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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正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就像吃饭，或者说甚至比吃饭还重要。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但更是每天都必须读书。不吃饭要饿死，不读书我是很难活的。因此，我觉得关于读书，好像没什么好谈。就像我每天吃饭，但从来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人要我来谈谈吃过一些什么饭。
这绝非故作清高，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曾看到有一些名人一本正经地提倡国家要设立一个什么读书节，说要通过设立这样一个节来提倡全民读书，我就感到非常奇怪。请问，有没有听说过要设立一个“吃饭节”？吃饭是根本不需要提倡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通过设立一个这样的节来鼓励人们读书的话，我觉得那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古人虽然没有设立过吃饭节，但是我国古代历来就有纪念后稷啊、谷神啊这样的节日。现在也有世界粮食日。不过那不是提倡吃饭，而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或者唤起世人对农业的重视，爱粮节粮，注意粮食安全。至于读书节，国外有没有我不清楚，但知道有个世界读书日，其主旨乃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謝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所谓“享受阅读的乐趣”，那就是福啊！人人都有读书之乐之福，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如今在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
有书好读，有好书读，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普遍实现这个理想，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勤劳一生的双亲，在旧社会就被剥夺了读书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还总算识几个字，母亲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直到上世纪50年代，母亲才上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我曾拿着小板凳，跟着母亲去旁听，也就成了我的“学龄前教育”。母亲当时读的课文我至今还能背出几句。先慈当时那幸福的笑容，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身在福中要知福，这是父母生前一贯教育我的话。如今，自己也已退休了，但仍然每天读书，如饥似渴，其乐无穷。有人说人生苦短，须及时享乐。如果这个享乐指读书，我是非常赞同的。
尊重和感恩那些写出好书的古今思想家、著作家，以及那些出版家，也是非常应该的。我们国内经常搞的大型图书展，也像一个个盛大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当然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的。同样的，我们如果每年年底来回顾一下，看看一年读过些什么书，或者来纪念一下写书和印书的先圣，或感谢一下写书和印书的今贤，也是有意义的事情。记得鲁迅先生也写过祭书神这样的诗文。
而不久前，倒正有两个日子是我心目中的两位伟大书神的生日呢。一位是张元济先生，商务印书馆的元老，2017年10月25日是他150周岁华诞（而2017年又正是商务成立120周年）。在那前后我参加了在上海、北京及张先生故乡浙江海盐等多地分别召开的有关张先生的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另一位是创办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先生，2017年11月5日是他122周岁诞辰。在邹先生故乡江西余江，也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也邀请了我，可惜因故未能前去。但这两位老先生写的书，两位老先生生前编辑出版的书，和有关研究两位老先生的书，2017年我就认真读了不少。另外，2017年又适逢世界书局成立100周年，上海也举办了纪念和研讨会，主办方也邀我了，可惜也因故而未去，但会后新闻出版博物馆（筹）上官消波兄寄给我《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一书，我便赶紧阅读补课。
自己不知不觉进入了老年，虽然退休后还返聘工作，但读书的事毕竟较以前自由随性了很多。至少再也不必为应试、升级、考评等世俗的功利目的去看书了。有些以前没有时间细读的书，现在可以慢慢地看了。2017年，我搬到了上海市郊松江新城居住，就想起要好好看看松江籍老作家、老学者的书。施蛰存先生是我很熟的一位已故老教授、老作家，他的全集有十大卷，华东师大出版社朱杰人兄早就送我了，我一直没时间细看，2017年就好好拜读了一下。虽然其中很多部分是以前看过的，但仍然津津有味。还有一位已故女作家罗洪，松江区文联许平女士送了我一本她们编选的《罗洪小说精选》，我也得以好好研读欣赏。
我又重读了不少自己写的和编的书。自己的书为什么还要重读呢？因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郑振铎研究书系》，包括拙著《郑振铎论》《郑振铎传》《郑振铎年谱》，共5大册，300多万字。我得全部作很大的修订增补，加上读出版社校样，所以等于重读了好几遍。我以前整理注释的《郑振铎日记》，商务印书馆（郑先生是该馆老编辑）为纪念成立120周年要重版，所以我又重新校读了一遍。还有郑先生写的一本《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版后，即被日本侵略军烧毁，流传极少，后来一直没再版过，其内容又非常有价值，在我一再强烈提议下，终于由民间出版家黄曙辉兄联系了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出版社改书名为《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我写了导读文，当然又重读了一遍。
“读书最乐”，南开大学已故老教授来新夏先生曾为我题写过这四个字，如今就供在自己的书柜里，天天面对，如聆先生教诲。读古人的书，令我思接千载，受益无穷。读今人，特别是友人的书，更觉亲切如晤。2017年照例也收到很多朋友的赠书。如老朋友陈庆元的巨著《晚明闽海文献梳理》，读得我几乎不思饮食睡眠。柳和城2017年著作大丰收，一气出版了《叶景葵年谱长编》《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百年书人书楼随笔》等，令我佩服不已。老同学周瀚光也整理出版了《周瀚光文集》，皇皇五卷，为其科学史、哲学史研究之总结。还有司马朝军出版了三大册《〈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许建平出版了两大册《明清文学论稿》，吴承学修订重版了《晚明小品研究》，陈漱渝出版了《搏击暗夜：鲁迅传》，张梦阳出版了长篇《鲁迅全传》，张铁荣出版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梁归智出版了《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竺洪波出版了《西游记考录》，胡晓明出版了《江南诗学》，曹辛华出版了《民国词史考论》，郑利华出版了《前后七子研究》，陈广宏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乐融出版了《永恒的缅 怀》，等等，他们都送我了。我大多已认真拜读，有的还正在看。胡晓明还让他的高足项念东寄赠我《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特别是已故老前辈陈君葆先生的《水云楼诗草》，由其贤婿谢荣滚先生寄我；已故老前辈王士菁先生的五大卷《王士菁文集》，由其儿子王岗寄我，尤其令我感动。
而2017年读到的感受最奇特的一部书，是凤凰出版社樊昕送我的查屏球主编的《甲午日本汉诗选录》。感受为什么最奇特？因为这本书中所收的，都是历史上日本人用我们的中国字，基本按照中国的诗律和语法，运用中国的典故，而写成的所谓“汉诗”；但其内容写的却是穷凶极恶鲜血淋漓地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看得我悲愤难抑，思潮起伏。我在十几年前撰写《日本汉文学史》时，就已经看到过不少这类军国主义汉诗，在拙著中也作了揭露和批判，并强烈提议应该全面搜集整理这些货色作为历史罪证和反面教材。我知道这类“恶之花”在彼邦曾经遍地烂放，但因我当年在日访学时间较短，来不及更多更全面地搜集阅读。看了这部书，我绝不仅仅感到扩大了视野，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更感到查兄等人和出版社是义不容辞地做了一件极重要的大事，让全世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一人类史上最血腥最负面的历史记录，实在是功德无量的。
走笔至此，忽感觉到以上写到的多为作者和出版社送我之书。其实自己买的书当然更多。我2017年看过的书当然也远不止于此。只是这里篇幅所限，就不能多写了。我首先写到友朋赠书，当然也是为了表示感谢，但我记性不好，书又分别杂乱堆放在家里和单位研究室两处，因此也没法写全（漏写了的朋友可别生气啊）。另外，我每天还看报刊，看电脑和手机上的文字。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读书”。总之，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是人生的第一需要。清代学者阮元有一首题某藏书楼的诗，其中有两句，我曾请友人书成一联，拟挂在我的书厅。其实那并不是对联，只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而且里面正好嵌有我的名字。今把它写在下面，送给所有好读书、读好书的朋友——
人有读书福，书福人亦康。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绝非故作清高，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曾看到有一些名人一本正经地提倡国家要设立一个什么读书节，说要通过设立这样一个节来提倡全民读书，我就感到非常奇怪。请问，有没有听说过要设立一个“吃饭节”？吃饭是根本不需要提倡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通过设立一个这样的节来鼓励人们读书的话，我觉得那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古人虽然没有设立过吃饭节，但是我国古代历来就有纪念后稷啊、谷神啊这样的节日。现在也有世界粮食日。不过那不是提倡吃饭，而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或者唤起世人对农业的重视，爱粮节粮，注意粮食安全。至于读书节，国外有没有我不清楚，但知道有个世界读书日，其主旨乃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謝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所谓“享受阅读的乐趣”，那就是福啊！人人都有读书之乐之福，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如今在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
有书好读，有好书读，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普遍实现这个理想，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勤劳一生的双亲，在旧社会就被剥夺了读书受教育的权利。父亲还总算识几个字，母亲连小学的门都没进过。直到上世纪50年代，母亲才上了街道组织的扫盲班。那时我曾拿着小板凳，跟着母亲去旁听，也就成了我的“学龄前教育”。母亲当时读的课文我至今还能背出几句。先慈当时那幸福的笑容，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身在福中要知福，这是父母生前一贯教育我的话。如今，自己也已退休了，但仍然每天读书，如饥似渴，其乐无穷。有人说人生苦短，须及时享乐。如果这个享乐指读书，我是非常赞同的。
尊重和感恩那些写出好书的古今思想家、著作家，以及那些出版家，也是非常应该的。我们国内经常搞的大型图书展，也像一个个盛大的节日。这样的节日当然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的。同样的，我们如果每年年底来回顾一下，看看一年读过些什么书，或者来纪念一下写书和印书的先圣，或感谢一下写书和印书的今贤，也是有意义的事情。记得鲁迅先生也写过祭书神这样的诗文。
而不久前，倒正有两个日子是我心目中的两位伟大书神的生日呢。一位是张元济先生，商务印书馆的元老，2017年10月25日是他150周岁华诞（而2017年又正是商务成立120周年）。在那前后我参加了在上海、北京及张先生故乡浙江海盐等多地分别召开的有关张先生的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另一位是创办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先生，2017年11月5日是他122周岁诞辰。在邹先生故乡江西余江，也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也邀请了我，可惜因故未能前去。但这两位老先生写的书，两位老先生生前编辑出版的书，和有关研究两位老先生的书，2017年我就认真读了不少。另外，2017年又适逢世界书局成立100周年，上海也举办了纪念和研讨会，主办方也邀我了，可惜也因故而未去，但会后新闻出版博物馆（筹）上官消波兄寄给我《世界书局文献史料汇编》一书，我便赶紧阅读补课。
自己不知不觉进入了老年，虽然退休后还返聘工作，但读书的事毕竟较以前自由随性了很多。至少再也不必为应试、升级、考评等世俗的功利目的去看书了。有些以前没有时间细读的书，现在可以慢慢地看了。2017年，我搬到了上海市郊松江新城居住，就想起要好好看看松江籍老作家、老学者的书。施蛰存先生是我很熟的一位已故老教授、老作家，他的全集有十大卷，华东师大出版社朱杰人兄早就送我了，我一直没时间细看，2017年就好好拜读了一下。虽然其中很多部分是以前看过的，但仍然津津有味。还有一位已故女作家罗洪，松江区文联许平女士送了我一本她们编选的《罗洪小说精选》，我也得以好好研读欣赏。
我又重读了不少自己写的和编的书。自己的书为什么还要重读呢？因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郑振铎研究书系》，包括拙著《郑振铎论》《郑振铎传》《郑振铎年谱》，共5大册，300多万字。我得全部作很大的修订增补，加上读出版社校样，所以等于重读了好几遍。我以前整理注释的《郑振铎日记》，商务印书馆（郑先生是该馆老编辑）为纪念成立120周年要重版，所以我又重新校读了一遍。还有郑先生写的一本《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版后，即被日本侵略军烧毁，流传极少，后来一直没再版过，其内容又非常有价值，在我一再强烈提议下，终于由民间出版家黄曙辉兄联系了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出版社改书名为《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我写了导读文，当然又重读了一遍。
“读书最乐”，南开大学已故老教授来新夏先生曾为我题写过这四个字，如今就供在自己的书柜里，天天面对，如聆先生教诲。读古人的书，令我思接千载，受益无穷。读今人，特别是友人的书，更觉亲切如晤。2017年照例也收到很多朋友的赠书。如老朋友陈庆元的巨著《晚明闽海文献梳理》，读得我几乎不思饮食睡眠。柳和城2017年著作大丰收，一气出版了《叶景葵年谱长编》《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百年书人书楼随笔》等，令我佩服不已。老同学周瀚光也整理出版了《周瀚光文集》，皇皇五卷，为其科学史、哲学史研究之总结。还有司马朝军出版了三大册《〈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许建平出版了两大册《明清文学论稿》，吴承学修订重版了《晚明小品研究》，陈漱渝出版了《搏击暗夜：鲁迅传》，张梦阳出版了长篇《鲁迅全传》，张铁荣出版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梁归智出版了《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竺洪波出版了《西游记考录》，胡晓明出版了《江南诗学》，曹辛华出版了《民国词史考论》，郑利华出版了《前后七子研究》，陈广宏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乐融出版了《永恒的缅 怀》，等等，他们都送我了。我大多已认真拜读，有的还正在看。胡晓明还让他的高足项念东寄赠我《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特别是已故老前辈陈君葆先生的《水云楼诗草》，由其贤婿谢荣滚先生寄我；已故老前辈王士菁先生的五大卷《王士菁文集》，由其儿子王岗寄我，尤其令我感动。
而2017年读到的感受最奇特的一部书，是凤凰出版社樊昕送我的查屏球主编的《甲午日本汉诗选录》。感受为什么最奇特？因为这本书中所收的，都是历史上日本人用我们的中国字，基本按照中国的诗律和语法，运用中国的典故，而写成的所谓“汉诗”；但其内容写的却是穷凶极恶鲜血淋漓地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看得我悲愤难抑，思潮起伏。我在十几年前撰写《日本汉文学史》时，就已经看到过不少这类军国主义汉诗，在拙著中也作了揭露和批判，并强烈提议应该全面搜集整理这些货色作为历史罪证和反面教材。我知道这类“恶之花”在彼邦曾经遍地烂放，但因我当年在日访学时间较短，来不及更多更全面地搜集阅读。看了这部书，我绝不仅仅感到扩大了视野，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更感到查兄等人和出版社是义不容辞地做了一件极重要的大事，让全世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一人类史上最血腥最负面的历史记录，实在是功德无量的。
走笔至此，忽感觉到以上写到的多为作者和出版社送我之书。其实自己买的书当然更多。我2017年看过的书当然也远不止于此。只是这里篇幅所限，就不能多写了。我首先写到友朋赠书，当然也是为了表示感谢，但我记性不好，书又分别杂乱堆放在家里和单位研究室两处，因此也没法写全（漏写了的朋友可别生气啊）。另外，我每天还看报刊，看电脑和手机上的文字。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读书”。总之，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是人生的第一需要。清代学者阮元有一首题某藏书楼的诗，其中有两句，我曾请友人书成一联，拟挂在我的书厅。其实那并不是对联，只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而且里面正好嵌有我的名字。今把它写在下面，送给所有好读书、读好书的朋友——
人有读书福，书福人亦康。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