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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年轻人的婚恋状况再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多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逐渐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正在成为离婚的主力军，三十而立也被戏谑调侃成了“三十而离”。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晚婚晚育已经是常态，连离婚似乎也是稀松平常。尤其是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离婚已经快要和结婚一样正常。上海市2020年登记结婚的数量为9.2万对，登记离婚的数量为6万对。也就是说几乎每三个人结婚，就有两个人离婚。
从历史数据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离婚率越高，且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除了离婚率逐年走高之外，初婚年龄也有所推迟，结婚人数和新生人口数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多数经济体都出现过经济越发达结婚和生育率反而越下滑的情况，在中国同样有这种现象。
民政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人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人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粗结婚率的下滑反映了人们整体结婚比例的下降，而离婚、复婚、再婚则表明人们的婚恋观念更为开放了。
分地区来看，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更低。例如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相比较之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结婚率则普遍更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过全国6.6‰的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为9.9‰、9.6‰和8.8‰，位居前三。这种区域性的差距和经济发达地区年轻人生存竞争压力更大脱不了关系。调查显示，住房、子女教育，以及养老、医疗等问题是年轻人结婚时最大的顾虑。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高养老支出、高医疗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年—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方米上涨至8544元/平方米。2004年—2018年中國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了50%。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许多年轻人“惧婚”，无法承担起组建家庭的重大责任。
除了高房价所带来的压力之外，教育成本的明显攀升，也是许多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在许多大城市，房子、户口、学区等限制因素让教育资源的获取变得成本高昂，给年轻人结婚生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改革，孩子的教育责任反倒更多地压到了家长头上，“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
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最后，由于多数90后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结婚往往意味着要肩负照顾双方父母4个老人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经济压力，更会占据年轻人大量的精力。目前国内的养老产业还不完善，这意味着子女必须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尤其是当老人生病后，子女可能不得不放下工作来照顾老人，而这将进一步加大家庭的经济压力。这种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全靠两个年轻人的家庭结构，年轻人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种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原因使得现在的年轻人倾向于推迟婚姻，减少生育。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初婚时间越来越迟。25岁—29岁已经接替20岁—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2005年—2019年，20岁—24岁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47.0%降至19.7%，25岁—29岁结婚人数占比则从34.3%升至34.6%。
虽然结婚越来越迟，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对待婚姻更加成熟和稳重。数据显示，我国离婚人数从1987年开始便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中，截至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离婚率上升的成因是多个方面的，其中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受教育年龄与结婚年龄之间存在直接关联。90后一代正好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多阶段，招录人数均有大幅增加，这使得90后的受教育时间增长，相应的结婚年龄也就往后推迟了。
由于90后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也更加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在婚姻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2017年，学校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也使得女性对于婚姻质量的要求更高，从而也影响了结婚年龄，2000年—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及以下学历女性未婚率的5%。
經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案件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这些数据表明，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占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也更加敢于面对婚姻的失败。
当然，社会思潮的影响也不容忽略。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家庭暴力、支持追求个人幸福、客观理性看待离婚等社会共识也是近年来离婚越来越普遍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社会也更加包容，离婚不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90后的婚姻状况不仅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势必产生各种连锁反应。
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不可避免的将受到影响。研究显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2015年中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岁—29岁。并且，1990年—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从14.0%增至32.3%。
在2011年国家开始逐步放宽生育限制之后，新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2016年初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当年新生人口数量达到近十几年的峰值，为1786万人。然而政策的刺激并未完全扭转新生人口数下滑的趋势，2019年全国新生人口数据跌至1465万，2020年可能还将进一步降低。公安部日前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国家统计局的准确，但是和往年同口径数据相比，仍减少了175万，这或许预示了2020年的新生人口也将出现较大下降。
人口生育率下降不仅可能带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大社会的养老压力。
如果即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90后的婚姻、家庭不稳定，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晚婚晚育已经是常态，连离婚似乎也是稀松平常。尤其是东部一些发达地区，离婚已经快要和结婚一样正常。上海市2020年登记结婚的数量为9.2万对，登记离婚的数量为6万对。也就是说几乎每三个人结婚，就有两个人离婚。
从历史数据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离婚率越高，且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除了离婚率逐年走高之外，初婚年龄也有所推迟，结婚人数和新生人口数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结婚越来越少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多数经济体都出现过经济越发达结婚和生育率反而越下滑的情况，在中国同样有这种现象。
民政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人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人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粗结婚率的下滑反映了人们整体结婚比例的下降，而离婚、复婚、再婚则表明人们的婚恋观念更为开放了。
分地区来看，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更低。例如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相比较之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结婚率则普遍更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过全国6.6‰的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为9.9‰、9.6‰和8.8‰，位居前三。这种区域性的差距和经济发达地区年轻人生存竞争压力更大脱不了关系。调查显示，住房、子女教育，以及养老、医疗等问题是年轻人结婚时最大的顾虑。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高养老支出、高医疗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年—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方米上涨至8544元/平方米。2004年—2018年中國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了50%。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许多年轻人“惧婚”，无法承担起组建家庭的重大责任。
除了高房价所带来的压力之外，教育成本的明显攀升，也是许多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在许多大城市，房子、户口、学区等限制因素让教育资源的获取变得成本高昂，给年轻人结婚生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义务教育改革，孩子的教育责任反倒更多地压到了家长头上，“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
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最后，由于多数90后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结婚往往意味着要肩负照顾双方父母4个老人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经济压力，更会占据年轻人大量的精力。目前国内的养老产业还不完善，这意味着子女必须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尤其是当老人生病后，子女可能不得不放下工作来照顾老人，而这将进一步加大家庭的经济压力。这种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全靠两个年轻人的家庭结构，年轻人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种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原因使得现在的年轻人倾向于推迟婚姻，减少生育。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初婚时间越来越迟。25岁—29岁已经接替20岁—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2005年—2019年，20岁—24岁结婚登记人数占比从47.0%降至19.7%，25岁—29岁结婚人数占比则从34.3%升至34.6%。
离婚越来越多
虽然结婚越来越迟，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对待婚姻更加成熟和稳重。数据显示，我国离婚人数从1987年开始便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中，截至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离婚率上升的成因是多个方面的，其中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受教育年龄与结婚年龄之间存在直接关联。90后一代正好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多阶段，招录人数均有大幅增加，这使得90后的受教育时间增长，相应的结婚年龄也就往后推迟了。
由于90后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也更加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在婚姻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2017年，学校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也使得女性对于婚姻质量的要求更高，从而也影响了结婚年龄，2000年—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及以下学历女性未婚率的5%。
經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案件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这些数据表明，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占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也更加敢于面对婚姻的失败。
当然，社会思潮的影响也不容忽略。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家庭暴力、支持追求个人幸福、客观理性看待离婚等社会共识也是近年来离婚越来越普遍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社会也更加包容，离婚不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三十而离”的隐忧
90后的婚姻状况不仅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势必产生各种连锁反应。
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不可避免的将受到影响。研究显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2015年中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岁—29岁。并且，1990年—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从14.0%增至32.3%。
在2011年国家开始逐步放宽生育限制之后，新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2016年初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当年新生人口数量达到近十几年的峰值，为1786万人。然而政策的刺激并未完全扭转新生人口数下滑的趋势，2019年全国新生人口数据跌至1465万，2020年可能还将进一步降低。公安部日前发布的《二〇二〇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人。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国家统计局的准确，但是和往年同口径数据相比，仍减少了175万，这或许预示了2020年的新生人口也将出现较大下降。
人口生育率下降不仅可能带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还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大社会的养老压力。
如果即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90后的婚姻、家庭不稳定，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思。