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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新闻周刊》的封面讲：“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他们”现在到底怎么了？
在跌宕起伏的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
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金融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澳洲报纸连日用“社会主义救美国”、“美国时代的终结──如今中国定调子”等极具轰动的标题；《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难道真成了拯救资本主义的上帝？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态度是什么？赞美声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同一词语的不同内涵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则欣喜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表示，西方人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就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凱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
警惕社会主义思潮的捧杀
金融危机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国有化”引发激烈争论，争论见诸媒体又往往伴随着耸动的标签——它们通过翻译（以及省略）抵达中国，这里的很多人并不在意标签后的具体争论，“社会主义”足够让他们感觉良好。
如果这些标签仅供怀念，或许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释放。但在王长江看来，一种旧的思潮正借着它们重新活跃起来，而这是需要警惕的。
很多人尚未注意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人认知和思想理念的影响。问题不在于美国和欧洲加强了国家干预，而在于它使很多中国人、特别可能是决策者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是不行的，政府干预是有效的；美国的制度是不灵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照着既定的方针走下去就是胜利。
人们对“人人社会主义”的论调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
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起点，处于不同的阶段，自由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失败，政府干预也没有完全胜利，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过度，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足。二者不可等而视之，更不可据此做出非此即彼的结论。
今夕何夕，以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拿来市场主义主动融入全球，反而是西方世界倨傲到家，总拿意识形态说事，在贸易上也是壁垒重重，横生波澜。不曾想大难来时却急切央求中国“英雄救美”，鼓吹“社会主义好”。中国切不可沾沾自喜，捧杀的温柔一刀比棒杀更有杀伤力。
“我看不出西方国家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王长江说，“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调控当作一种手段，左与右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按照需要随时调整。反倒是我们过于强调概念，把政策意识形态化。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甚至灭亡，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中国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某种危机已经显现，比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件，其中包含着政府监管不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认钱不顾命等多种问题，证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需要迫切地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型，从质量上刷新“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就是说要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反思经济危机、反思西方模式，不应该成为拒绝改革（尤其是政改）的借口。”王长江说。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亚洲大国，那么，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
金融危机已降，中国已经发挥了大国责任，一是中国对美国金融危机发出奥援喊话和支持；二是中国配合美国和欧洲央行联合降息；三是中国承诺保证中国金融机构的稳定；四是中国启动更深刻的农村改革，扩大内需，确保中国经济引擎的活力。中国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就是对全球尽了最大的责任。
应当特别指出，世界金融危机既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只是这方面需要做出重要调整。我们应当借此参与到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间去，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贡献。中国政府的新举措甚至可以帮助全球经济降低下行风险，渡过现在的艰难时期。
中国也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要“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
在各种政策调整中，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中国要进一步向法制市场经济迈进，防止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就要大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深化市场化改革。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本刊综合）
在跌宕起伏的金融海啸中，“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
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金融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澳洲报纸连日用“社会主义救美国”、“美国时代的终结──如今中国定调子”等极具轰动的标题；《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难道真成了拯救资本主义的上帝？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态度是什么？赞美声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同一词语的不同内涵
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在危机面前“每个都成了泥菩萨”的现实，一些人发出金融海啸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疑问，批评“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无遗”；一些评论家则欣喜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思，说他们开始严肃分析和讨论“为何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表示，西方人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西方人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指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就是二战后升级换代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凱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主张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方式扩大公共服务的“第三条道路”。
所以在金融海啸中，西方人所言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指经济国有化，是对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学者提出“向中国学习”，主要是指国有化的金融体制及其管制政策，当然也有乞求中国为他们的危机垫钱的意味。
警惕社会主义思潮的捧杀
金融危机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国有化”引发激烈争论，争论见诸媒体又往往伴随着耸动的标签——它们通过翻译（以及省略）抵达中国，这里的很多人并不在意标签后的具体争论，“社会主义”足够让他们感觉良好。
如果这些标签仅供怀念，或许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释放。但在王长江看来，一种旧的思潮正借着它们重新活跃起来，而这是需要警惕的。
很多人尚未注意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人认知和思想理念的影响。问题不在于美国和欧洲加强了国家干预，而在于它使很多中国人、特别可能是决策者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是不行的，政府干预是有效的；美国的制度是不灵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照着既定的方针走下去就是胜利。
人们对“人人社会主义”的论调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没有照搬西方体制、特别是抗拒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怀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前提下的盲目乐观，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安慰。
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制度上，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起点，处于不同的阶段，自由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失败，政府干预也没有完全胜利，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过度，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不足。二者不可等而视之，更不可据此做出非此即彼的结论。
今夕何夕，以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拿来市场主义主动融入全球，反而是西方世界倨傲到家，总拿意识形态说事，在贸易上也是壁垒重重，横生波澜。不曾想大难来时却急切央求中国“英雄救美”，鼓吹“社会主义好”。中国切不可沾沾自喜，捧杀的温柔一刀比棒杀更有杀伤力。
“我看不出西方国家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王长江说，“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调控当作一种手段，左与右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按照需要随时调整。反倒是我们过于强调概念，把政策意识形态化。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甚至灭亡，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中国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诚心的颂歌，而要借鉴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经验教训，搞好本国的改革，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
某种危机已经显现，比如食品安全和矿难事件，其中包含着政府监管不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官员腐败、执法不严、认钱不顾命等多种问题，证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需要迫切地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型，从质量上刷新“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就是说要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反思经济危机、反思西方模式，不应该成为拒绝改革（尤其是政改）的借口。”王长江说。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了一个亚洲大国，那么，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
金融危机已降，中国已经发挥了大国责任，一是中国对美国金融危机发出奥援喊话和支持；二是中国配合美国和欧洲央行联合降息；三是中国承诺保证中国金融机构的稳定；四是中国启动更深刻的农村改革，扩大内需，确保中国经济引擎的活力。中国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就是对全球尽了最大的责任。
应当特别指出，世界金融危机既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只是这方面需要做出重要调整。我们应当借此参与到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间去，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提升我们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贡献。中国政府的新举措甚至可以帮助全球经济降低下行风险，渡过现在的艰难时期。
中国也同样面临“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也要在穷富之间落实。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千百年来尚未解决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是要“再社会主义”、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战略。
在各种政策调整中，最重要的“中国制造”当属政治体制创新。中国要进一步向法制市场经济迈进，防止误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就要大力推进政治现代化，深化市场化改革。因此，中国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