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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从老家舒城的一个公众微信号上，看到一段山七镇的宣传视频，不禁勾起了我对自己与其相关的一些回忆。
山七镇座落于大别山东麓，应该算是一座古镇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冲。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是五桥所没有的。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曾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就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刚从鸡窝里拿出的热乎乎的鸡蛋充当了钱币，通常是一枚鸡蛋折合五分钱，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以往好像很少对外提起过。1979年，鉴于文革后期我们在初中时的学业被严重荒废，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期。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起来并伴随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几根生大蒜，弄不好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却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就跟一面筛子似的。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到，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无疑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尽管印象中她并没有视频中介绍的那么美好、繁华，但这里的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其他条件，确实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记忆里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再晚点医生都说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弥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曾醉心于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霎怕，就跟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入院的第五天下午，又住进了一位小女孩。她得的也是急性脑膜炎。她是从五桥东南边的高峰公社赶过来的。当天后半夜，突然一种清脆的声音，把我们同时惊醒。听起来像是灯泡或是玻璃杯什么的摔到了地上。不知谁马上拉亮了电灯。昏暗的灯光下，女孩的父母和我爷爷起床查看半天，并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摔碎。我第二天就要出院了，病房里我看到只有那个小女孩安静地躺在床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大人们仍然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几天后，爷爷告诉我，那个小姑娘在我出院的当天晚上就死了。她才7岁。惊惧之余，我忽然对奶奶时常感慨“黄泉路上无老少”的那句古话，似有所悟。
我是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出院已经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而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则属于大别山东南麓的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自己生活和上学的费用主要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但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所有的学校已经开学，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也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的家去报喜——那时通讯困难，只有到区一级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5A级景区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就问你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军绿色帆布已经半旧的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呵呵，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又一次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当初外出求學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的时候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刚毕业时，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直到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再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我在五桥时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已经名气大噪，现在更是名闻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啻是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的味道，还深深地蕴籍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
山七镇座落于大别山东麓，应该算是一座古镇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这个寂静的山区小镇，成为舒城境内晓天、河棚、燕春、大河沿等地十来家兵工厂和配套单位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其毗邻的，就是我出生、生活和曾经读书的那个更小的名叫五桥的山镇。两座小镇之间，只隔着一道山岭——扬旗岭。战旗飞扬？听起来这里就像某个战略要冲。
相对于五桥，当年的山七镇算是繁华的了，商铺较多，老街中间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是五桥所没有的。那是我曾经心仪的地方。记得刚上初中时，我曾一度迷恋画画，碳铅笔、水彩颜料和作为绘画摹本的《安徽儿童》，就需要步行5公里左右到这里来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购买这些东西。刚从鸡窝里拿出的热乎乎的鸡蛋充当了钱币，通常是一枚鸡蛋折合五分钱，可以换回一本薄薄的《安徽儿童》彩色画刊——其实，那时我已经跨入少年行列。
我与山七镇还有更深一层的机缘，以往好像很少对外提起过。1979年，鉴于文革后期我们在初中时的学业被严重荒废，上完高二，各个学校又延长了半年的学期。那年春天，脑膜炎在我们那一带蔓延。一天早晨，刚捧起课本开始早读，我突然发烧起来并伴随着剧烈的头痛。班主任见状走过来，揉揉我的额头后，神情凝重地说赶紧回家请医生看病。他叮嘱我多吃几根生大蒜，弄不好别染上脑膜炎。
回到家里，高烧中的我却感到寒意袭人，浑身发抖就跟一面筛子似的。奶奶慌忙把爷爷从外面叫回来，那时我已出现喷射状呕吐。第一瓶加药的生理盐水是在自家的床上吊的，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守在身边的，是我爷爷。他差不多用一种近似感恩的口吻连连说到，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好像眼前这个他一直有些溺爱的长孙，现在能睁开眼睛，无疑是上天对他莫大的恩赐。他说我已经昏迷了两天。我染上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之后，被邻居也是我同学的父亲用板车送到了医院。这就是山七医院。
山七是一座百年老镇，尽管印象中她并没有视频中介绍的那么美好、繁华，但这里的医院比我们所在的五桥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其他条件，确实都要好得多。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雨。记忆里医院的院子显得有些空寂，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声音至今清越在耳。爷爷说，多亏我们来得及时，再晚点医生都说就没救了。我愣愣地看着窗外的院落，地面铺着的青砖上和稀疏的草丛里，细密的雨脚溅起一层弥蒙的水雾。就在那时，一种人生无常的滋味第一次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小时候曾醉心于和镇上的小伙伴们打仗，弄得头破血流好像也没在乎过。可我却一直惧怕打针。好在那位面部扁平的护士有着难得的耐心，她总是轻声细语地骗我说，嫑怕霎怕，就跟小蚂蚁蜇一下就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个胆小鬼，这让我好长时间里都感到羞愧难当。
我入院的第五天下午，又住进了一位小女孩。她得的也是急性脑膜炎。她是从五桥东南边的高峰公社赶过来的。当天后半夜，突然一种清脆的声音，把我们同时惊醒。听起来像是灯泡或是玻璃杯什么的摔到了地上。不知谁马上拉亮了电灯。昏暗的灯光下，女孩的父母和我爷爷起床查看半天，并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被摔碎。我第二天就要出院了，病房里我看到只有那个小女孩安静地躺在床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大人们仍然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几天后，爷爷告诉我，那个小姑娘在我出院的当天晚上就死了。她才7岁。惊惧之余，我忽然对奶奶时常感慨“黄泉路上无老少”的那句古话，似有所悟。
我是两岁开始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父母离得较远。父亲得到消息赶来看我，我出院已经十多天了。他见到我也不稍作安慰，只是说人还在就好，脑子烧坏了，以后就不要多动脑子读书啦，你还是跟我下去吧。所谓下去，是指回到父母他们所在的丘陵地带，而爷爷家所在的五桥则属于大别山东南麓的山区。我当然不答应。我问父亲，和爷爷商量过吗？他说，我这就和爷爷奶奶说去。你这样大学是考不上了，何苦还费那个脑子？我说，大学考不上，至少这学期我就可以高中毕业啊！再说我念书你们也不用负担什么！后面这句话击中了父亲的要害。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一家人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自己生活和上学的费用主要都是爷爷奶奶扛着的。但在上学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妥协。就这样，出院半个月不到，我又回到了那个叫五桥中学的“戴帽子”高中的教室里。
几个月后的7月初，我和同学们一道去县城参加高考。本来完全是抱着一种凑数的心态去的，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去县医院体检。我居然达线了！9月中旬，所有的学校已经开学，一起去体检的五六个同学也都陆续去了录取他们的高校。就在我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书终于还是来了。六安师专中文科。当时的感受，可以借用几年前的一句流行语：我很满意，我已经用上了蛮荒之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一早就动身前往父母的家去报喜——那时通讯困难，只有到区一级镇子上的邮政所才有电话可打。从五桥到父母所在的阙店，经过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5A级景区万佛湖——需要两次搭乘一种柴油机作动力的木船。我第二次上船的时候，刚到船边，就看到父亲挑着担子从船上下来。父亲挑着的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另一头应该是编织袋装着的粮食。我喊了他一声，就问你这是去哪？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送你去复读吧！我一听乐了，连忙从背在身上的军绿色帆布已经半旧的书包里，找出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我说，不用了——我已被录取了！父亲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片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地笑出声来，连说：呵呵，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回家！
在返回阙店父母家的路上，父亲又一次想起了我生病后要我休学的事。他说，多亏了当时把你送到山七医院，救得及时啊，捡了一条命，还没耽误你念书。
打那以后，无论是当初外出求學还是已经工作，每次回五桥的时候经过山七，我都会去老街上看看。1981年我刚毕业时，就分配在离山七镇十多公里开外的三线企业皖江机械厂，两年后调往合肥。直到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再回五桥就渐渐地少了。好在我在五桥时的同学和亲戚，后来有不少也在合肥工作。他们回老家经过山七时，总会带一些当地的干子、千张和地道的手工糕点，有时也没忘了跟我们一起分享。山七的干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其工艺和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差不多，过去在我们那一带已经名气大噪，现在更是名闻遐迩了。显然，家乡的这些特产，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讨生活的人而言，不啻是意味着难以忘怀的家乡的味道，还深深地蕴籍着历久弥新的乡愁和绵延不绝的乡情。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舌尖和味蕾，无数次地完成对家乡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