸夫妇，如果他们想要让这里的孩子生根发芽，全面发展，需要稳定的阵地。他们决定创办榕树根公益中心。说干就干，李旸换下高跟鞋和套装，穿上景颇族特有的织锦裹裙，而乐安东则像景频族汉子一样，骑着摩托车载着李旸，到处考察选址。
骄阳似火，原本皮肤白净的他们，一个月就晒得黑漆漆的。综合各种因素后，最后他们选择了营盘村，朋友建议就按照当地的样式盖楼，可李旸不肯，她将这里当成了他们未来的家，怎肯轻易对付过去。
李旸请了北京的设计师制作了60多页的3D效果图，可参加建房的景频族乡亲，即使简化了图纸，他们依然看不懂。每天图纸来了，李旸都要和设计师打两个小时电话或远程视频，搞懂图纸上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再用纸板、砖、筷子做成模型，一边比划，一边给工人解释。有时乐安东会笑李旸说：“你现在是专业的工程监理兼包工头啊！真了不得！” 李旸白他一眼，说：“我都觉得我是个男人。”
那段时间，又是确保工程质量，又是坚持工作挣工程款，还不能影响跟孩子们好好上课，做夏令营，夫妇俩简直精疲力竭。晚上，李旸腰酸腿疼，躺在床上直哼哼，乐安东心疼地一边给她揉脚，一边说：“要不，我们还是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李旸一翻身，说：“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吧？”乐安东嘿嘿笑了。
辛苦，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更大的危机在后面。他们请的施工队的工头是一个当地人，也很有势力，但他看似憨厚，其实隐藏得很深。2012年6月，他告诉李旸，原本40万的预算要增加到80万，李旸惊得说不出话来。建楼要钱，她一直承担着环保媒体官的工作，乐安东也在网上兼职，加起来每个月有6万左右的收入，可每月工资前脚到账，后脚就填进工程款里，根本没有结余。突然增加这么多预算，李旸开始怀疑工头偷奸耍滑，于是她跑遍了芒市、瑞丽的建材城，制作了一本88页的审核材料。
经核实，仅仅是确凿依法贪污款项就有8万，于是他们和工头摊牌，要求其归还钱款，但他不仅不还钱，还带着两个儿子到工地闹，一会儿装心脏病，一会儿要上吊自杀。有一次，他拿着通着电的切割机要拼命，李旸被逼急了，大声说：“你来把，有本事杀了我！”那天，乐安东不在，当他回来听到这事后，紧张地抱着李旸说：“下次不要逞强，知道吗？”李旸突然鼻子一酸，落了淚。人被逼到极限，就会非常勇敢。
赶走了黑工头后，夫妇俩带着志愿者起早贪黑，一边追缴款项，一边自己当起了包工头。可即使他们精打细算，钱还是不够。为了筹钱，李旸北京云南两头跑，白天做工地的活，夜里处理北京的事。每天睡觉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个小时。乐安东也身兼数职，有时甚至带着铺盖，到工地上和衣而眠。
终于，2013年5月，历时18个月，榕树根之家在营盘村建成。混搭的材料，抗震的设计，妙趣的空间，多样的功能，全都是他们的心血。
看着装饰一新的新家，李旸和乐安东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天，两人并肩站在阳台上，早已忘却了经历的那些艰难，憧憬着终于能带孩子们唱歌、跳舞、办画展、排练木偶戏了。但一些村民不理解，他们凭借有限的想象力，猜测他们夫妇肯定在用孩子赚钱，甚至，他们带孩子出门演出都是借口，实际上是要把孩子卖了。甚至，有警察担心这两口子参与不法勾当，个别教师觉得李旸会抢了他们的饭碗……不仅如此，李旸做事泼辣，敢于说话，而乐安东是一个好脾气先生，当地一些观念保守的村民嘲笑乐安东，说他不像个男人。乐安东笑着说：“男人，不仅是身体上的强壮，更是精神上的高贵。”那些人听不懂，依然对他们指指点点。
一次，李旸带着孩子们去做木偶戏巡演。小志的爸爸不知从哪里听到谣言，以为榕树根在外面收门票，拿他的孩子赚钱，坚决不让儿子去，小志哭得很伤心。李旸和乐安东苦口婆心劝说无果，从没畏难过的两人非常沮丧。但回头想想，他们不想因为少数人的无知，就放弃这里的孩子，他们决定坚持下去。日久见人心，村民终究会理解的。平日里，他们教孩子们画画、唱歌、做手工、讲故事，他们还将景颇族那些逝去的传统故事挖掘整理出来，以木偶剧的形式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力。所有的道具，他们和孩子一起制作。最后，他们带着孩子走出大山，走向北京小剧场、北京清华附中等地，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看到孩子们安全快乐地归来，津津乐道地讲外面的见闻，那些说七道八的人也就哑口无言了。
李旸和乐安东挺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慢慢地，三名当地村寨的全职员工加入了他们。从2014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50余名长期志愿者、顾问向他们走来，还有很多大城市的小朋友，与景颇山寨的小伙伴共度自然艺术夏令营……
一转眼，榕树根开办8年多了，很多孩子身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2016年暑假，榕树根“山村少年职业教育计划”正式启动，他们与政府和职教社合作，遴选了10名孩子，为他们提供学费、生活费等，让他们赴昆明、北京等地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2017年暑假，他们推送的学生白昆先、孙珈乐、唐勒卖从烹调专业毕业，为榕树根的乡亲们露了一手。饭桌上，一位平时寡言少语的景颇族大妈端起一杯酒，激动地对李旸和乐安东说：“多亏你们管着这群臭小子，不然个个早成了大烟鬼……”紧接着，村民们纷纷端起酒杯……那天，乐安东和李旸也喝多了。他们躺在院子中间，看着天空繁星点点，自言自语地说：“但愿，我们的这些孩子，也能像夜空中的星星，发光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