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开好大会只是第一步，做好会上定下的事情，还要不断议商切磋。又一次寒冬时节里的讨论，为又一个春天的到来积极准备。
前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被授予“足球事业杰出贡献奖”。
冬天，武汉的天气就像中国足球，一点都不冷。1月17日，近200名代表相聚江城，参加中国足协十届三次会员大会。学习的大会
这项例行的大会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哪些事项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在大会上报告、讨论和表决，哪些属于通报，哪些原本就不在大会议程之中，《中国足协章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而且多次修订章程时并未改变过这些基本内容。可惜，足球界有些人从未认真学习和了解章程，何谈遵守和执行！一位在足管中心时代也算是“中层”的干部忙于会务，却不懂参会代表与列席旁听有何区别。为什么在足球圈里混迹多年，看似ABC的问题还搞不清楚？有参会代表说，过去开会，注意力都用在寻找政策规定的缝隙，忽视了定政策的目的。
20年前，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起步不久，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就曾尖锐指出足球界存在四不现象一一不团结、不虚心、不学习、不刻苦。
改革的一个要义就是把精力用来做该做的事，不为不该做的事分散和消耗精力。体制和机制的改变都是为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但遇到具体问题，很容易穿着新鞋走老路，就是媒体和社会上关注足球的人们，也免不了惯性思维，又按老办法去找寻答案。
会议开幕前一天，中国足协官网上出现一条看得出匆忙处理的信息，标题是“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联赛部分相关规程内容进行调整”。很快，媒体将其称为实施“新政”。文中说“经与会的中超、中甲俱乐部代表讨论，中国足协同意对2017赛季中超、中甲联赛的相关规程内容进行调整”。这显然是文不对题了。标题上分明说是足协在调整，文中怎么成了足协行使的只是同意与否，貌似“调整”是出于俱乐部的意思。
这样一件事关职业联赛发展方向的大事，一件由于非理性投资引援造成社会广泛关注和不解的大事，程序上说不清楚。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职业联赛由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中国足协监管，上述“调整”的动作已经不只是监管了。
以国情特色和现阶段改革进程而论，足协出面调整也罢，规矩可以逐步完善，但做起来必须严格，说都没说清楚，怎不让人担心实操中又会有新的麻烦。中国足协是制定章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是制定规程的，规程不得有违章程，关系并不复杂，在足球发达国家和成熟的职业联赛中，这都不成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足球，还有好多课程要补，要不断学习、研究，难怪媒体见面会上把这件本不属于会员大会内容的事情拿出来当面求证。
纠结的大会
会议在武汉市塔子湖训练基地举行。这个基地始建于2013年，曾经接待过多支国字号球队，目前拥有22块大小不一的足球场地。武汉是亚足联确定的亚洲足球展望项目城市，也是中国足协确定的足球改革试点城市。基地走道两侧不仅有世界著名球星的照片，还有武汉籍国家队球员曾诚、张稀哲、蒿俊闵、荣昊、雷腾龙、梅方、邓卓翔、岳敏、王霜等人的形象。
会议期间，正值中小学开始放寒假，洪山区一小、广埠屯小学等都在学生的寒假作业中加入了体育内容，要求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以电子作业单方式请家长帮助督促和评价，有的班主任还要求学生每天运动时拍照上传班群，开学后开展评比。硚口区教育局正在尝试将开展校园足球与学生体质监测结合，建立体质档案。
有这样的体育环境和氛围，有这样的硬件，一向拖中国足球后腿的青少年训练应当有所好转，其实未必。会议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又被拿上桌面。第一是地方足协脱钩改革后的生存发展，第二是体育和教育两大系统在青少年足球训练中的矛盾，都是改革发展中绕不开的瓶颈。
大家都赞成改革，但谁来改、怎么改，问题并不简单。地方足协的可控资源与中国足协不同，手里没有中超那样的市场。重庆足协秘书长杜学勇认为，中国足协挣到钱，应当考虑支持一下地方足协。
会前，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完成注销，与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拨人马的状态终告结束，但有代表质疑，中国足协到底脱钩没有。
来自厦门足协的代表提出，校园足球不宜硬性规定，一所学校选出8个孩子去打比赛，其余800个孩子与足球无缘，这不是开展校园足球的目的，30年前早有教训。再说，厦门这些年请来意大利、阿根廷等多国教练，手里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大纲有6本之多，全是动漫，究竟执行哪个，没有主导。
福建足协代表原遵辉说，足球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不能说只有上学才是接受教育。
河南足协副主席李琳说得更直白，教育部门不肯放学生参加体育部门的比赛，哪怕只是小学生，一旦参加就不许回到校园足球比赛中，这种情况尚无好转。开展校园足球是培养孩子喜欢足球，而不是为了比赛任务去选拔队员。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广州市用于足球发展的资金是河南省各项球类资金的总和。别人的经验不好复制，中国足协计划中的改革试点布局都是搞得好的省市，建议在优劣不同的地方分别试点。
尽管中国足协表示与政府相关部门和教育系统沟通，“已经没有问题”，但李琳的感受是政策都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出问题在下边，定政策在上边。
中国足球的矛盾由来已久，盘根错节，不是一次会议所能梳理清晰的，即便对症下药，下猛药，也要有过程。不馁的大会
在会议始末，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两次讲话，认为国家队比赛的成绩只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标准之一，不是“唯一”。现在这一代足球人就是要打基础、筑框架，当足球改革发展的铺路石。
足球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改革当中一大难点，起起伏伏。蔡振华指出，职业联盟筹建工作小组态度不积极，工作不到位，中超、中甲、中乙52家俱乐部都应该参与职业联盟章程的讨论，但没能做到，章程起草过程中，没有征求俱乐部投资人的意见，是一大缺陷。
管办分离是中国足球改革说了很多年的事情，直到几年前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足协不再插手联赛的组织管理，事情终于迈出了步子。不料，作为事业单位的足管中心注销被媒体说成是“管办分离正式实现”。究竟谁是在“管”，什么事情属于“管”，为什么理解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
会员大会上，代表们看到《中国足球2020行动计划》、《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等文件，听到单项委员会报告年度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对足协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仅就会议形式和内容的改进来说，与会代表纷纷给出肯定。中国足协执委、老女足的孙雯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不能掩耳盗铃，足协现在是真诚反省、直面问题。中国足协副主席容志行提出，青少年足球不能停留在普及的成果上，如何发现和培养有潜质的孩子，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开好大会只是第一步，做好会上定下的事情，还要不断议商切磋。又一次寒冬时节里的讨论，为又一个春天的到来积极准备。
前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被授予“足球事业杰出贡献奖”。
冬天，武汉的天气就像中国足球，一点都不冷。1月17日，近200名代表相聚江城，参加中国足协十届三次会员大会。学习的大会
这项例行的大会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哪些事项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在大会上报告、讨论和表决，哪些属于通报，哪些原本就不在大会议程之中，《中国足协章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而且多次修订章程时并未改变过这些基本内容。可惜，足球界有些人从未认真学习和了解章程，何谈遵守和执行！一位在足管中心时代也算是“中层”的干部忙于会务，却不懂参会代表与列席旁听有何区别。为什么在足球圈里混迹多年，看似ABC的问题还搞不清楚？有参会代表说，过去开会，注意力都用在寻找政策规定的缝隙，忽视了定政策的目的。
20年前，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起步不久，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就曾尖锐指出足球界存在四不现象一一不团结、不虚心、不学习、不刻苦。
改革的一个要义就是把精力用来做该做的事，不为不该做的事分散和消耗精力。体制和机制的改变都是为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但遇到具体问题，很容易穿着新鞋走老路，就是媒体和社会上关注足球的人们，也免不了惯性思维，又按老办法去找寻答案。
会议开幕前一天，中国足协官网上出现一条看得出匆忙处理的信息，标题是“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联赛部分相关规程内容进行调整”。很快，媒体将其称为实施“新政”。文中说“经与会的中超、中甲俱乐部代表讨论，中国足协同意对2017赛季中超、中甲联赛的相关规程内容进行调整”。这显然是文不对题了。标题上分明说是足协在调整，文中怎么成了足协行使的只是同意与否，貌似“调整”是出于俱乐部的意思。
这样一件事关职业联赛发展方向的大事，一件由于非理性投资引援造成社会广泛关注和不解的大事，程序上说不清楚。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职业联赛由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中国足协监管，上述“调整”的动作已经不只是监管了。
以国情特色和现阶段改革进程而论，足协出面调整也罢，规矩可以逐步完善，但做起来必须严格，说都没说清楚，怎不让人担心实操中又会有新的麻烦。中国足协是制定章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是制定规程的，规程不得有违章程，关系并不复杂，在足球发达国家和成熟的职业联赛中，这都不成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足球，还有好多课程要补，要不断学习、研究，难怪媒体见面会上把这件本不属于会员大会内容的事情拿出来当面求证。
纠结的大会
会议在武汉市塔子湖训练基地举行。这个基地始建于2013年，曾经接待过多支国字号球队，目前拥有22块大小不一的足球场地。武汉是亚足联确定的亚洲足球展望项目城市，也是中国足协确定的足球改革试点城市。基地走道两侧不仅有世界著名球星的照片，还有武汉籍国家队球员曾诚、张稀哲、蒿俊闵、荣昊、雷腾龙、梅方、邓卓翔、岳敏、王霜等人的形象。
会议期间，正值中小学开始放寒假，洪山区一小、广埠屯小学等都在学生的寒假作业中加入了体育内容，要求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以电子作业单方式请家长帮助督促和评价，有的班主任还要求学生每天运动时拍照上传班群，开学后开展评比。硚口区教育局正在尝试将开展校园足球与学生体质监测结合，建立体质档案。
有这样的体育环境和氛围，有这样的硬件，一向拖中国足球后腿的青少年训练应当有所好转，其实未必。会议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又被拿上桌面。第一是地方足协脱钩改革后的生存发展，第二是体育和教育两大系统在青少年足球训练中的矛盾，都是改革发展中绕不开的瓶颈。
大家都赞成改革，但谁来改、怎么改，问题并不简单。地方足协的可控资源与中国足协不同，手里没有中超那样的市场。重庆足协秘书长杜学勇认为，中国足协挣到钱，应当考虑支持一下地方足协。
会前，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完成注销，与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拨人马的状态终告结束，但有代表质疑，中国足协到底脱钩没有。
来自厦门足协的代表提出，校园足球不宜硬性规定，一所学校选出8个孩子去打比赛，其余800个孩子与足球无缘，这不是开展校园足球的目的，30年前早有教训。再说，厦门这些年请来意大利、阿根廷等多国教练，手里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大纲有6本之多，全是动漫，究竟执行哪个，没有主导。
福建足协代表原遵辉说，足球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不能说只有上学才是接受教育。
河南足协副主席李琳说得更直白，教育部门不肯放学生参加体育部门的比赛，哪怕只是小学生，一旦参加就不许回到校园足球比赛中，这种情况尚无好转。开展校园足球是培养孩子喜欢足球，而不是为了比赛任务去选拔队员。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广州市用于足球发展的资金是河南省各项球类资金的总和。别人的经验不好复制，中国足协计划中的改革试点布局都是搞得好的省市，建议在优劣不同的地方分别试点。
尽管中国足协表示与政府相关部门和教育系统沟通，“已经没有问题”，但李琳的感受是政策都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出问题在下边，定政策在上边。
中国足球的矛盾由来已久，盘根错节，不是一次会议所能梳理清晰的，即便对症下药，下猛药，也要有过程。不馁的大会
在会议始末，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两次讲话，认为国家队比赛的成绩只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标准之一，不是“唯一”。现在这一代足球人就是要打基础、筑框架，当足球改革发展的铺路石。
足球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改革当中一大难点，起起伏伏。蔡振华指出，职业联盟筹建工作小组态度不积极，工作不到位，中超、中甲、中乙52家俱乐部都应该参与职业联盟章程的讨论，但没能做到，章程起草过程中，没有征求俱乐部投资人的意见，是一大缺陷。
管办分离是中国足球改革说了很多年的事情，直到几年前组建职业联赛理事会，足协不再插手联赛的组织管理，事情终于迈出了步子。不料，作为事业单位的足管中心注销被媒体说成是“管办分离正式实现”。究竟谁是在“管”，什么事情属于“管”，为什么理解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
会员大会上，代表们看到《中国足球2020行动计划》、《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等文件，听到单项委员会报告年度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对足协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仅就会议形式和内容的改进来说，与会代表纷纷给出肯定。中国足协执委、老女足的孙雯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不能掩耳盗铃，足协现在是真诚反省、直面问题。中国足协副主席容志行提出，青少年足球不能停留在普及的成果上，如何发现和培养有潜质的孩子，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开好大会只是第一步，做好会上定下的事情，还要不断议商切磋。又一次寒冬时节里的讨论，为又一个春天的到来积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