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市委书记与不良政治生态,谁把谁拉下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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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名谦在衡阳一把手位置上的前任和后任,都承受了贪腐的恶果。

  正如童名谦当年受审时那句著名的“衡阳害了我,我也害了衡阳”,在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他面对大面积的贿选问题,“佛系”处理,将一个本就在政治生态方面伤痕累累的地方,带入了贪腐的深渊。
  童名谦在衡阳一把手位置上的前任和后任,都承受了贪腐的恶果。此后随着更多地方市委书记接连落马,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多,究竟是一把手带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还是地方的不良环境将官员拉下了水?

腐败交集带来的政治生态内伤


  9月4日,吉林省纪委监委宣布,吉林市人大常委會党组书记、主任李向东已自动投案。有个细节是,在4名先后落马的吉林市委原书记中,李向东与其中3任有工作交集。
  2005年,李向东任吉林市政府秘书长,当时的市长为徐建一,后来徐建一出任吉林市委书记,不到半年,李向东任吉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徐建一调离吉林后(2015年在一汽集团总经理任上被查),2008年1月,周化辰到吉林市接替徐建一,李向东则继续担任市委秘书长,周化辰也于10年后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上落马。
  后来,李向东与赵静波在一个班子中共事8年,直到2017年赵静波调离,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而后于今年4月落马。
  事实上,查阅众多连续落马的市委书记就能发现,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交集,甚至是腐败圈子。早年间,连续落马三任市委书记的茂名,曝出惊天窝案,广东省纪委形容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这样的情况至今还存在。
  有市委书记接连落马的地方,该地似乎难逃腐败重灾区的宿命。比如昆明,12年间有4任市委书记落马,其中3任是连着的。仇和的继任者张田欣于2014年7月被断崖式降级,高劲松上任后,当了半年市委书记就落马了。
  仇和后来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任上被查,云南省级层面也开始有反腐大动作。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云南开展巡视“回头看”时曾表示,云南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严,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不彻底,政商关系不清,政治生态遭到破坏。随着秦光荣主动投案,十八大以来,已有6个在云南有重要任职经历的省部级落马官员,包括两任省委书记。
  一把手往往带坏一个地方,从一些下属和部门就可见一斑。在吉林四平市,不仅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2017年12月,三任市长接连落马竟不超过半个月,副市长早前也落马。据统计,四年内该市一共12名官员被查。
  在贪腐成性的市委书记治下,一些地方的公安、交通和城建等部门就成了某些媒体口中“高危部门”。在太原,申维辰和陈川平任职期间,有三任公安局长落马。执掌江苏连云港公安局8年之久的陆云飞,则在“送走”两任市委书记后一个月,就紧跟着被查。
  近些年,河南的反腐败形势严峻,其省内已有开封、焦作和三门峡出现市委书记接连落马的情况,且“传染”到了省级层面。该省最大的国有企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两任一把手被查,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该省交通厅四任厅长在任上落马。
  这些一把手给地方带来的政治生态“内伤”,从近日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的刊文中可以解读一二。他表示,一些干部缺乏政治安全感,对政治污染的容忍度过高,一些干部或选择明哲保身,或遵守“潜规则”,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政治生态长期受损,一些干部长期深受余毒影响,在威权和亲情、族群利益面前,无视党纪国法,不知敬畏,缺乏被监督的自觉和意识。

双向“污染”


  灵宝,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县级市,2018年至今已有包括两任市委书记在内的至少22名前任或现任官员落马或被判刑。可管辖灵宝的三门峡已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落马。
  2014年8月,连子恒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任上被查,此前,他在三门峡担任市长、市委书记长达7年。
  连子恒被查前一个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河南省领导班子的反馈中指出,河南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有媒体透露,连子恒主政期间的三门峡,是买官卖官问题异常突出的地区。
  当年连子恒调离三门峡后,继任者杨树平和赵海燕相继步了前任的后尘。赵海燕掌舵三门峡期间,选人用人乱象更为严重,坊间甚至称她为“卖官书记”,上任一年,就调整处级干部近百人。判决书显示,有下属先后9次到赵海燕办公室送了1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6月,她的丈夫——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张锦同被调查。
  事实上,几乎所有对落马市委书记的官方通报中,都涉及选人用人问题。有领导干部表示,不良政治生态尤其是用人导向的扭曲,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和连锁反应。一些察言观色、能跑会送的投机型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但与此同时,贪腐者个人的因素不可忽视。纵观众多官方通报和司法判决,这些落马市委书记的一个共同点是走到哪里贪腐到哪里,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除了组织人事方面,落马市委书记的腐败领域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土地规划、项目审批、贷款融资、干预司法、国有产权转让等领域,并呈现复合化。
  申维辰的贪腐时间从1992年到2014年,时间跨度长达22年。此外,像吕梁市委原书记聂春玉,淮南市委原书记陈世礼、方西屏,三门峡市委原书记连子恒等,均在多个岗位上都存在贪腐行为,且多数是在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发生的。
  山西官场重建时,吕梁作为“重灾区”,迎来省级机关的副厅级干部先后“空降”到此,担任重要职务。其中最显眼的是马文革。2015年3月,他从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吕梁市委常委、孝义市委书记,却在3年后被查。对此,媒体用5个字评价他:人是会变的。   新华社曾专门刊发过《山西吕梁反腐报告》,称大量煤炭挖掘造成一些地方自然地质塌陷的同时,这片土地更因资源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勾结,形成了可怕的“黑金”现象,一座英雄城市被“黑金”坏了名声。
  但早在担任孝义市委书记之前,马文革就已经存在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2009年9月,有企业主出资1000万元委托马文革投资股票,双方口头约定获利分成。
  贪腐官员与不良环境,往往是双向“污染”。
  甚至有的市委书记,还真在同一件事上做到了“前腐后继”。10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其中包括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丹东市政协原副主席杨乃文、凤城市委原书记高峻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
  去年,辽宁省公安厅通过异地调警成功侦破该案,共抓获涉案人员75名,查实包括两起持枪杀人案在内的犯罪案件27起,查封土地140处,扣押、冻结各项资产折合人民币88亿余元。
  再说他们的“保护伞”,刘胜军、杨乃文二人先后任东港市委书记,曾搭班子7年时间。2011年,时任东港市长刘胜军升任市委书记,市长一职由杨乃文接替。2016年,刘胜军离任市委书记后,再次由杨乃文接替。2018年,两人相继落马。

谁来监督地方一把手


  前腐后继,不是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特例。
  去年8月10日,一所吉林省属高校前后两任党委书记落马的通报上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头条”:吉林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晓春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前任、原党委书记任凤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吉林白城师范学院前后两任党委书记刘晓春落马。
吉林白城师范学院前后两任党委书记任凤春落马。

  走出“前腐后继”怪圈,净化政治生态很重要,首先就要除恶务尽,有腐必惩。
  11月26日,离开公众视野许久的山西吕梁市原副市长刘永平被宣布“双开”,原因总结起来就俩字——行贿,他已经是吕梁这两年因行贿被处分的第三名厅官。去年,黑龙江省纪委也集中通报了向大庆市委原书记行贿的三人,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号更加明确。
  此外,各类制度还要进一步完善。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两任原院长先后落马后,当地在“以案促改”中将整改重点放在了综合医改上,并持续跟进了医保支付方式、人事薪酬制度、药械招标采购、综合监督管理、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配套改革,效果显著。
  地方一把手“前腐后继”,更暴露出对一把手监督的薄弱。
  对此,不少地方也做出了尝试。如 “空降”官员“换血清污”。“空降”一把手作为外来干部,手持“尚方宝剑”,整治政治生态也更能放得开手脚。但如何防止新官与当地政治生态相互“污染”,仍是个难题。
  当年在经历了厅长“三连倒”后,河南曾将原省计委副主任安惠元空降至交通厅担任厅长,此后安惠元升任河南省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然而,从安阳原市长任上前往省交通厅接替安惠元的董永安,却于3年后落马。
  明晰、规范一把手的权力,是诸多学者指出的治理关键。在策略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杜治洲认为,要明确划定一把手的权力界限,使权力在能量上从无限到有限,在边界上从暧昧模糊到清晰可见。
  关于监督的具体方式,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目前巡视巡察较为有效。但要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不仅要完善巡视巡察制度,同时在制度层面要发挥民主决策机制的作用,“比如以民主生活会等方式监督一把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则建议,要对一把手适当分权、限权,“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同时,要加大监督力度,强化监督网络,疏通和拓宽举报渠道;并用法律、制度把好用人关口,把防线前移、形成防腐屏障,防止“帶病提拔”;腐败问题一旦发现,就要一追到底。
  不过,由于一把手腐败牵涉面广,清污重建政治生态的工作极易受到各种阻力和挑战。
  河南信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长根落马牵出30多名买官者,其买官行为及贿款均作为重要的犯罪情节与证据,出现在李长根的有罪判决书中。但在判决书中,这些行贿者的完整姓名皆被隐去。有群众依法申请公开相关信息被拒绝后,将信阳市公安局诉至法院,截至发稿还没有下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加强一把手的监督、杜绝“前腐后继”,决心坚定不移,措施雷厉风行,成效十分显著。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
  有理由相信,上述监督手段、监督方法、监督机制将形成一张天网,使贪腐的一把手早现形、早受惩,使一地的政治生态清澈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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