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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当时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
为什么要提出“除四害”？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道，大家都知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解放前人民谋生都很困难，当然没有力量去除四害，因之，死于鼠疫的在1939年到1948年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就有5000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老鼠盗食粮食的情况就更严重，并且老鼠还会损害农作物，损坏建筑，破坏堤防，咬坏杂物。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才会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七条中提出“除四害”这一任务。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3月1日到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万多只。各区居民都设置了捕鼠工具，积极投入捕鼠运动。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工商业户也开始行动起来。后来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
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2年，上海定为3至5年，河南定为3年，江苏定为4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1年乃至几个月。
除了单纯的“除四害”，很多地方还借此机会开展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当年，海淀、昌平等地展开了全区性的清洁扫除活动。海淀区清河镇的居民，过去把垃圾倒在住房墙旁，不但肮脏，也招苍蝇。清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用18辆大车，从这里运走垃圾250车。昌平苏家坨乡的农民结合清洁扫除，填垫牲畜棚圈，清扫街道和住屋，掏净厕所粪便和污泥。在乡党委书记的带头下，全乡掏出粪肥22.3万多斤，掏挖了186个厕所，挖出蝇蛹和蛆共49斤多，加上清扫出来的尘土，共积肥2730多万斤，不但大力支援了积肥运动，而且使全乡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民间频出捕鼠捕雀高手
高手在民间。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例如，北京海淀区火器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捕雀能手唐庆禄在1957年冬季“除四害”的运动中，用网和酥油胶捕捉到麻雀9700多只。
当时还有个捕鼠模范，名叫刘振凯，一直坚持和老鼠战斗，先后有1000多只老鼠在他的手中丧了命。
刘振凯是面粉厂的搬运工人，常常看见一袋袋的面粉被老鼠咬破了洞，雪白的面粉撒了一地，他实在感到心疼，于是想尽办法捉老鼠。
起初，他常用吃剩的馒头、麦粒或小米作为食饵，想引老鼠上钩。但是，老鼠就是不上当。后来他换上了苹果核。老鼠很快地跳进闸门口，这—下就捉到两只老鼠。原来面粉厂里的老鼠偷吃惯了面粉，如果用面食类做的东西当食饵，老鼠根本不稀罕。
为了捉到老鼠，刘振凯还自己研究制造捕鼠工具。他有一种工具叫作竹夹子，这是一种不用食物的捕鼠工具，专门用它捕大老鼠。使用这种工具不受鼠洞位置的限制。比如洞口在墙上的，可以钉个钉子，把竹夹子挂到墙上；洞口在平地上的，也可以把竹夹子平放在地上，只要老鼠出了洞口就能被夹住。
鼠尾巴上的形式主义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除四害”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北京日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北京林学院的张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东郊去，路上碰见几个小学生在场里捉老鼠。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没有尾巴的秃老鼠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回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我说：‘没有尾巴，也是一害呀’。他们点头笑了。由此可见，这位‘尾巴主义’的老师，还没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
另一篇稿件《为死老鼠奔忙》，则记录了一些居民为了统计捕鼠数据而被反复折腾的情况。文中提到，西单“除四害”办公室每天要街道办事处填写这样一张捕鼠数字日报表，表上的项目多达8个：机关，工厂和工地，学校，工商户，托儿所和幼儿园，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红十字会会员，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数字，都得分门别类地填写个一清二楚。居民积极分子每天都得为统计一般居民和红十字会会员以及妇女积极分子的捕鼠数字而奔忙。一只老鼠是被红十字会会员或一般居民打死的，还是被妇女积极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诸如此类的一些数字，对于捕鼠工作并没有实际意义。
麻雀得到“平反”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入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开展过多次全市范围内的突击围剿麻雀战役。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
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长远看。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文中曾作这样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漸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直至今日，“除四害”仍是各个省市区的重要卫生活动，爱卫会每年都会定期组织集中灭蟑、灭鼠。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当时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
为什么要提出“除四害”？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曾谈道，大家都知道在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中，有很多是经由老鼠、苍蝇和蚊子传染的。解放前人民谋生都很困难，当然没有力量去除四害，因之，死于鼠疫的在1939年到1948年就有2.3万多人，疟疾患者估计每年就有5000万人以上。而消灭麻雀则是为了保护庄稼。老鼠盗食粮食的情况就更严重，并且老鼠还会损害农作物，损坏建筑，破坏堤防，咬坏杂物。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才会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七条中提出“除四害”这一任务。
很快，北京就掀起了“除四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3月1日到9日，全市人民捕鼠14.5万多只。各区居民都设置了捕鼠工具，积极投入捕鼠运动。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和工商业户也开始行动起来。后来几乎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
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办公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2年，上海定为3至5年，河南定为3年，江苏定为4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1年乃至几个月。
除了单纯的“除四害”，很多地方还借此机会开展了全面的环境整治。当年，海淀、昌平等地展开了全区性的清洁扫除活动。海淀区清河镇的居民，过去把垃圾倒在住房墙旁，不但肮脏，也招苍蝇。清河农业生产合作社用18辆大车，从这里运走垃圾250车。昌平苏家坨乡的农民结合清洁扫除，填垫牲畜棚圈，清扫街道和住屋，掏净厕所粪便和污泥。在乡党委书记的带头下，全乡掏出粪肥22.3万多斤，掏挖了186个厕所，挖出蝇蛹和蛆共49斤多，加上清扫出来的尘土，共积肥2730多万斤，不但大力支援了积肥运动，而且使全乡的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民间频出捕鼠捕雀高手
高手在民间。在“除四害”运动中，涌现出很多捕鼠、捕雀高手。例如，北京海淀区火器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捕雀能手唐庆禄在1957年冬季“除四害”的运动中，用网和酥油胶捕捉到麻雀9700多只。
当时还有个捕鼠模范，名叫刘振凯，一直坚持和老鼠战斗，先后有1000多只老鼠在他的手中丧了命。
刘振凯是面粉厂的搬运工人，常常看见一袋袋的面粉被老鼠咬破了洞，雪白的面粉撒了一地，他实在感到心疼，于是想尽办法捉老鼠。
起初，他常用吃剩的馒头、麦粒或小米作为食饵，想引老鼠上钩。但是，老鼠就是不上当。后来他换上了苹果核。老鼠很快地跳进闸门口，这—下就捉到两只老鼠。原来面粉厂里的老鼠偷吃惯了面粉，如果用面食类做的东西当食饵，老鼠根本不稀罕。
为了捉到老鼠，刘振凯还自己研究制造捕鼠工具。他有一种工具叫作竹夹子，这是一种不用食物的捕鼠工具，专门用它捕大老鼠。使用这种工具不受鼠洞位置的限制。比如洞口在墙上的，可以钉个钉子，把竹夹子挂到墙上；洞口在平地上的，也可以把竹夹子平放在地上，只要老鼠出了洞口就能被夹住。
鼠尾巴上的形式主义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除四害”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北京日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北京林学院的张中就反映：“有一天我到东郊去，路上碰见几个小学生在场里捉老鼠。一个小学生发现一只老鼠，大家一齐围剿，但是，当他们发现这是只没有尾巴的秃老鼠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回答：‘老师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尾巴。没有尾巴要它干什么。’我说：‘没有尾巴，也是一害呀’。他们点头笑了。由此可见，这位‘尾巴主义’的老师，还没有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
另一篇稿件《为死老鼠奔忙》，则记录了一些居民为了统计捕鼠数据而被反复折腾的情况。文中提到，西单“除四害”办公室每天要街道办事处填写这样一张捕鼠数字日报表，表上的项目多达8个：机关，工厂和工地，学校，工商户，托儿所和幼儿园，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红十字会会员，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数字，都得分门别类地填写个一清二楚。居民积极分子每天都得为统计一般居民和红十字会会员以及妇女积极分子的捕鼠数字而奔忙。一只老鼠是被红十字会会员或一般居民打死的，还是被妇女积极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诸如此类的一些数字，对于捕鼠工作并没有实际意义。
麻雀得到“平反”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麻雀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入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运动中，北京开展过多次全市范围内的突击围剿麻雀战役。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集中围剿麻雀，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围剿麻雀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
当时把麻雀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麻雀“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麻雀的利害要长远看。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文中曾作这样的论述：“就麻雀而言，对农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麻雀问题作了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漸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直至今日，“除四害”仍是各个省市区的重要卫生活动，爱卫会每年都会定期组织集中灭蟑、灭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