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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焦虑”正在催生城市与区域的新竞争。
从中美贸易战到美国打压华为而引发的芯片之痛，以及由此引發的核心科技短板的大讨论，已蔓延为从官方到民间的“科技创新焦虑”氛围，这样的氛围体现在多数人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紧迫性的共识上。技术和创新不仅是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焦虑，也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焦虑。《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国家创新中心或者区域的创新高地将是未来经济区发展的内核，围绕该内核，城市群和都市圈逐步成为区域创新新高地和国家创新中心的一体化主体。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逐步成为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近日，中国科技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格局。与此同时，包括天津、山东、江苏等6省市的纵向沿海“创新带”和四川、重庆、湖北等横向长江“创新带”的“T”字型布局日渐成型。2020年10月底发布的《2020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研究报告》也显示，在所有城市中，深圳仍然在创新创业生态的多个指标上分值领先;GDP保持较高增速和体量的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表现得比较突出，且城市间呈现出一种赶超趋势，青岛、西安、合肥在这个方面的表现突出;拥有更多规模以上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企业的城市和能够面向创新创业者释放更多应用场景的城市，在产业主体分类中表现较好。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方面保持领先的区域和城市有一些共性。一是这些区域和城市意识到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市场是第一资源，政府全力出台措施，为创新创业型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孵化环境等。二是这些区域和城市意识到盲目追求GDP已经过时了，转而全方位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与此同时，记者采访的数位专家均认为，少数“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很难通过各区域分散的科技创新来实现，而是要举全国之力，在国家层面打造类似“两弹一星”2.0版的协调统筹机制。
面对中国由于一部分核心技术缺失所带来的“科技创新焦虑”，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相应发展规划，重点提出将区域科技中心、创新城市等作为发展目标，以此来缓解竞争中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一轮的区域竞争、城市竞争，越来越多体现在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在科技创新及产业落地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争抢科技资源、创新产业与高素质人口，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都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和弯道超车的最佳选择。
江苏南通一家企业内的智能芯片封装生产线。图/IC
以青岛为例，仅2020年9月以来，青岛就举办了中国科协年会、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会、2020青岛创新节等高端学术交流会议，围绕技术、资金、人才等产业核心要素搭建平台。在区块链领域，《2020中国区块链城市创新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单从政策排名来看，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对于区块链产业的政策支持居于全国前列。10月29日，成都举办了2020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博览会，显示了成都抢占区块链领域相关产业高地的决心。据悉，在如今中国高度重视的半导体科技领域当中，上海市成为了该领域的“领军者”，并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向中高端光刻机领域发起挑战……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财经》记者表示，“截至目前，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扬了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已成气候，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光谷、南京江北新区等地，也有推动自主创新的雄心壮志。不过我们也要承认，自主创新区的发展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难度和大气候的形成，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
姚景源认为，在科技创新产业领域，近两年除了已经具备竞争优势的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合肥、武汉、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做得也不错，颇有异军突起的态势。其中，合肥依托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崛起速度较快，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武汉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武汉光谷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一流的新技术开发区;西安的基础条件也很好，并且在对科研人才的优惠政策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成都在产业孵化和创新创业领域出台的相关措施值得关注，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空间也很大。
各地争抢科技要素和科技人才能否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各地政府的竞争焦虑，还体现在对于高水平人才的争夺上。
从2020年10月29日合肥发布的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信息中，可以看到，需求的岗位分布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化工、节能环保、新材料、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智能家电和现代服务业等。2020年10月24日上午，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在郑州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共征集到752个高端人才（项目），大会开设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为高层次人才办理引进手续。武汉市则提出，2020年要推进招才引智，面向海内外引进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新建一批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引进20家以上一流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
各地政府对于科技要素和人才的竞争，是否会带来同质化、重复化的无序竞争呢？对此，贾康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竞争有可取之处，因为这也是诞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芯片等‘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问题，我们应当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攻关突破，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牵头，建立良好有效的实施机制，而不能是各地一哄而上，都去搞芯片，实施过于激进的鼓励措施，这样反而会导致科研攻关的资金链断裂。对于芯片等少数核心技术，应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 贾康同时表示，“除了少数的核心技术以外，各区域之间的大部分科技创新竞争还是要走比较优势道路，靠市场起作用，通过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各地区的公平竞争、你追我赶。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即使有一些重复建设，也不必过于担忧。”
记者在一些地方调查中了解到，从数年前光伏热潮中的“大干快上”引发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到近来频繁曝出的一些地区芯片项目后继乏力所产生的“芯片烂尾”囧相，都暴露出地方政府对于“热门产业”“热门科技”的孜孜以求，也折射出对更高层面统筹规划的迫切需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員刘福垣也告诉《财经》记者，“在各地区科技创新的竞争过程中，要破除地区同构，不能一味搞人才大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当建立一定的统筹协调机制，画好圈圈，围绕城市群和核心城市建立明确的分工，以此来淡化区域间的低水平、重复性的无序竞争。”
2020年7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加大开放创新力度，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9个国家高新区、4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6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9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270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89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各类园区，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支撑和助推力。
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区域整体竞争优势突出，中西部潜力城市仍然主要集中于核心城市，而许多三四线城市则依靠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和外溢效应来谋划自身的发展。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一个区域如果要鼓励科技创新，就需要努力建立起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产业集群、政策环境和支持体系、中介服务机构、创新文化和法治支撑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基础的配套条件，一个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这些开发区的厂房大部分都是空的，高端人才即使被吸引过来，往往也很快就走掉了。”
根据2020年10月22日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研究，中国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呈现区域分化趋势，“东优于西”、“南高于北”的现象明显;城市群科技创新竞争力水平总体相对较高，并且内部分化程度大致与平均水平成反比。黎友焕认为，“创新要素是不断流动的，高科技产业、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恐怕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区域的差距。对于目前暂时落后的地区，也不要灰心，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不好高骛远，以现有的业态和产业基础为根基，不断进行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
未来，伴随着经济要素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和流动，中国经济“东优于西” “南高于北”的现象仍将持续。不同区域和城市能否利用科技创新改写当前的竞争格局？
从中美贸易战到美国打压华为而引发的芯片之痛，以及由此引發的核心科技短板的大讨论，已蔓延为从官方到民间的“科技创新焦虑”氛围，这样的氛围体现在多数人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紧迫性的共识上。技术和创新不仅是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焦虑，也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焦虑。《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国家创新中心或者区域的创新高地将是未来经济区发展的内核，围绕该内核，城市群和都市圈逐步成为区域创新新高地和国家创新中心的一体化主体。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逐步成为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近日，中国科技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为核心的协同创新格局。与此同时，包括天津、山东、江苏等6省市的纵向沿海“创新带”和四川、重庆、湖北等横向长江“创新带”的“T”字型布局日渐成型。2020年10月底发布的《2020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研究报告》也显示，在所有城市中，深圳仍然在创新创业生态的多个指标上分值领先;GDP保持较高增速和体量的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表现得比较突出，且城市间呈现出一种赶超趋势，青岛、西安、合肥在这个方面的表现突出;拥有更多规模以上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企业的城市和能够面向创新创业者释放更多应用场景的城市，在产业主体分类中表现较好。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方面保持领先的区域和城市有一些共性。一是这些区域和城市意识到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市场是第一资源，政府全力出台措施，为创新创业型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孵化环境等。二是这些区域和城市意识到盲目追求GDP已经过时了，转而全方位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与此同时，记者采访的数位专家均认为，少数“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很难通过各区域分散的科技创新来实现，而是要举全国之力，在国家层面打造类似“两弹一星”2.0版的协调统筹机制。
多个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领域崭露头角
面对中国由于一部分核心技术缺失所带来的“科技创新焦虑”，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相应发展规划，重点提出将区域科技中心、创新城市等作为发展目标，以此来缓解竞争中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一轮的区域竞争、城市竞争，越来越多体现在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在科技创新及产业落地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争抢科技资源、创新产业与高素质人口，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都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和弯道超车的最佳选择。
以青岛为例，仅2020年9月以来，青岛就举办了中国科协年会、世界工业互联网产业大会、2020青岛创新节等高端学术交流会议，围绕技术、资金、人才等产业核心要素搭建平台。在区块链领域，《2020中国区块链城市创新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单从政策排名来看，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对于区块链产业的政策支持居于全国前列。10月29日，成都举办了2020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博览会，显示了成都抢占区块链领域相关产业高地的决心。据悉，在如今中国高度重视的半导体科技领域当中，上海市成为了该领域的“领军者”，并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向中高端光刻机领域发起挑战……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财经》记者表示，“截至目前，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扬了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已成气候，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光谷、南京江北新区等地，也有推动自主创新的雄心壮志。不过我们也要承认，自主创新区的发展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难度和大气候的形成，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
姚景源认为，在科技创新产业领域，近两年除了已经具备竞争优势的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合肥、武汉、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做得也不错，颇有异军突起的态势。其中，合肥依托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崛起速度较快，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武汉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武汉光谷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一流的新技术开发区;西安的基础条件也很好，并且在对科研人才的优惠政策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成都在产业孵化和创新创业领域出台的相关措施值得关注，在这些领域的发展空间也很大。
各地争抢科技要素和科技人才能否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各地政府的竞争焦虑，还体现在对于高水平人才的争夺上。
从2020年10月29日合肥发布的高层次紧缺人才需求信息中，可以看到，需求的岗位分布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化工、节能环保、新材料、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智能家电和现代服务业等。2020年10月24日上午，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高端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在郑州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此次活动共征集到752个高端人才（项目），大会开设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综合服务窗口”，一站式为高层次人才办理引进手续。武汉市则提出，2020年要推进招才引智，面向海内外引进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新建一批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引进20家以上一流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
各地政府对于科技要素和人才的竞争，是否会带来同质化、重复化的无序竞争呢？对此，贾康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竞争有可取之处，因为这也是诞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芯片等‘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问题，我们应当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攻关突破，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牵头，建立良好有效的实施机制，而不能是各地一哄而上，都去搞芯片，实施过于激进的鼓励措施，这样反而会导致科研攻关的资金链断裂。对于芯片等少数核心技术，应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 贾康同时表示，“除了少数的核心技术以外，各区域之间的大部分科技创新竞争还是要走比较优势道路，靠市场起作用，通过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各地区的公平竞争、你追我赶。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即使有一些重复建设，也不必过于担忧。”
记者在一些地方调查中了解到，从数年前光伏热潮中的“大干快上”引发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到近来频繁曝出的一些地区芯片项目后继乏力所产生的“芯片烂尾”囧相，都暴露出地方政府对于“热门产业”“热门科技”的孜孜以求，也折射出对更高层面统筹规划的迫切需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員刘福垣也告诉《财经》记者，“在各地区科技创新的竞争过程中，要破除地区同构，不能一味搞人才大战。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当建立一定的统筹协调机制，画好圈圈，围绕城市群和核心城市建立明确的分工，以此来淡化区域间的低水平、重复性的无序竞争。”
高科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等，恐将拉大不同区域的差距
2020年7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加大开放创新力度，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2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9个国家高新区、4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6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9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270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89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各类园区，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支撑和助推力。
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区域整体竞争优势突出，中西部潜力城市仍然主要集中于核心城市，而许多三四线城市则依靠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和外溢效应来谋划自身的发展。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黎友焕告诉《财经》记者，“一个区域如果要鼓励科技创新，就需要努力建立起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产业集群、政策环境和支持体系、中介服务机构、创新文化和法治支撑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基础的配套条件，一个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这些开发区的厂房大部分都是空的，高端人才即使被吸引过来，往往也很快就走掉了。”
根据2020年10月22日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研究，中国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呈现区域分化趋势，“东优于西”、“南高于北”的现象明显;城市群科技创新竞争力水平总体相对较高，并且内部分化程度大致与平均水平成反比。黎友焕认为，“创新要素是不断流动的，高科技产业、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恐怕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区域的差距。对于目前暂时落后的地区，也不要灰心，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不好高骛远，以现有的业态和产业基础为根基，不断进行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
未来，伴随着经济要素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和流动，中国经济“东优于西” “南高于北”的现象仍将持续。不同区域和城市能否利用科技创新改写当前的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