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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正积极备战德国大选的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了一个十分私人的问题：为什么膝下无子。这位有过两段婚史但却无儿无女的德国总理当时面露尴尬，她承认自己并非好的生育榜样，但同时也强调这是由她的职业道路所决定的。事实上在德国，类似默克尔这种主动选择不要小孩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德国40-44岁之间的女性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孩子，“丁克族”的队伍正呈现日益壮大的趋势。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人年华老去，身边却没有子女的陪伴，难道不是无比孤独和可怜的一件事吗？可是理性而乐观的德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孩子参与的生命，照样可以幸福加倍。
反传统，
却仍会选择
2012年，我从汉堡大学毕业后，顺利取得了工作签证，在一家教育机构做任课教师。因为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都不错，没过多久，老公也加入进来，和我一起担任高中生的中文授课。德国人看似拘谨严肃，其实真正相处起来，却十分热情友好，大家共事还不到一周，我和老公便受邀参加了同事克劳特的婚礼。
那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在结婚仪式上，主持婚礼的牧师除了向一对新人给予虔诚的祝福之外，还不止一次地建议克劳特夫妇一定要孕育后代，听牧师那殷切而热忱的语气，似乎不生育子女就是人生的失败和不幸。原本以为“早生贵子”的说辞只是中国特色，没想到德国人也如此八卦。
克劳特后来告诉我，这是近几年德式婚礼的新增环节，因为不生育小孩的“丁克族”人数越来越多，导致牧师们也坐不住了，认为有必要在婚礼上进行前期干预。其实直到今天，天主教仍认为婚姻“应以生育和教育后代为导向，孩子是婚姻最美好的恩赐”。所以在德国，那些公开宣称不要小孩的行为是会令人心生反感的。
克劳特的妹妹萨拉和丈夫都是“丁克族”，萨拉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告诉我，向母亲承认自己不想要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要更加艰难。“我在电话里提到这个话题时，能清晰感觉到电话另一头的失望。母亲担心我会错过什么，这让我感到既抱歉，又充满负担。”据说后来，不甘心的老人曾以生育了七个子女的德国首位女国防部长乌苏拉·冯·德雷恩为例，劝说女儿改变主意，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对于“丁克族”来说，选择不生育子女的确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海伦娜是我在社区保健所结识的一位退休会计师，有一次，她在街头散步时遇到了几个年纪相仿的女性，刚开始，大家聊得很是投机，可是当对方得知海伦娜既没有子女也没有孙辈时，谈话的气氛立刻发生了变化。“实在太遗憾了。”“你真是个可怜的人。”每个人都对海伦娜报以同情的目光，这让她感觉十分受辱，只好选择迅速逃离现场。
尽管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决定成为“丁克族”，这也使得那些渴望成为祖父母的老年人，不得不另外寻找方法体验与孙辈同乐的满足。
2013年4月，我和老公的第一个女儿降临人世。办满月酒的时候，我们向所有能想到的人都发出了邀请。其中，大厦管理员施奈德先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看起来非常喜欢我的女儿，抱小孩的姿势也相当专业。我走上前跟他搭话：“您有几个小孩？”施奈德笑得有些勉强：“我和太太结婚快十年，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小孩。但我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人，所以他们十分著急。”
这种情况倒是和中国差不多。对于爱孙心切的老人来说，子女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的确令人心寒。“不过我父母现在并不孤单，他们正给一个男孩当‘祖父母’，我母亲每天都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甚至还随身带着小男孩的照片，有时候看得我都有点嫉妒呢。”施奈德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祖父母哪儿是随便给人当的？施奈德连忙一通解释。原来，为了替年轻父母解决看护子女的问题，德国社会福利部推出了一个“白发伴童年”的计划，鼓励各地尝试“出租祖父母”，不少子女选择做“丁克族”的老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享受到天伦之乐的。对于施奈德的父母来说，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做祖父母实属无奈，不过如果能够收获精神上的满足，也不失为一计良策。
做自己，
但并不利己
在德国，“丁克族”之所以不被所有人接受，主要在于它的“利己性”。很多人认为“丁克族”是不承担社会、婚姻责任，只顾个人享乐的自私主义者，事实果真如此嗎？
47岁的朱塔是我常去那家陶艺中心的女老板，她和53岁的丈夫米切尔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想要孩子的念头。我很好奇朱塔选择做“丁克族”的原因，她说一切都要源于自己的父亲。
朱塔的父亲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却因为抚养、教育子女过程中产生的烦恼和困扰丧失了创作灵感，一辈子郁郁寡欢，年仅61岁便去世了。朱塔认为父亲的早逝与她和两个弟弟密切相关，他们成了父亲的麻烦，将父亲的生活变成了“监狱”，让他无法顺应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生活。朱塔面色沉重地说：“我继承了父亲的自由天性，我不想犯和他一样的错误。”
因为没小孩，朱塔给自己和伴侣都留下了充分的时间。除了将陶艺中心经营得有声有色之外，她还定期去上瑜伽和冥想的课程。有时也会和米切尔一起攀岩，骑自行车去旅行。每次听她谈起这些，我都会羡慕得要命。尤其是当女儿又发烧了，又不吃饭了，或是在我欣赏风景时哭喊着要回家，还有搭乘火车旅行时因为嬉笑打闹惹来他人投诉时，我都恨不能把女儿重新装回肚里，并大声感叹朱塔做了何等英明的一个决定。
2015年，一家媒体在25-35岁之间的德国网民中做了一项“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合适”的调查，结果有39%的人选择了“一个孩子也不要”。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曾被视为生活重心的孩子如今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工作、友谊、兴趣爱好均排在育儿之前，“做精彩的自己”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主张。
麦杰斯曾是我的部门主管，2016年1月，他毫无征兆地宣布要辞去工作，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直到他在欢送会上解开谜团：原来他准备去新西兰疗养半年。我问麦杰斯，失去工作后不会为将来感到担忧吗？他笑道：“一周前，当我告诉太太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不想再工作时，她马上就点头答应了。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养家的压力要小很多，所以做这种决定也更加容易一些。” 如今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确是在享受生活，但却并不是只顾自己。米雷尔先生是我在汉堡大学读书时的教授，他和太太尼娜一直没有生育小孩，两个人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教学。他们原本有能力过奢华的生活，但却选择住在普通公寓，然后投入所有积蓄，筹资建立了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助学项目，并在退休之后每年用三个月的时间前往非洲一些贫困国家讲学。米雷尔说，能够帮助到他人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满足。
近年来，针对“丁克族”的数量日益增多，德国一些家庭教育专家提出了“丁克夫妻”应更多缴纳养老和护理保险的建议。但是实际上，很多“丁克夫妻”缴纳的税款已经是最高，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收入相当于德国平均收入的两倍，这一社会贡献也不应该被人们所忽略。
要幸福，
更要孩子幸福
和那些追求个人幸福的“丁克族”相比，也有一些“丁克族”把重点放在了孩子能否获得幸福上。与阿加西生育了一子一女的前德国网坛“玉女”斯蒂芬·格拉芙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孩子是我幸福生活的全部意义”，可是邻居凯瑟琳却非常反感这句话，“那是因为她是有钱人，无论生多少，都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
凯瑟琳和丈夫比尔从结婚那天起就步入了失业者的行列。比尔是个捕鱼工人，在远洋轮上专职收网，但随着鱼群的减少，远洋渔船出海的次数也变少了，比尔每年有9个多月的时间无事可做，只好去失业救济处领取救济金，勉强维持生计。凯瑟琳也没有固定职业，她有时在服装公司打零工，有时到建筑工地开搅拌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失业的深深恐惧，这对夫妇被迫成了“丁克夫妻”。
在凯瑟琳看来，不要小孩既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更是对孩子的幸福负责。“生命对于没有生活质量的孩子不是幸运，而是悲哀。如果不能给小孩提供更好、更有保障的生活，那还不如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事实上在德国，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同事布里吉特因为业务能力突出而深得老总器重，无论是教学还是招生，她都拼杀在第一线，属于个人的时间非常少，她和丈夫于是做出了不生育小孩的决定。
我问布里吉特，德国大多数职业女性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一样呢？布里吉特的理由听上去也有几分道理：“我姐姐是个护士，她生了三个女儿，经常奔波在家、医院、幼儿园和超市之间，每天都搞得晕头转向，身心俱疲。尽管她尽了全力，可仍然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而错过了女儿们生命中的不少重要时刻。有一次，她忘记了参加小女儿在幼儿园的毕业演出，小家伙一边哭闹一边说她是个‘壞妈妈’。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我的孩子，与其做个总让孩子感到孤单的‘坏妈妈’，还不如不要小孩。”
和中國人的养育观相比，德国人在生育小孩之前，往往会方方面面想得极其周全，时间、精力、金钱，缺一不可。更重要的，还要看夫妻双方是否具备成为优秀双亲的能力和条件。
德国联邦政府在2016年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中，对于“合格父母”提出了四点要求：有经济保障、接受过良好教育、心理健康、是个快乐的人。这其中，又尤以后面的两点更加重要。就像布里吉特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巨大，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大家的快乐和自由正变得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忘了想要一个幸福快乐的孩子，首先要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母亲，而如果想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母亲，首先要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孩子即便来到世界上，也不会得到幸福，更谈不上贡献社会和改变世界。”
孕育一个生命十分简单，拒绝孩子参与自己的生命却并不那么容易。德国的“丁克族”正是因为认清了自身的局限，以及富有的历史使命才决定放弃生育孩子，或许这才是更有责任感的一种选择吧。 编辑郑佳慧
反传统，
却仍会选择
2012年，我从汉堡大学毕业后，顺利取得了工作签证，在一家教育机构做任课教师。因为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都不错，没过多久，老公也加入进来，和我一起担任高中生的中文授课。德国人看似拘谨严肃，其实真正相处起来，却十分热情友好，大家共事还不到一周，我和老公便受邀参加了同事克劳特的婚礼。
那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在结婚仪式上，主持婚礼的牧师除了向一对新人给予虔诚的祝福之外，还不止一次地建议克劳特夫妇一定要孕育后代，听牧师那殷切而热忱的语气，似乎不生育子女就是人生的失败和不幸。原本以为“早生贵子”的说辞只是中国特色，没想到德国人也如此八卦。
克劳特后来告诉我，这是近几年德式婚礼的新增环节，因为不生育小孩的“丁克族”人数越来越多，导致牧师们也坐不住了，认为有必要在婚礼上进行前期干预。其实直到今天，天主教仍认为婚姻“应以生育和教育后代为导向，孩子是婚姻最美好的恩赐”。所以在德国，那些公开宣称不要小孩的行为是会令人心生反感的。
克劳特的妹妹萨拉和丈夫都是“丁克族”，萨拉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告诉我，向母亲承认自己不想要孩子的过程，比想象中要更加艰难。“我在电话里提到这个话题时，能清晰感觉到电话另一头的失望。母亲担心我会错过什么，这让我感到既抱歉，又充满负担。”据说后来，不甘心的老人曾以生育了七个子女的德国首位女国防部长乌苏拉·冯·德雷恩为例，劝说女儿改变主意，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
对于“丁克族”来说，选择不生育子女的确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海伦娜是我在社区保健所结识的一位退休会计师，有一次，她在街头散步时遇到了几个年纪相仿的女性，刚开始，大家聊得很是投机，可是当对方得知海伦娜既没有子女也没有孙辈时，谈话的气氛立刻发生了变化。“实在太遗憾了。”“你真是个可怜的人。”每个人都对海伦娜报以同情的目光，这让她感觉十分受辱，只好选择迅速逃离现场。
尽管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决定成为“丁克族”，这也使得那些渴望成为祖父母的老年人，不得不另外寻找方法体验与孙辈同乐的满足。
2013年4月，我和老公的第一个女儿降临人世。办满月酒的时候，我们向所有能想到的人都发出了邀请。其中，大厦管理员施奈德先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看起来非常喜欢我的女儿，抱小孩的姿势也相当专业。我走上前跟他搭话：“您有几个小孩？”施奈德笑得有些勉强：“我和太太结婚快十年，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小孩。但我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人，所以他们十分著急。”
这种情况倒是和中国差不多。对于爱孙心切的老人来说，子女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的确令人心寒。“不过我父母现在并不孤单，他们正给一个男孩当‘祖父母’，我母亲每天都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甚至还随身带着小男孩的照片，有时候看得我都有点嫉妒呢。”施奈德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祖父母哪儿是随便给人当的？施奈德连忙一通解释。原来，为了替年轻父母解决看护子女的问题，德国社会福利部推出了一个“白发伴童年”的计划，鼓励各地尝试“出租祖父母”，不少子女选择做“丁克族”的老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享受到天伦之乐的。对于施奈德的父母来说，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做祖父母实属无奈，不过如果能够收获精神上的满足，也不失为一计良策。
做自己，
但并不利己
在德国，“丁克族”之所以不被所有人接受，主要在于它的“利己性”。很多人认为“丁克族”是不承担社会、婚姻责任，只顾个人享乐的自私主义者，事实果真如此嗎？
47岁的朱塔是我常去那家陶艺中心的女老板，她和53岁的丈夫米切尔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想要孩子的念头。我很好奇朱塔选择做“丁克族”的原因，她说一切都要源于自己的父亲。
朱塔的父亲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却因为抚养、教育子女过程中产生的烦恼和困扰丧失了创作灵感，一辈子郁郁寡欢，年仅61岁便去世了。朱塔认为父亲的早逝与她和两个弟弟密切相关，他们成了父亲的麻烦，将父亲的生活变成了“监狱”，让他无法顺应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生活。朱塔面色沉重地说：“我继承了父亲的自由天性，我不想犯和他一样的错误。”
因为没小孩，朱塔给自己和伴侣都留下了充分的时间。除了将陶艺中心经营得有声有色之外，她还定期去上瑜伽和冥想的课程。有时也会和米切尔一起攀岩，骑自行车去旅行。每次听她谈起这些，我都会羡慕得要命。尤其是当女儿又发烧了，又不吃饭了，或是在我欣赏风景时哭喊着要回家，还有搭乘火车旅行时因为嬉笑打闹惹来他人投诉时，我都恨不能把女儿重新装回肚里，并大声感叹朱塔做了何等英明的一个决定。
2015年，一家媒体在25-35岁之间的德国网民中做了一项“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合适”的调查，结果有39%的人选择了“一个孩子也不要”。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曾被视为生活重心的孩子如今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工作、友谊、兴趣爱好均排在育儿之前，“做精彩的自己”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主张。
麦杰斯曾是我的部门主管，2016年1月，他毫无征兆地宣布要辞去工作，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直到他在欢送会上解开谜团：原来他准备去新西兰疗养半年。我问麦杰斯，失去工作后不会为将来感到担忧吗？他笑道：“一周前，当我告诉太太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不想再工作时，她马上就点头答应了。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养家的压力要小很多，所以做这种决定也更加容易一些。” 如今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确是在享受生活，但却并不是只顾自己。米雷尔先生是我在汉堡大学读书时的教授，他和太太尼娜一直没有生育小孩，两个人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教学。他们原本有能力过奢华的生活，但却选择住在普通公寓，然后投入所有积蓄，筹资建立了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助学项目，并在退休之后每年用三个月的时间前往非洲一些贫困国家讲学。米雷尔说，能够帮助到他人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满足。
近年来，针对“丁克族”的数量日益增多，德国一些家庭教育专家提出了“丁克夫妻”应更多缴纳养老和护理保险的建议。但是实际上，很多“丁克夫妻”缴纳的税款已经是最高，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收入相当于德国平均收入的两倍，这一社会贡献也不应该被人们所忽略。
要幸福，
更要孩子幸福
和那些追求个人幸福的“丁克族”相比，也有一些“丁克族”把重点放在了孩子能否获得幸福上。与阿加西生育了一子一女的前德国网坛“玉女”斯蒂芬·格拉芙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孩子是我幸福生活的全部意义”，可是邻居凯瑟琳却非常反感这句话，“那是因为她是有钱人，无论生多少，都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幸运。”
凯瑟琳和丈夫比尔从结婚那天起就步入了失业者的行列。比尔是个捕鱼工人，在远洋轮上专职收网，但随着鱼群的减少，远洋渔船出海的次数也变少了，比尔每年有9个多月的时间无事可做，只好去失业救济处领取救济金，勉强维持生计。凯瑟琳也没有固定职业，她有时在服装公司打零工，有时到建筑工地开搅拌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失业的深深恐惧，这对夫妇被迫成了“丁克夫妻”。
在凯瑟琳看来，不要小孩既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更是对孩子的幸福负责。“生命对于没有生活质量的孩子不是幸运，而是悲哀。如果不能给小孩提供更好、更有保障的生活，那还不如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事实上在德国，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同事布里吉特因为业务能力突出而深得老总器重，无论是教学还是招生，她都拼杀在第一线，属于个人的时间非常少，她和丈夫于是做出了不生育小孩的决定。
我问布里吉特，德国大多数职业女性都生了小孩，你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一样呢？布里吉特的理由听上去也有几分道理：“我姐姐是个护士，她生了三个女儿，经常奔波在家、医院、幼儿园和超市之间，每天都搞得晕头转向，身心俱疲。尽管她尽了全力，可仍然会因为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而错过了女儿们生命中的不少重要时刻。有一次，她忘记了参加小女儿在幼儿园的毕业演出，小家伙一边哭闹一边说她是个‘壞妈妈’。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我的孩子，与其做个总让孩子感到孤单的‘坏妈妈’，还不如不要小孩。”
和中國人的养育观相比，德国人在生育小孩之前，往往会方方面面想得极其周全，时间、精力、金钱，缺一不可。更重要的，还要看夫妻双方是否具备成为优秀双亲的能力和条件。
德国联邦政府在2016年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中，对于“合格父母”提出了四点要求：有经济保障、接受过良好教育、心理健康、是个快乐的人。这其中，又尤以后面的两点更加重要。就像布里吉特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巨大，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大家的快乐和自由正变得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忘了想要一个幸福快乐的孩子，首先要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母亲，而如果想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母亲，首先要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孩子即便来到世界上，也不会得到幸福，更谈不上贡献社会和改变世界。”
孕育一个生命十分简单，拒绝孩子参与自己的生命却并不那么容易。德国的“丁克族”正是因为认清了自身的局限，以及富有的历史使命才决定放弃生育孩子，或许这才是更有责任感的一种选择吧。 编辑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