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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卷发，戴着黑框眼镜，斯文且沉稳。他叫周子书， 2011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就读硕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回到母校周边那熟悉的环境时，一个大胆而富有创新的想法，让“地下室”“群租房”这些个媒体上的负面标签，有了一个积极且有意义的归宿。
他决定留下，为这个特定的时代下，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消弭人与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隔阂，而进行一次积极的尝试性行动。这个项目叫“地下室空间改造”，是他的毕业设计作品。在 “2014年度中国生活设计榜”上，周子书的地下室改造项目超越锤子手机、乐视超级电视等明星产品脱颖而出，荣登“年度设计趋势”单元榜首。
周子书对两间地下室小屋的改造，创意无限，也显示着他更为雄心勃勃的构想：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简单地去改造地下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宿问题，也不是强调居者的尊严，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形似装置艺术的地下室
望京花家地北里302号楼地下室，隐匿在望京的摩天楼群中，和所有地下室别无二致，只是地面入口处的黄色招租牌泄露了天机，“地下室招租”中的“下”字像是贴歪了。
这是周子书设置的一个小机关，黑体“下”字可以360度旋转，当“下”字转动180度时，地下室变成了地上室。这也是周子书进行地下实验的目的——消弭地上地下的界限，将破败的地下空间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社区。
走下36级台阶，并不是想象中的幽暗，反而是颜色对比强烈的墙壁——居住在这里的30个新移民，早晨出门时会看到象征希望的蓝色，而晚上回家时是温馨的黄色。狭长如迷宫的走道被彩色数字所分隔，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楼层，可以帮助地下室的居民消除无方向的恐惧感。在保留地下室原始感的基础上，周子书用最简单的白色涂料和木质材料塑造了一个“异托邦”的空间，先将整间地下室变成一个白容器，然后用木质的折叠系统加以润色，所有家具——工作台、椅子、搁板、床都可以被收纳进墙壁。根据一位在北京一家创意餐厅当服务员的新移民的建议，墙壁最上方被涂成了尖尖的屋顶形状，保留了一部分地下室原来的痕迹。
二房东刘青和妻子从河北老家来京，在花家地的地下室里住了7年，是房东，也是房客。从圣安物业公司手里租下这个500平方米的地下室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耗在这个地下迷宫里——根据民防局的规定，地下室24小时必须有人值班。刘青迷过一段时间网络游戏，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游戏。“在这儿待得时间长了，人都快废了。”
刘青渴望改变，“我已经30岁了，我爱我的老婆，女儿已经三岁了，如果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刘青决定把游戏室租给周子书，虽然开始他并不完全懂得这个项目的全部意义，他以为周子书要进行一场公益活动，而他自己也会有房租收入。
现在刘青每天接待几十拨来客，“有租房的，有参观的，有谈合作的，有人就直接拍了40万，说是要投资。”来客们想看看改造后的地下室。对多数来客而言，对地下室的一切认知来自大众媒体——地下迷宫，狭长幽暗的过道看不到尽头，滴水的晾衣绳和散发着恶臭的公共卫生间……
刘青坦言，他女儿曾热情地邀请玩伴到家里做客，那些小朋友走进阴暗幽深的地下楼梯时，要么惊恐疑惑，要么满脸鄙夷：“这就是你的破家啊？”
构建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据统计，类似的地下室北京有1.7万套之多。和所有大都会一样，北京的地下空间为“新移民们”提供了临时或长久的栖身之所，约有100万外来人口住在此。
眼下，北京仍是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大量年轻人来到这个城市追寻他们的梦想。
在2004年地下室群租人口达到峰值后，北京市政府为了控制人口与安全考虑，多次制定了清退地下室的政策，然而从2010年以来，4年间仅仅清退了3万名地下室租住者。无论是政府、商业组织还是NGO，对于日渐衰败而又拥有巨大可能性的地下空间，几无对策。
随着城市功能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北京逐步往文化创意型城市转变，低端劳动者将面临被清退的局面。通过帮房东打扫卫生，周子书在地下室里住了两个星期，结识了那里的农民工。他甚至每天去做足疗，因为足疗店里八九成的打工者都住地下室。通过这些实践他发现，52%的打工者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来北京的工作是什么，因为都是通过老乡介绍而来，老乡这个概念对他们非常重要。82.5%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寻求个人发展，在每天工作之外他们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面对书本。他们欠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认识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的能力。
周子书也对社区附近地上青年的需求作了调查。由于地处国际化的望京地区，中央美院和798艺术区都在附近，居住了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些人想要通过一个平台用有趣的方式去和地下室的年轻人交流，而不是通过特别正式的慈善行为。他们表达了想要拥有个人梦幻空间的需求，诸如私人电影院、冥想空间和哭泣室等。尤其是50多名美院将要毕业的学生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希望在本社区寻找可临时出租的工作室，想把地下室当作秘密基地，但前提是环境必须得到改善。
周子书认为，“地下室的物理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居住的，我们希望农民工早日摆脱地下室，让空出来的地下室发展新的功能，能够让年轻农民工、房东、政府和当地居民，在这个空间达到一个社会空间的正义，这是我整个项目的核心。”
打造技能交换平台
周子书的想法很高大上——把这个空间打造成一个技能交换平台，让成功的北漂族和正在努力奋斗的地下室北漂群体，通过技能交换来构建城市群体间的信任。
夏都花园的锅炉工小严想做平面设计师，去培训班学了三个月的photoshop之后，发现平面设计并不只是学习一个软件就能行的，在花费了9100元的培训费之后，他又做回了锅炉工。 能不能在地下室改造过程中做个“技能交换”实验？经过慎重考虑，周子书选择地下室常见的象征符号——晾衣绳和衣服挂钩来作为技能交换装置的视觉化语言。在屋子的中间悬挂一排晾衣钩，然后分别系上不同色彩的绳子，两边的墙上画出全国地图，体现老乡的概念。每交换一次技能，即可将属于自己范围的那根线系到对应的“标签”上，标签是个空白卡纸，上面有自己的姓名和可以交换的技能，通过交换次数的积累，中间的晾衣绳扇面状打开成为“屋顶”，原有墙的隔阂被打破，处在同一屋檐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周子书邀请地下室的居民来说说自己有什么技能值得交换时，他们都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修车，做足疗，做饭……而当问到地上居民这个问题时，大家都陷入迷茫。
和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不一样，地下室的技能交换只是手段，周子书并不指望一次交换就能教会彼此一项技能。他更希望测试地上地下交流的可能性，以及在技能交换的过程中，地上和地下的藩篱会被打破，社会资本在一点一点重新建立。
想要找到需求吻合的配对并不容易，周子书和林木村发动了身边的朋友。项目开展至今也只进行过两次技能交换。刘青想开淘宝店，周子书找来自己的师妹小李，用刘青的话说，见过两次面，小李把申请开店、开店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教给了他，还留下了一个开店的说明文档，至今还存在他的电脑里。刘青说自己没有什么擅长的，只能唱首歌。同时答应小李，以后等自己开了淘宝店，帮她代售商品。
史肖健来京5年，学的是挖掘机操作，换了4份职业——保安、服务员、厨师，现在是一家制服公司的销售员。家人责备他浮躁不安分，他自有主意，“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力的提升，这点销售比厨师强，虽然收入低点。” 虽然对此将信将疑，史肖健还是打算加入周子书的团队，周子书也邀请见证过这个项目发展的史肖健入伙，作为地下一方的代表，参与技能交换的运营。
25岁的足疗师小赵，不甘于困在足疗师的圈子里，曾经在职业高中学习计算机，想学软件设计。周子书辗转找到软件工程师周珂，周珂有心理学背景，想把心理治疗和理疗结合到一起。他们进行了一次交换，后来小赵知道了，软件开发并不适合他，他开始继续寻找其他的行业。
无论是技能交换，抑或是空间改造，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周子书想要的，或者说都市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地下社区。
周子书尝试过简易的私人电影院派对，和一家小型的电影社团在地下室里举行了一次私人电影院派对，共吸引了15人参与，两小时收入300元人民币。虽然钱不多，但考虑到地下室一个15平方米的大房间月租金是700元，这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运营商业模式。
“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只有盈利才能让它运转下去，而不是依靠商业品牌或是政府的投入运行。”
对于北京数量庞大的地下室而言，公益模式既不可复制，又无法持续。对于周子书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为这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找到新的使用模式，并且盈利。“否则房东又会把房间当成廉租房，我们将永远无法改变地下室的现状。”
工作室只是一种可能的商业模式，设计师出身的周子书野心勃勃：电影院、暗房、咖啡馆都有开发的可能性，将地下打造成跟地上大型社区媲美的世界，并且将这种模式从北京延伸到其他大都市，这才是目标。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管理学助理教授曹纪胤，很欣赏周子书地下室项目的情怀和野心，通过帮助现在住在地下室的人和从地下室走出去的人建立联系，为底层居民提供向上层流动改善生活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流动性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基础指标。”
改造地下室，打造地下社区，周子书还没来得及搭建起一个具体的商业模型雏形，资本已经一拥而上：来自加州的天使投资人、北京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奥美公司，都对周子书表达了想要合作或投资的意愿。
“我现在不差钱，差时间。”周子书笑言。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他决定留下，为这个特定的时代下，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消弭人与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隔阂，而进行一次积极的尝试性行动。这个项目叫“地下室空间改造”，是他的毕业设计作品。在 “2014年度中国生活设计榜”上，周子书的地下室改造项目超越锤子手机、乐视超级电视等明星产品脱颖而出，荣登“年度设计趋势”单元榜首。
周子书对两间地下室小屋的改造，创意无限，也显示着他更为雄心勃勃的构想：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简单地去改造地下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宿问题，也不是强调居者的尊严，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形似装置艺术的地下室
望京花家地北里302号楼地下室，隐匿在望京的摩天楼群中，和所有地下室别无二致，只是地面入口处的黄色招租牌泄露了天机，“地下室招租”中的“下”字像是贴歪了。
这是周子书设置的一个小机关，黑体“下”字可以360度旋转，当“下”字转动180度时，地下室变成了地上室。这也是周子书进行地下实验的目的——消弭地上地下的界限，将破败的地下空间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社区。
走下36级台阶，并不是想象中的幽暗，反而是颜色对比强烈的墙壁——居住在这里的30个新移民，早晨出门时会看到象征希望的蓝色，而晚上回家时是温馨的黄色。狭长如迷宫的走道被彩色数字所分隔，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楼层，可以帮助地下室的居民消除无方向的恐惧感。在保留地下室原始感的基础上，周子书用最简单的白色涂料和木质材料塑造了一个“异托邦”的空间，先将整间地下室变成一个白容器，然后用木质的折叠系统加以润色，所有家具——工作台、椅子、搁板、床都可以被收纳进墙壁。根据一位在北京一家创意餐厅当服务员的新移民的建议，墙壁最上方被涂成了尖尖的屋顶形状，保留了一部分地下室原来的痕迹。
二房东刘青和妻子从河北老家来京，在花家地的地下室里住了7年，是房东，也是房客。从圣安物业公司手里租下这个500平方米的地下室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耗在这个地下迷宫里——根据民防局的规定，地下室24小时必须有人值班。刘青迷过一段时间网络游戏，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游戏。“在这儿待得时间长了，人都快废了。”
刘青渴望改变，“我已经30岁了，我爱我的老婆，女儿已经三岁了，如果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刘青决定把游戏室租给周子书，虽然开始他并不完全懂得这个项目的全部意义，他以为周子书要进行一场公益活动，而他自己也会有房租收入。
现在刘青每天接待几十拨来客，“有租房的，有参观的，有谈合作的，有人就直接拍了40万，说是要投资。”来客们想看看改造后的地下室。对多数来客而言，对地下室的一切认知来自大众媒体——地下迷宫，狭长幽暗的过道看不到尽头，滴水的晾衣绳和散发着恶臭的公共卫生间……
刘青坦言，他女儿曾热情地邀请玩伴到家里做客，那些小朋友走进阴暗幽深的地下楼梯时，要么惊恐疑惑，要么满脸鄙夷：“这就是你的破家啊？”
构建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据统计，类似的地下室北京有1.7万套之多。和所有大都会一样，北京的地下空间为“新移民们”提供了临时或长久的栖身之所，约有100万外来人口住在此。
眼下，北京仍是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大量年轻人来到这个城市追寻他们的梦想。
在2004年地下室群租人口达到峰值后，北京市政府为了控制人口与安全考虑，多次制定了清退地下室的政策，然而从2010年以来，4年间仅仅清退了3万名地下室租住者。无论是政府、商业组织还是NGO，对于日渐衰败而又拥有巨大可能性的地下空间，几无对策。
随着城市功能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北京逐步往文化创意型城市转变，低端劳动者将面临被清退的局面。通过帮房东打扫卫生，周子书在地下室里住了两个星期，结识了那里的农民工。他甚至每天去做足疗，因为足疗店里八九成的打工者都住地下室。通过这些实践他发现，52%的打工者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来北京的工作是什么，因为都是通过老乡介绍而来，老乡这个概念对他们非常重要。82.5%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寻求个人发展，在每天工作之外他们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面对书本。他们欠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认识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的能力。
周子书也对社区附近地上青年的需求作了调查。由于地处国际化的望京地区，中央美院和798艺术区都在附近，居住了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些人想要通过一个平台用有趣的方式去和地下室的年轻人交流，而不是通过特别正式的慈善行为。他们表达了想要拥有个人梦幻空间的需求，诸如私人电影院、冥想空间和哭泣室等。尤其是50多名美院将要毕业的学生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希望在本社区寻找可临时出租的工作室，想把地下室当作秘密基地，但前提是环境必须得到改善。
周子书认为，“地下室的物理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居住的，我们希望农民工早日摆脱地下室，让空出来的地下室发展新的功能，能够让年轻农民工、房东、政府和当地居民，在这个空间达到一个社会空间的正义，这是我整个项目的核心。”
打造技能交换平台
周子书的想法很高大上——把这个空间打造成一个技能交换平台，让成功的北漂族和正在努力奋斗的地下室北漂群体，通过技能交换来构建城市群体间的信任。
夏都花园的锅炉工小严想做平面设计师，去培训班学了三个月的photoshop之后，发现平面设计并不只是学习一个软件就能行的，在花费了9100元的培训费之后，他又做回了锅炉工。 能不能在地下室改造过程中做个“技能交换”实验？经过慎重考虑，周子书选择地下室常见的象征符号——晾衣绳和衣服挂钩来作为技能交换装置的视觉化语言。在屋子的中间悬挂一排晾衣钩，然后分别系上不同色彩的绳子，两边的墙上画出全国地图，体现老乡的概念。每交换一次技能，即可将属于自己范围的那根线系到对应的“标签”上，标签是个空白卡纸，上面有自己的姓名和可以交换的技能，通过交换次数的积累，中间的晾衣绳扇面状打开成为“屋顶”，原有墙的隔阂被打破，处在同一屋檐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周子书邀请地下室的居民来说说自己有什么技能值得交换时，他们都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修车，做足疗，做饭……而当问到地上居民这个问题时，大家都陷入迷茫。
和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不一样，地下室的技能交换只是手段，周子书并不指望一次交换就能教会彼此一项技能。他更希望测试地上地下交流的可能性，以及在技能交换的过程中，地上和地下的藩篱会被打破，社会资本在一点一点重新建立。
想要找到需求吻合的配对并不容易，周子书和林木村发动了身边的朋友。项目开展至今也只进行过两次技能交换。刘青想开淘宝店，周子书找来自己的师妹小李，用刘青的话说，见过两次面，小李把申请开店、开店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教给了他，还留下了一个开店的说明文档，至今还存在他的电脑里。刘青说自己没有什么擅长的，只能唱首歌。同时答应小李，以后等自己开了淘宝店，帮她代售商品。
史肖健来京5年，学的是挖掘机操作，换了4份职业——保安、服务员、厨师，现在是一家制服公司的销售员。家人责备他浮躁不安分，他自有主意，“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力的提升，这点销售比厨师强，虽然收入低点。” 虽然对此将信将疑，史肖健还是打算加入周子书的团队，周子书也邀请见证过这个项目发展的史肖健入伙，作为地下一方的代表，参与技能交换的运营。
25岁的足疗师小赵，不甘于困在足疗师的圈子里，曾经在职业高中学习计算机，想学软件设计。周子书辗转找到软件工程师周珂，周珂有心理学背景，想把心理治疗和理疗结合到一起。他们进行了一次交换，后来小赵知道了，软件开发并不适合他，他开始继续寻找其他的行业。
无论是技能交换，抑或是空间改造，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周子书想要的，或者说都市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地下社区。
周子书尝试过简易的私人电影院派对，和一家小型的电影社团在地下室里举行了一次私人电影院派对，共吸引了15人参与，两小时收入300元人民币。虽然钱不多，但考虑到地下室一个15平方米的大房间月租金是700元，这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运营商业模式。
“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只有盈利才能让它运转下去，而不是依靠商业品牌或是政府的投入运行。”
对于北京数量庞大的地下室而言，公益模式既不可复制，又无法持续。对于周子书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为这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找到新的使用模式，并且盈利。“否则房东又会把房间当成廉租房，我们将永远无法改变地下室的现状。”
工作室只是一种可能的商业模式，设计师出身的周子书野心勃勃：电影院、暗房、咖啡馆都有开发的可能性，将地下打造成跟地上大型社区媲美的世界，并且将这种模式从北京延伸到其他大都市，这才是目标。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管理学助理教授曹纪胤，很欣赏周子书地下室项目的情怀和野心，通过帮助现在住在地下室的人和从地下室走出去的人建立联系，为底层居民提供向上层流动改善生活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流动性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基础指标。”
改造地下室，打造地下社区，周子书还没来得及搭建起一个具体的商业模型雏形，资本已经一拥而上：来自加州的天使投资人、北京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奥美公司，都对周子书表达了想要合作或投资的意愿。
“我现在不差钱，差时间。”周子书笑言。
（编辑·王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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