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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巴林政府在首都麦纳麦发现一个用于制造炸弹的工厂，并断定该工厂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叛分子所有，而伊朗则断然否决。这一事件迅速升级为巴林和伊朗的外交争端，巴林立即召回了驻德黑兰的大使，而伊朗也宣布驱逐巴林驻伊朗的副大使。巴林和伊朗的外交风波导致近几年日趋恶化的教派矛盾再度升温，联系到当前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不断激化的教派矛盾，巴林或将成为中东教派矛盾的又一热点。
巴林人口约120万，其中本国公民占46%。在本国公民中，什叶派约占70%，逊尼派约占30%，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但什叶派在巴林历史上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什叶派至今依然占巴林人口多数的原因。
伊斯兰教于7世纪传入巴林，巴林由此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巴林人在教派归属上属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卡尔马特派，长期不满阿拉伯帝国的统治，甚至在929年攻进麦加。后来巴林在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打击下走向灭亡。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林沦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1602年，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王朝赶走巴林的葡萄牙殖民者，将其作为伊朗的一部分，巴林的什叶派得以不断壮大。当时，巴林与黎巴嫩的贾巴尔·阿米尔和伊拉克的库法、纳杰夫一起成为什叶派的重要中心。1782年，来自卡塔尔东部的逊尼派哈利法部落征服巴林，终结了什叶派在巴林的主导地位，什叶派教徒或被杀或被驱逐，哈利法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20年代，哈利法家族曾求助沙特的达瓦思尔部落出兵巴林驱赶什叶派。1971年，巴林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总体来说，在巴林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左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的作用并不显著。巴林获得独立后，占人口70%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王室的歧视性政策一直存在严重不满。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巴林的反对派一直由世俗派所主导，其中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巴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什叶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巴林、科威特和沙特开始出现激进的什叶派组织。”在此背景下，伊朗的教士纷纷来到巴林布道;巴林什叶派反对派人士前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在星期五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活动中，巴林什叶派开始讨论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表达不满情绪。到20世纪90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活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威权体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缺失、停滞的经济以及广泛存在的针对什叶派的歧视。在什叶派社团看来，巴林政府是一个代表逊尼派利益的腐败体制，对什叶派地区的贫困视而不见。在1994～1998年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街头冲突成为巴林社会的常态，也被称为“1994～1998年大起义”。逊尼派王室政府对街头抗议做出了强硬的反应，数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一部分反对派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结果之一是“宗教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抗议运动的特征之一。
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力度推进海湾国家的民主变革。在此背景下，美国敦促巴林进行以取消歧视什叶派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但巴林王室允诺的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兑现，导致2004年至2005年巴林再度发生什叶派反政府抗议和严重的教派冲突。在巴林王室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和什叶派抗议浪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什叶派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组织领导，既有温和的容纳各种什叶派人士的反对派组织，也有宗教色彩相对浓厚的反对派组织，其共同点仍在于要求逊尼派王室取消教派歧视政策，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济状况。此后，巴林什叶派的政治抗议一直持续不断。
2011年2月14日，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影响下，巴林爆发了以什叶派反对派为主体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逊尼派政权对游行示威进行了严厉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面。同年3月14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决定出兵巴林，1000名沙特军人和500名阿联酋警察越境进入巴林，帮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群众，才使局面得到初步控制，但民众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
巴林逊尼派政权通过主导和控制舆论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派冲突话语的延续。其实在巴林民众抗议浪潮爆发之初，参与者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巴林人”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很快就导致反对派的教派分化，这无疑为巴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同时，逊尼派政治组织也不断强调“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神权政体”。
巴林或将成为中东教派矛盾的又一热点。
巴林逊尼派政权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冲突，其内在逻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即反对伊朗的颠覆—教派冲突加剧。但事实上，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63%和25%。但政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歧视等措施，则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巴林政府的教派冲突和“伊朗阴谋论”的话语，无疑为沙特等外部势力从捍卫逊尼派整体利益的角度介入巴林事务提供了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巴林的内部矛盾逐步演变为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矛盾，而教派矛盾则成为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争夺的外在表现。
在沙特看来，什叶派主导的巴林民众抗议对其国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什叶派一旦在巴林获得成功，将对沙特东方省长期对政权严重不满的什叶派产生鼓舞作用，而东方省什叶派聚集区作为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巴林什叶派进行抗议期间，沙特的什叶派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骚乱。在海合会国家中，除巴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外，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的25%左右，沙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的什叶派人口在5%～15%之间，如果巴林的什叶派起义蔓延至海合会国家，无疑将冲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安全和海合会的集体安全。此外，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沙特也特别强调“伊朗是巴林反对派的背后支持者，因此必须予以镇压”，不同意巴林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因此，国内什叶派问题、海合会集体安全、遏制伊朗这三大因素构成了沙特主导海合会介入巴林事务的主要原因。
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巴林和沙特都把伊朗界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反对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迄今并没有伊朗直接介入巴林什叶派抗议的证据。在舆论层面，伊朗刻意从淡化教派关系的角度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做出反应。伊朗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并从伊斯兰革命的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定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之为“伊斯兰觉醒”，“正在实现伊朗努力奋斗的目标即清除西方霸权”。2011年3月2日，在庆祝波斯新年之际，哈梅内伊表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范围内的起义，伊朗既支持什叶派同伴，也支持作为穆斯林世界大多数的逊尼派。在外交层面，伊朗严厉谴责巴林政府对民众的暴力行动，抗议沙特军队进入巴林以及美国对这一行动的支持，但没有做出升级反应尤其是军事上的反应。即使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都认为，尽管伊朗的地区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伊朗并非巴林抗议的发起者。
伊朗对巴林的反应总体上是低调谨慎的，介入程度远低于对叙利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林和叙利亚对于伊朗的战略地位不同，伊朗的战略重点在于维护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联盟，同时也对沙特对海合会国家的主导地位表示默许。由此可见，伊朗并未因教派矛盾失去外交理性，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不断强调伊朗为巴林什叶派抗议的幕后黑手，不断放大伊朗对什叶派的支持，这是中东教派冲突在国际舆论中被夸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教派矛盾的日益突出与沙特等国家不断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有重要关系。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也渲染和夸大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默许乃至纵容海湾国家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巴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巴林稳定对于波斯湾和印度洋海洋通道安全具有突出的战略与经济重要性。在巴林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于针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策。美国在巴林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引起了什叶派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促使什叶派反对派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海湾逊尼派政权结成了共同反对什叶派的同盟，进一步加剧了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
因此，教派矛盾并非巴林问题的实质，只是逊尼派政权和什叶派反对派权力和利益矛盾的载体，而巴林国内外势力对教派矛盾的强化，是导致教派矛盾表面化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巴林教派问题的由来
巴林人口约120万，其中本国公民占46%。在本国公民中，什叶派约占70%，逊尼派约占30%，掌权的哈利法家族属于逊尼派。但什叶派在巴林历史上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什叶派至今依然占巴林人口多数的原因。
伊斯兰教于7世纪传入巴林，巴林由此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巴林人在教派归属上属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卡尔马特派，长期不满阿拉伯帝国的统治，甚至在929年攻进麦加。后来巴林在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打击下走向灭亡。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林沦为葡萄牙的殖民据点。1602年，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萨法维王朝赶走巴林的葡萄牙殖民者，将其作为伊朗的一部分，巴林的什叶派得以不断壮大。当时，巴林与黎巴嫩的贾巴尔·阿米尔和伊拉克的库法、纳杰夫一起成为什叶派的重要中心。1782年，来自卡塔尔东部的逊尼派哈利法部落征服巴林，终结了什叶派在巴林的主导地位，什叶派教徒或被杀或被驱逐，哈利法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20年代，哈利法家族曾求助沙特的达瓦思尔部落出兵巴林驱赶什叶派。1971年，巴林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
总体来说，在巴林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左翼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的作用并不显著。巴林获得独立后，占人口70%的什叶派对逊尼派王室的歧视性政策一直存在严重不满。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巴林的反对派一直由世俗派所主导，其中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巴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什叶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巴林、科威特和沙特开始出现激进的什叶派组织。”在此背景下，伊朗的教士纷纷来到巴林布道;巴林什叶派反对派人士前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神学院学习;在星期五在清真寺举行的宗教活动中，巴林什叶派开始讨论就业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表达不满情绪。到20世纪90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活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威权体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缺失、停滞的经济以及广泛存在的针对什叶派的歧视。在什叶派社团看来，巴林政府是一个代表逊尼派利益的腐败体制，对什叶派地区的贫困视而不见。在1994～1998年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街头冲突成为巴林社会的常态，也被称为“1994～1998年大起义”。逊尼派王室政府对街头抗议做出了强硬的反应，数千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一部分反对派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结果之一是“宗教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抗议运动的特征之一。
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力度推进海湾国家的民主变革。在此背景下，美国敦促巴林进行以取消歧视什叶派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但巴林王室允诺的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兑现，导致2004年至2005年巴林再度发生什叶派反政府抗议和严重的教派冲突。在巴林王室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和什叶派抗议浪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什叶派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组织领导，既有温和的容纳各种什叶派人士的反对派组织，也有宗教色彩相对浓厚的反对派组织，其共同点仍在于要求逊尼派王室取消教派歧视政策，改善什叶派的社会经济状况。此后，巴林什叶派的政治抗议一直持续不断。
2011年2月14日，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影响下，巴林爆发了以什叶派反对派为主体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逊尼派政权对游行示威进行了严厉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面。同年3月14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决定出兵巴林，1000名沙特军人和500名阿联酋警察越境进入巴林，帮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群众，才使局面得到初步控制，但民众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
逊尼派王室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巴林逊尼派政权通过主导和控制舆论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教派冲突话语的延续。其实在巴林民众抗议浪潮爆发之初，参与者既包括什叶派，也包括逊尼派，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巴林人”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很快就导致反对派的教派分化，这无疑为巴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同时，逊尼派政治组织也不断强调“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神权政体”。
巴林逊尼派政权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冲突，其内在逻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即反对伊朗的颠覆—教派冲突加剧。但事实上，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63%和25%。但政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歧视等措施，则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巴林政府的教派冲突和“伊朗阴谋论”的话语，无疑为沙特等外部势力从捍卫逊尼派整体利益的角度介入巴林事务提供了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巴林的内部矛盾逐步演变为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矛盾，而教派矛盾则成为沙特和伊朗地缘政治争夺的外在表现。
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
在沙特看来，什叶派主导的巴林民众抗议对其国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什叶派一旦在巴林获得成功，将对沙特东方省长期对政权严重不满的什叶派产生鼓舞作用，而东方省什叶派聚集区作为沙特重要的石油产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巴林什叶派进行抗议期间，沙特的什叶派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骚乱。在海合会国家中，除巴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外，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的25%左右，沙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的什叶派人口在5%～15%之间，如果巴林的什叶派起义蔓延至海合会国家，无疑将冲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安全和海合会的集体安全。此外，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沙特也特别强调“伊朗是巴林反对派的背后支持者，因此必须予以镇压”，不同意巴林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因此，国内什叶派问题、海合会集体安全、遏制伊朗这三大因素构成了沙特主导海合会介入巴林事务的主要原因。
从伊朗方面看，尽管巴林和沙特都把伊朗界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反对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迄今并没有伊朗直接介入巴林什叶派抗议的证据。在舆论层面，伊朗刻意从淡化教派关系的角度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做出反应。伊朗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并从伊斯兰革命的角度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定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之为“伊斯兰觉醒”，“正在实现伊朗努力奋斗的目标即清除西方霸权”。2011年3月2日，在庆祝波斯新年之际，哈梅内伊表示伊朗坚决支持地区范围内的起义，伊朗既支持什叶派同伴，也支持作为穆斯林世界大多数的逊尼派。在外交层面，伊朗严厉谴责巴林政府对民众的暴力行动，抗议沙特军队进入巴林以及美国对这一行动的支持，但没有做出升级反应尤其是军事上的反应。即使是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都认为，尽管伊朗的地区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伊朗并非巴林抗议的发起者。
伊朗对巴林的反应总体上是低调谨慎的，介入程度远低于对叙利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林和叙利亚对于伊朗的战略地位不同，伊朗的战略重点在于维护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什叶派联盟，同时也对沙特对海合会国家的主导地位表示默许。由此可见，伊朗并未因教派矛盾失去外交理性，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却不断强调伊朗为巴林什叶派抗议的幕后黑手，不断放大伊朗对什叶派的支持，这是中东教派冲突在国际舆论中被夸大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教派矛盾的日益突出与沙特等国家不断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有重要关系。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也渲染和夸大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默许乃至纵容海湾国家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巴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巴林稳定对于波斯湾和印度洋海洋通道安全具有突出的战略与经济重要性。在巴林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于针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策。美国在巴林问题上采取的双重标准引起了什叶派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促使什叶派反对派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海湾逊尼派政权结成了共同反对什叶派的同盟，进一步加剧了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
因此，教派矛盾并非巴林问题的实质，只是逊尼派政权和什叶派反对派权力和利益矛盾的载体，而巴林国内外势力对教派矛盾的强化，是导致教派矛盾表面化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上海市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