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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钟南山的病人很多，但也许绝大部分在死前都见不到他。这肯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即使这样，这些病人仍愿意等待——仅仅是因为他10年前“非典”中赢得的盛名。
临近中午，他走出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必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
除了医生，现在他还是一名全国两会代表，多数记者只能在会场外或在他出席的各式发布会上堵到他。喜欢谈想法的他总是有问必答，就算只有几句话，经常也会登上都市报的重要位置，因为这些是钟南山说的，在中国，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良心”的另一种指称。
我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让这个医生焦虑时在房间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将文件交给了坐在他隔壁的女秘书——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对大部分来访记者，女秘书的回答直接而生硬，“院士很忙，你回去吧。”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我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不起一丝褶皱的淡黄色polo格子衫，一条黑色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打理了一下，全部捋向一侧。高耸的颧骨和那一思考问题就习惯性撇动的厚嘴唇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的自己和施瓦辛格的“肌肉照”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一身健壮肌肉。
尽管忙了一天，他还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我就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断出“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以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没有意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透露过想退休的意愿。在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中，像那些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纪写的那样，他童年跟父亲的实验小白鼠度过；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从事医学学习时间非常短，因为文革，大部分时间的他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受到导师的劝退信，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呆够8个月他就可以回家。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为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整理采访录音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回答雷同。过去10年里，他不断向旁人重复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毕竟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现在的他也努力让这些细节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深刻且永不遗忘。
2002年11月16日下午，钟南山遇到了广东第一例非典病人，两天后，救治过这个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
在疫情之初，他并非像此后媒体塑造的那样勇敢，这个一直在体制内生存的专家开始的心愿其实是 “认真贯彻上面领导的意图”。第二天，在一场没有领导参加的非典新闻发布会上，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非典没有被控制，甚至目前搞不清楚病因”。发布会后，他的声音很快通过媒体传向世界。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和领导的做法格格不入。他说，自己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从“私自”让香港专家化验病毒，因为被误认为“泄密”而被警车接走，到病原体之争，再到当着世界卫生组织面说出真相，最后到这次的新闻发布会……有的时候，他会想：我给政府添了多少“乱”啊，让广东省委多难堪啊！
说真话就意味着自己站出来，这无疑需要勇气，特别在非典初期——几乎所有的媒体版面都充斥着“病因已被查明，形势大好”的字眼。不久后，央视《面对面》节目决定采访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王志突然问钟南山：“你关心政治吗？”他并不知道王志当时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意识到，王志问这个问题说明他“卷入了政治”。
不过，当时他几乎脱口而出回答：“我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你在你岗位上能够做得最好，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实上，参加那个节目，他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的，以至于上节目前，他拒绝央视化妆师给他化妆，“该被批评的也批评了，该受审的也审过了。”那次录完节目后，有人让王志评价他，王志说“可望而不可及。”
直到当年4月，国家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他才觉得说真话压力开始小了一些，中央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也是从那时起，隐瞒的原因被中央反思和批判。
在非典后期，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国家做点事，那段时间，他又从一个“麻烦制造者”反转成一个国家形象公关大使，这也是让他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2003年4月，他随温家宝参加东盟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在会议上，温家宝对东盟国家作出诚恳回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思想准备不够，我们一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在处理上很不得力。”对这个解释，总理事先在飞机上找他到身边询问是否恰当。他认真思考了下回答说，“好。”那一年，四处帮国家“灭火”的他一共去了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临近中午，他走出没有铭牌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步子快且大。如果不出意外，他在每个周四出诊，实际上，直到2012年9月25日，他才开始看两年前来找他看病的病人，在这漫长等待中，一些病人痊愈了，一些人死了。对那些他未必能接待的病人，他会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语气直接而诚恳。
除了医生，现在他还是一名全国两会代表，多数记者只能在会场外或在他出席的各式发布会上堵到他。喜欢谈想法的他总是有问必答，就算只有几句话，经常也会登上都市报的重要位置，因为这些是钟南山说的，在中国，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良心”的另一种指称。
我在他门口等了3天，他起初回绝采访的短信字数极少：“对不起，正在起草卫生部交给我的一份文件，时间很紧。”他的办公室足够大，大到足让这个医生焦虑时在房间摆手踱步转大圈子，一张巨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从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他经常并不走出办公室，也不和任何外人交流，偶尔有下属找他，都将文件交给了坐在他隔壁的女秘书——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女人。对大部分来访记者，女秘书的回答直接而生硬，“院士很忙，你回去吧。”
离非典爆发已经过去10年，在一天快要下班时，他坐到我面前，双手随意平放在双膝上。他穿着一件被熨得不起一丝褶皱的淡黄色polo格子衫，一条黑色西裤，不是很茂密的头发也显然在他来之前被精心打理了一下，全部捋向一侧。高耸的颧骨和那一思考问题就习惯性撇动的厚嘴唇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倔强老头的形象。他一直很在意身材和形象，前些年每逢讲座，他喜欢放一段PPT，内容是不同时期的自己和施瓦辛格的“肌肉照”对比，照片上的他，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一身健壮肌肉。
尽管忙了一天，他还是保持充沛的精力，这可能跟他早年从事专业运动训练有关，但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开始衰老，他的手背上已经泛起一道道粗大的青筋。访谈刚开始，我就问，从非典到现在，这十年的变化？他想了下说，“老了。”
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一直不断出“小毛病”，2004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以为自己要死了；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这都是“非典”中以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在疫情发生前，他67岁，没有意外会选择退休，实际上他跟同事透露过想退休的意愿。在他此前度过的漫长岁月中，像那些描写医学世家后代的传纪写的那样，他童年跟父亲的实验小白鼠度过；24岁考上北医大，但从事医学学习时间非常短，因为文革，大部分时间的他都被拉去参加田径训练；43岁赴英国留学，第一天就受到导师的劝退信，信中告知这个小伙子，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认可，呆够8个月他就可以回家。
如果没有非典，这些宿命色彩的故事还只是他的私事，而在非典后，这都成为传奇，被收录到一本叫做《勇敢战士钟南山传》的书里，这是非典高峰时最畅销的一本书。
对此前已经谈过千百次的非典遭遇，77岁的他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节，甚至有记者整理采访录音发现，他的回答跟不久前另一个访谈时回答雷同。过去10年里，他不断向旁人重复那些已经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毕竟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现在的他也努力让这些细节在自己的脑海里变得深刻且永不遗忘。
2002年11月16日下午，钟南山遇到了广东第一例非典病人，两天后，救治过这个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
在疫情之初，他并非像此后媒体塑造的那样勇敢，这个一直在体制内生存的专家开始的心愿其实是 “认真贯彻上面领导的意图”。第二天，在一场没有领导参加的非典新闻发布会上，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真相，“非典没有被控制，甚至目前搞不清楚病因”。发布会后，他的声音很快通过媒体传向世界。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和领导的做法格格不入。他说，自己老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从“私自”让香港专家化验病毒，因为被误认为“泄密”而被警车接走，到病原体之争，再到当着世界卫生组织面说出真相，最后到这次的新闻发布会……有的时候，他会想：我给政府添了多少“乱”啊，让广东省委多难堪啊！
说真话就意味着自己站出来，这无疑需要勇气，特别在非典初期——几乎所有的媒体版面都充斥着“病因已被查明，形势大好”的字眼。不久后，央视《面对面》节目决定采访他，在录制节目过程中，主持人王志突然问钟南山：“你关心政治吗？”他并不知道王志当时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意识到，王志问这个问题说明他“卷入了政治”。
不过，当时他几乎脱口而出回答：“我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你在你岗位上能够做得最好，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实上，参加那个节目，他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的，以至于上节目前，他拒绝央视化妆师给他化妆，“该被批评的也批评了，该受审的也审过了。”那次录完节目后，有人让王志评价他，王志说“可望而不可及。”
直到当年4月，国家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由于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他才觉得说真话压力开始小了一些，中央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也是从那时起，隐瞒的原因被中央反思和批判。
在非典后期，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国家做点事，那段时间，他又从一个“麻烦制造者”反转成一个国家形象公关大使，这也是让他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2003年4月，他随温家宝参加东盟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在会议上，温家宝对东盟国家作出诚恳回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思想准备不够，我们一些地区的一些官员在处理上很不得力。”对这个解释，总理事先在飞机上找他到身边询问是否恰当。他认真思考了下回答说，“好。”那一年，四处帮国家“灭火”的他一共去了十六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