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八项规定”，规定公布之初，许多干部和群众都持观望态度，因为担心当中许多规定只是面向一些不正之风的点，点状的、碎片化的规定难以对党风起到全面提振作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年来随着“八项规定”的落实，全党、全国风气为之一新。这个实例告诉我们，无论是一党还是一国的公共政策有其自身的运行路径，这个路径大致是“小处切入 杠杆作用 宏观愿景”，这样既可以降低政策实施之初的难度，又可以撬动更多的政府与社会资源，同时还可以保证政策目标的达成。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湖南省的做法：从技能抽查开始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
批评者会说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首先建立系统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否则会产生高质量的“无质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就像丁蜀中专的丁三老师所问的那样：有谁能保证所建立起来的质量体系是“系统科学”的？中国人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事物是否系统科学不仅需要书斋里的论证，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推动。用学术话语来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标准、政策、体系等制度都主要是博弈的产物，那种认为政策是由一个外在的、全能的设计者“顶层设计”出来的想法并不符合政策产生的真实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保政策切入点符合政策的宏观愿景，哪怕这项政策只是一个局部的变动，也值得先行动起来。
但“小处切入”只是一个起点，政府接下来不仅要引入博弈机制调整政策方向，更要从系统的评价制度改革的角度推动其他政策的衍生。材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湖南省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我们还是建议应因势利导推进教育评价体系的整体改革，千万不要停留在点状的改革上。
批评者往往还会对政府介入学校层面的学业评价而不满，有很多人提出这些工作应该交由学校自己完成，或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完成，政府应该管理更宏观的职业教育事务。这些观点剑锋直指政府的边界问题，基本观点大致是国家治理应采用“小政府 大社会”的模式。但美国人奥斯本和盖布勒在《再造政府：政府改革的五项战略》一书中指出，19世纪英国确实在追求政府目标极少的“小政府模式”，据说当时甚至使用私人海军；但随着社会的迅速现代化，政府规模就越来越大，以致于形成了巨型的公共行政部门，开展着事无巨细的各种行政管理。在美国的印第安那州，政府有这样的政策安排：学生每获得一份资格证书，学区可获得550美元；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每有一个学生注册，学区可获得1000美元；市场基本没有需求的专业每有一个学生注册，学区可获得300美元。可以推想，这些政策要想落地，政府必须要维持强大的职业教育感知能力，它要么亲自出面，要么授权社会机构（在职能上有点类似我国的事业单位）介入学校的具体办学行为。在信奉“社会中心理论”的美国政府尚能进行如此细致的职业教育管理，在中国政府管得多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细致的职业教育管理都是有必要的。但以下几点是政府应该改进的。
首先，政府应该增加政策的可预期性。在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中，政策的随意性仍然很大，老师、学生都不知道明天、明年会出台什么新的政策，既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更谈不上物质上的准备，从而使得政策一来，穷于应付。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今天认为技能很重要，就出台一个技能抽查的指标；明天认为企业用人满意度重要，就出台一个企业调研的指标；后一个指标出来后，前一个指标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这种近乎“折腾”的评价方式改革会造成职业教育的“内卷化发展”，即有发展无进步。要想确保政策的可预期性，职业教育的法制化管理是一个必需的进程，如果前一份文件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了原则规定，这个规定应该得到后续文件的尊重与继承。这样哪怕政策切入点很小，也会最终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次，教育部门应通过与其他部门以及行业、企业的合作重新定义职业教育质量。就像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技能考核成绩优异的学生其技能水平就真的达到企业需要了吗？技能抽查成绩优异的专业就真的是好专业吗？在这方面，国际通行做法是以职业资格证书为评价的基本依据，而这些证书又由政府授权并管理的、有市场认可度的第三方行业机构颁发，所以基本能够保证证书的质量。目前我国的这套体系还不健全，各地如果能够先于国家开展自己区域内的证书体系建设，也许是解决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一个办法（但囿于行政许可法，操作起来也有很大难度）。
历史学家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谈论湖南省就是在谈论当下。我省也在开展技能抽测，当中也有许多问题，我们与湖南相互守望，也许会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批评者会说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首先建立系统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否则会产生高质量的“无质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就像丁蜀中专的丁三老师所问的那样：有谁能保证所建立起来的质量体系是“系统科学”的？中国人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事物是否系统科学不仅需要书斋里的论证，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推动。用学术话语来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标准、政策、体系等制度都主要是博弈的产物，那种认为政策是由一个外在的、全能的设计者“顶层设计”出来的想法并不符合政策产生的真实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确保政策切入点符合政策的宏观愿景，哪怕这项政策只是一个局部的变动，也值得先行动起来。
但“小处切入”只是一个起点，政府接下来不仅要引入博弈机制调整政策方向，更要从系统的评价制度改革的角度推动其他政策的衍生。材料所限，我们无法得知湖南省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我们还是建议应因势利导推进教育评价体系的整体改革，千万不要停留在点状的改革上。
批评者往往还会对政府介入学校层面的学业评价而不满，有很多人提出这些工作应该交由学校自己完成，或由第三方评价机构完成，政府应该管理更宏观的职业教育事务。这些观点剑锋直指政府的边界问题，基本观点大致是国家治理应采用“小政府 大社会”的模式。但美国人奥斯本和盖布勒在《再造政府：政府改革的五项战略》一书中指出，19世纪英国确实在追求政府目标极少的“小政府模式”，据说当时甚至使用私人海军；但随着社会的迅速现代化，政府规模就越来越大，以致于形成了巨型的公共行政部门，开展着事无巨细的各种行政管理。在美国的印第安那州，政府有这样的政策安排：学生每获得一份资格证书，学区可获得550美元；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每有一个学生注册，学区可获得1000美元；市场基本没有需求的专业每有一个学生注册，学区可获得300美元。可以推想，这些政策要想落地，政府必须要维持强大的职业教育感知能力，它要么亲自出面，要么授权社会机构（在职能上有点类似我国的事业单位）介入学校的具体办学行为。在信奉“社会中心理论”的美国政府尚能进行如此细致的职业教育管理，在中国政府管得多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细致的职业教育管理都是有必要的。但以下几点是政府应该改进的。
首先，政府应该增加政策的可预期性。在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中，政策的随意性仍然很大，老师、学生都不知道明天、明年会出台什么新的政策，既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更谈不上物质上的准备，从而使得政策一来，穷于应付。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今天认为技能很重要，就出台一个技能抽查的指标；明天认为企业用人满意度重要，就出台一个企业调研的指标；后一个指标出来后，前一个指标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这种近乎“折腾”的评价方式改革会造成职业教育的“内卷化发展”，即有发展无进步。要想确保政策的可预期性，职业教育的法制化管理是一个必需的进程，如果前一份文件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了原则规定，这个规定应该得到后续文件的尊重与继承。这样哪怕政策切入点很小，也会最终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其次，教育部门应通过与其他部门以及行业、企业的合作重新定义职业教育质量。就像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技能考核成绩优异的学生其技能水平就真的达到企业需要了吗？技能抽查成绩优异的专业就真的是好专业吗？在这方面，国际通行做法是以职业资格证书为评价的基本依据，而这些证书又由政府授权并管理的、有市场认可度的第三方行业机构颁发，所以基本能够保证证书的质量。目前我国的这套体系还不健全，各地如果能够先于国家开展自己区域内的证书体系建设，也许是解决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一个办法（但囿于行政许可法，操作起来也有很大难度）。
历史学家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谈论湖南省就是在谈论当下。我省也在开展技能抽测，当中也有许多问题，我们与湖南相互守望，也许会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