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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梅安平穿着一双蓝白色的网布运动鞋，胡子略显拉喳。
往年这时候，他正给在京的数万桐城人四处联系回乡的事。几天前，国务院一纸命令结束了他将近三年的桐城市驻京办主任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驻京办要撤了，也不来找他了。
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内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轄区设立的驻京办。作为安徽安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桐城驻京办在裁撤之列。
一周前，他的两个手下率先离京，驻京办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偶尔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你们不是都知道吗?他们也觉得很尴尬。大家不愿意提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
这段时间，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本刊记者到达时，桐城市驻京办已经是一片破败。办公室里，茶杯、茶叶和热水壶摆满桌面，地上的垃圾篓已经堆满了也没人清理。
这里，以前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用老梅的话说，驻京办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撤销驻京办的消息一来，一切“戛然而止”。
回想当年，同事们都是信心百倍。现在，老梅连称无奈。提起撤销驻京办，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意思”。
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撤销驻京办的正式文件，但老梅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撤离。“全国都沸沸扬扬了，谁还去等文件，自己撤吧。”对于国务院给予的6个月撤离的“缓刑期”，他也不以为意：“别再干事了，干不了几天了，没意思。”
三年来的第一次，老梅能够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驻京办的诸多“后事”。他准备年后再来处理。
采访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其中有人跟他谈项目。老梅说，绝大多数项目，因为驻京办的撤离都要流产了。“地方领导老换，他们只能找我。我回去了，这事也就弄不成了。这次断掉了好多项目，损失大了。”
老梅有点伤感，他认定县级驻京办是再也回不来了。在最后的撤离之前，他把几年来的感悟和盘托出。
维稳，地方政府没有办法
老梅说：驻京办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为老乡服务，和北京各个部门联系。 北京市的装潢业，桐城人占到40％。我估计仅是这方面在京从业的桐城人就有7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员，桐城市在京流动人口有七八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西北一个县的人口，在安徽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很少见。这么大的人口要不要服务，要不要管理?
散居在北京城的这七八万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事，甚至有人赌博被抓了也找我去搭救。但我不去，让大家看看这些反面教材。
每到年底，我都要帮在京的桐城人解决回家的问题。像楼下的订票点，我跟售票的都很熟了，一拿就是几百张票。我还要和家乡的客运公司联系，让他们调车到北京，什么时候开到什么地方。一年到头我们要解决几万桐城人回家的问题。我们是安庆市下面的县级市，我们走了，直接归上面的安庆市来做合适吗?肯定不贴心啊。
驻京的第一年，我就组织创建了流动党支部。现在，以200多名在京桐城党员为骨干，—共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这成为联络7万多桐城人的核心。这7万人，通过党支部，随时将信息汇总到我这里。不管谁到这里，我马上就知道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在黑龙江的桐城人到北京上访，露了一次面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桐城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他初来乍到，没用，就来找我。我跟他说，你让桐城公安局发个传真过来，然后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GPS系统，半个小时就找到了。
地方公安到北京没用，北京的人不理你，还得靠驻京办，驻京办和北京的公安系统熟悉得多，我们都理顺了。
还有来北京逃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谁来北京超生了，住在哪儿，我们党支部马上就知道了。找到后都劝回去或者做手术。
在这些方面，不靠驻京办，地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
刚来北京，我就买了三套《驻京办主任》作为工作人员的必读书。《驻京办主任》写的是真实的，确实不夸张，只是做了艺术化处理，集中反映。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令警醒和反面教材。
我很拥护中央撤销驻京办的决定。不管怎么说，驻京办都是通过熟人和资金打通一些关系，这是回避不掉的。总是有些灰色地带，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
但是现在媒体抓住驻京办这一点，说驻京办是淫窝、黑窝、毒窝，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各地政府要派驻京办，不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到北京办不成事吗?如果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驻京办走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会转变吗?驻京办走了以后，地方办事更困难，中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所以应该整顿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他们高效廉洁，驻京办自己就回去了。
驻京办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驻京办一塌糊涂，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也有问题?要治理腐败，拿驻京办开刀有什么意思?再说，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
有媒体报道，一些县级驻京办将来可能会以企业挂牌成立，或者变成“驻廊坊办”，我不这么认为。
这次中央实行的措施是很严厉的，不准以任何名目存在，如果查到财政向驻京办注资就处分。地方政府官员要保自己的乌纱帽，不会顶风作案。至少以我对桐城市政府的了解，他们不会，地方领导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驻京办存在不存在，和他们个人的仕途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县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采取什么态度?肯定是保政治前途。不办就不办了，耽误的也不是自己的事，管他呢。
驻京办走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还在
驻京办一撤，企业就不好办事了。现在一说是企业，中央机关都不见面，但驻京办就能见。
我给你举个例子，桐城建设发电厂时，要用2米直径的大管子输水。管子要过铁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负责人到上海铁道局协调，但上海方面不让过，只让从上面绕。最后，这事只能到铁道部解决。但是地方一个小发电厂，谁理你?大门都进不去。只好我们代表政府和铁道部协商然后传到上海铁道局，这事才处理了。
驻京办在北京熟悉，好办事，这样确实难免产生权力导租的空间。但是没有驻京办也有权力寻租。也有灰色地带。
关键是中央部门把所有的权都收上去了。像我们那里的运输基建厂，一个小的生产许可证都要中央发，一回一回跑，过了一年也办不下来。
没了驻京办，地方政府要专门组织一个摊子来住到北京，再梳理关系，再去找，花的钱更多了。相比驻京办的开销，驻京办撤掉后给地方带来的损失要多得多。地方到北京跑项目的费用不得了，15万可能半个项目都办不成，干同样的事成本要增加5到10倍。
往年这时候，他正给在京的数万桐城人四处联系回乡的事。几天前，国务院一纸命令结束了他将近三年的桐城市驻京办主任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驻京办要撤了，也不来找他了。
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规定在6个月内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轄区设立的驻京办。作为安徽安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桐城驻京办在裁撤之列。
一周前，他的两个手下率先离京，驻京办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偶尔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你们不是都知道吗?他们也觉得很尴尬。大家不愿意提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
这段时间，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本刊记者到达时，桐城市驻京办已经是一片破败。办公室里，茶杯、茶叶和热水壶摆满桌面，地上的垃圾篓已经堆满了也没人清理。
这里，以前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用老梅的话说，驻京办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撤销驻京办的消息一来，一切“戛然而止”。
回想当年，同事们都是信心百倍。现在，老梅连称无奈。提起撤销驻京办，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意思”。
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撤销驻京办的正式文件，但老梅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撤离。“全国都沸沸扬扬了，谁还去等文件，自己撤吧。”对于国务院给予的6个月撤离的“缓刑期”，他也不以为意：“别再干事了，干不了几天了，没意思。”
三年来的第一次，老梅能够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驻京办的诸多“后事”。他准备年后再来处理。
采访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其中有人跟他谈项目。老梅说，绝大多数项目，因为驻京办的撤离都要流产了。“地方领导老换，他们只能找我。我回去了，这事也就弄不成了。这次断掉了好多项目，损失大了。”
老梅有点伤感，他认定县级驻京办是再也回不来了。在最后的撤离之前，他把几年来的感悟和盘托出。
维稳，地方政府没有办法
老梅说：驻京办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为老乡服务，和北京各个部门联系。 北京市的装潢业，桐城人占到40％。我估计仅是这方面在京从业的桐城人就有7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员，桐城市在京流动人口有七八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西北一个县的人口，在安徽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很少见。这么大的人口要不要服务，要不要管理?
散居在北京城的这七八万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事，甚至有人赌博被抓了也找我去搭救。但我不去，让大家看看这些反面教材。
每到年底，我都要帮在京的桐城人解决回家的问题。像楼下的订票点，我跟售票的都很熟了，一拿就是几百张票。我还要和家乡的客运公司联系，让他们调车到北京，什么时候开到什么地方。一年到头我们要解决几万桐城人回家的问题。我们是安庆市下面的县级市，我们走了，直接归上面的安庆市来做合适吗?肯定不贴心啊。
驻京的第一年，我就组织创建了流动党支部。现在，以200多名在京桐城党员为骨干，—共建立了十几个党支部，这成为联络7万多桐城人的核心。这7万人，通过党支部，随时将信息汇总到我这里。不管谁到这里，我马上就知道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在黑龙江的桐城人到北京上访，露了一次面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桐城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他初来乍到，没用，就来找我。我跟他说，你让桐城公安局发个传真过来，然后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GPS系统，半个小时就找到了。
地方公安到北京没用，北京的人不理你，还得靠驻京办，驻京办和北京的公安系统熟悉得多，我们都理顺了。
还有来北京逃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谁来北京超生了，住在哪儿，我们党支部马上就知道了。找到后都劝回去或者做手术。
在这些方面，不靠驻京办，地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
刚来北京，我就买了三套《驻京办主任》作为工作人员的必读书。《驻京办主任》写的是真实的，确实不夸张，只是做了艺术化处理，集中反映。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令警醒和反面教材。
我很拥护中央撤销驻京办的决定。不管怎么说，驻京办都是通过熟人和资金打通一些关系，这是回避不掉的。总是有些灰色地带，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
但是现在媒体抓住驻京办这一点，说驻京办是淫窝、黑窝、毒窝，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各地政府要派驻京办，不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到北京办不成事吗?如果到北京办事都很顺当，谁还设驻京办?驻京办走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会转变吗?驻京办走了以后，地方办事更困难，中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更大。所以应该整顿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他们高效廉洁，驻京办自己就回去了。
驻京办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驻京办一塌糊涂，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也有问题?要治理腐败，拿驻京办开刀有什么意思?再说，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
有媒体报道，一些县级驻京办将来可能会以企业挂牌成立，或者变成“驻廊坊办”，我不这么认为。
这次中央实行的措施是很严厉的，不准以任何名目存在，如果查到财政向驻京办注资就处分。地方政府官员要保自己的乌纱帽，不会顶风作案。至少以我对桐城市政府的了解，他们不会，地方领导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驻京办存在不存在，和他们个人的仕途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县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采取什么态度?肯定是保政治前途。不办就不办了，耽误的也不是自己的事，管他呢。
驻京办走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还在
驻京办一撤，企业就不好办事了。现在一说是企业，中央机关都不见面，但驻京办就能见。
我给你举个例子，桐城建设发电厂时，要用2米直径的大管子输水。管子要过铁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负责人到上海铁道局协调，但上海方面不让过，只让从上面绕。最后，这事只能到铁道部解决。但是地方一个小发电厂，谁理你?大门都进不去。只好我们代表政府和铁道部协商然后传到上海铁道局，这事才处理了。
驻京办在北京熟悉，好办事，这样确实难免产生权力导租的空间。但是没有驻京办也有权力寻租。也有灰色地带。
关键是中央部门把所有的权都收上去了。像我们那里的运输基建厂，一个小的生产许可证都要中央发，一回一回跑，过了一年也办不下来。
没了驻京办，地方政府要专门组织一个摊子来住到北京，再梳理关系，再去找，花的钱更多了。相比驻京办的开销，驻京办撤掉后给地方带来的损失要多得多。地方到北京跑项目的费用不得了，15万可能半个项目都办不成，干同样的事成本要增加5到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